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

先秦宗族史研究的动向

宗族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根据发展阶段、组织形态、社会功能的不同，大陆历史上的宗族大略可划分为五类：上古分封社会中的宗族、中古士族制下的宗族、宋元科举制下的宗族、明清祠堂族长制宗族、近现代社会的宗族。其中，先秦时期是大陆古代宗族的起源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宗族在表现特征和组织形态上都有别于后世。近些年，专门从事先秦宗族史研究的学者日趋增多，研究的视角、内容和深度都较先前有了明显进步。

从事先秦宗族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将关注点放在几项主要的宗族制度上：宗法等级制、继承制度、婚姻制度、姓氏制度、宗庙祭祀制度、族墓地制度等。这些制度层面的研究，注重寻找宗族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不同时段宗族形态的特点，进而试图揭示商周时期宗族的社会功能和动态进化过程。仅以先秦姓氏制度为例，近些年的研究专著就有赵艳霞《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四部，而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论著对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时期的姓氏制度无疑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也应该看到，前辈学者对先秦宗族及其制度的研究，过多追求对某项制度“通史”式的考察，偏重制度却忽视个案，强调整体而忽视区域和微观，这种缺陷在东周宗族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春秋战国是交织着变动和革新的时期。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大国之对峙，使不同地区和国别的宗族组织出现相对独立发展的局面，导致他们的宗族形态、宗族结构、宗族政策各具特色。

近人孙曜撰写《春秋时代之世族》，目的之一即揭示“各国世族之特质”，然其结构足够宏大，论述却宥于粗浅。朱凤瀚先生《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是目前研究先秦宗族的最重要著作。商代和西周的宗族考述占据该书大量篇幅，而东周宗族的研究未按国家、地区或族别加以分类，使其归纳的特点和得出的结论相对宽泛，研讨深度不及商、西周。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开始按区域和族别来研究东周时期的宗族。例如，逄振镐先生《山东古国与姓氏》，考辨先秦时期存在于今山东地区的宗族，就其族姓、封邑、流徙、兴亡等进行系统考察，加深了对该区域早期历史与文化的认识；白国红先生《春秋晋国赵氏研究》，通过细致分析赵氏的发展源流及其与晋公族及诸卿大夫家族关系的变化，剖析了“晋国社会乃至春秋政治格局的发展脉络与变化实质”；陈韵《春秋齐之国高二氏谱系研究》，系统考察春秋时期齐国之国、高两大族的源起、世系，辨析前代谱系著作中的讹误、异文，多有创见。

至于东周时期楚国宗族，虽然已经有一些个案探讨，如下文将要介绍到的张君、李零、蒲百瑞等学者的研究，但缺乏对楚国宗族的族源、采邑、世系、流徙、兴亡等做全面考察，更不用谈对楚国的宗族结构、宗族政策等进行深入剖析了。迄今，楚文化考古的丰富成果和楚文字研究的持续进展，为系统探讨楚国宗族及其制度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考古发现对楚国宗族研究的推动

由于传世典籍的缺略和关注视野之局限，先秦宗族史的研究在较长时间段陷入止步不前的窘境。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20世纪初以降，随着大陆现代考古事业的勃兴，过去关于姓氏“茫不可考”“安所质究”的状况得到极大改观。

楚国宗族研究的展开和繁荣，受益于众多重要的楚文化考古发现。从宗族史研究的角度，大概可将这些考古资料分成两类。

一类是承载各种宗族信息的文字材料，包括金文资料、简牍文献等。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尽管趋于简单化，但一般都还刻有作器者的氏名，个别器铭还标注其家族出身或作器背景。目前发现的楚国有铭铜器主要有淅川下寺、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铜器群，襄阳山湾M33、M23铜器群，南阳西关彭氏家族墓铜器群，崇源铜器，寿县楚幽王墓铜器群等。此外还有楚燕客铜量、楚屈叔佗戈、楚屈子赤目簠、楚屈喜戈、鄂君启节、“楚子某”器等一批重要的有铭铜器。这些铜铭资料不仅记载有薳氏、屈氏、沈尹氏等楚芈姓公族，还涉及彭氏、邓氏、潘氏、申氏等外来宗族。

楚地出土简牍资料的年代集中在战国时期，包括曾侯乙墓竹简、包山二号墓楚简、天星观一号墓楚简、望山一号墓楚简、葛陵楚墓竹简等。据统计，包山简记录了“约140个姓氏及数量近千的人名，这些姓氏及人名是研究当时姓氏制度及称谓的重要资料”。包山简、葛陵简中的祭祖简揭示了昭氏家族的始封、早期世系和族支分化，对研究楚国昭氏宗族极有帮助。望山简、天星观简分别记录了悼氏、潘氏的族氏谱系信息，同样具有弥补文献缺漏的重要价值。曾侯乙简则记载了一定数量的楚国各级官吏及其名号。

此外，上博简《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君人者何必安哉》《命》《王居》《成王为城濮之行》《陈公治兵》等佚篇，近年公布的清华简《楚居》《系年》《良臣》《子仪》等篇，均涉及楚国宗族史事或人物，亦不容忽视。学界对上述出土文献资料已有的研究，包括文字释读、内容解析、材料年代及历史背景的判定、历史地理内涵的发掘等，为进一步开展楚国宗族史的研讨打下了较好基础。

另一类是已公布的楚国家族墓地资料。较著名者有淅川下寺、和尚岭、徐家岭薳氏墓地，南阳西关彭氏墓地，以及襄阳山湾墓群、新蔡葛陵楚墓、江陵天星观楚墓、江陵望山楚墓、信阳长台关楚墓、荆门包山墓群、寿县楚幽王墓等。这些楚国同姓或异姓贵族的墓葬资料，包含墓葬选址、空间布局、形制葬俗、器物组合等多方面的信息，对探讨楚国宗族的埋葬制度、封邑地望、组织规模、兴衰历程等都有重要启示。

新发现造就新学问。楚文化考古的成果，不仅对解决学者们一向关注的姓氏源流、族系分化等问题颇有助益，同时也能推动宗族结构、政治地理、族墓地制度等研究领域的深入开展。

本文由孙莉、张亚娜摘编自 田成方 著 《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绪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