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双春（湖南大学教授）
不少青年教师常常因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学科专业、学生志趣与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失配等问题，产生要不要换研究领域（简单说跨界）的困惑。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可能是读博期间从事的是依赖高精尖仪器设备的实验研究，博士毕业后入职的工作单位充其量只能满足“电脑里面种庄稼”的这类情况。
此外，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科研人员往往会产生类似旅游的“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看看”的内在动力。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相对而言，对博士毕业离开导师后刚独立开展工作的青年教师来说，要不要换研究领域的问题更紧迫、更关键。
决定要不要换、怎么换研究领域的最重要考量是什么？
统计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1796年—1874年）发明“平均人”（Average Man）概念的故事兴许对我们有启发。
一
凯特勒被誉为19世纪比利时的通才。他23岁便获得比利时根特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数学博士学位。
如同今天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年轻博士一样，凯特勒渴望得到认可，最好将来名垂青史。他崇拜牛顿，惊叹于牛顿发现宇宙运行规律的方式，即从物质和时间的混乱中提取有序原理。
凯特勒想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而要取得牛顿那样的成就，他认为搞数学希望不大，最好的机会是在天文学领域。所以，他虽然获数学博士学位，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决定改做天文学研究。
如何才能在天文学领域做出牛顿级成果？
观察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拥有一个天文台是开展天文学领域重要研究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凯特勒需要一个天文台，胜过今天的一位纳米科学家需要一台电镜。
一个年纪轻轻刚毕业的博士，而且是一位数学博士，居然想建一个天文台——拥有一个天文台是当时一个国家科学地位的重要标志——这即使不算天方夜谭，在今天看来至少也不大可能得到支持。
1823年，时年27岁的凯特勒试图说服当时统治比利时的荷兰政府在布鲁塞尔建一个天文台。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仅如愿以偿，还被任命为天文台台长。
凯特勒开启了人生第一次跨界研究。
二
建天文台对凯特勒来说是新鲜事物。他只好老老实实从零开始，边学边做。
凯特勒遍访欧洲各天文台，并学习最新的天文观测方法。1830年，当他结束欧洲之旅、沉浸在即将大显身手的喜悦之中时，他得到一个不幸消息：比利时陷入了革命，布鲁塞尔天文台被叛军占领。
像众多科学家一样，凯特勒从不关心政治或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潜心自己的研究。他坚持与任何社会骚乱保持距离，认为这样的骚乱与他崇高的科研工作毫不相干。
但是，当爆发的革命影响了他的天文台时，凯特勒突然感觉人类社会的行为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他又深切感觉现代社会似乎完全不可预测，人类行为好像不遵循任何明显的规则，就像在牛顿之前宇宙是如此的难以捉摸。
凯特勒不知道革命将持续多久，革命结束了新政府还会不会支持建天文台，即使支持建天文台是否允许他继续担任台长。
或许是他感觉建天文台彻底无望了，他决定再次跨界，回归到不依赖高大上仪器设备的研究。
三
凯特勒的老本行数学并不依赖高大上仪器设备，但他并不想重操旧业。
他想利用最近几年掌握的天文学方法研究人，因为当他正在深思这场革命可能终结他的职业抱负时，突然有了灵感：有可能建立一种管理社会的科学吗？
他一直在研究如何识别天堂中隐藏的模式，能不能用同样的科学来发现隐藏在混乱的社会行为中的模式呢？
凯特勒为自己设定了新目标：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牛顿。
在他心中，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他的决定最终导致了一场社会学领域的革命。尤其是他发明的“平均人”概念，解释了诸多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
他的这次跨界，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当时，欧洲正掀起历史上第一次“大数据”浪潮，各国在19世纪初开始制作和出版大量有关其公民的数据，如每月的出生和死亡数、犯罪数及每个城市的发病人数，但没有人知道如何有效解释这种数字的大杂烩。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数据太凌乱，没法分析。
凯特勒决定将天文学方法运用于这样的数字分析。他首先分析了一组发表在《爱丁堡医学杂志》上的数据——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尺寸。他把每个测量值加起来，然后除以士兵总数，结果刚好超过39.75英寸。
得到这个数字的办法现在看来相当简单，但其意义非凡。它是科学家第一次计算出人类某个特征的平均值，并由此带来重大科学问题：这种平均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是正常人胸围大小的一个粗略指数？是一个随机选择的人的胸围尺寸的一种估计？或者在数字背后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含义？
天文学家认为，对一个天体的每次测量（如一个科学家对土星速度的测量）总是包含了一些误差，但通过使用平均测量，可以减少一组测量（如许多不同科学家测量或某个科学家多次测量的土星速度）的总误差，得到真实值。
凯特勒将同样的思维用于对“人类平均值”的解释：每个士兵的胸围尺寸代表一个自然发生的“误差”实例，而平均胸围代表“真实”士兵的胸围。
所谓“真实”士兵是指一个完美形态的士兵，没有任何物理瑕疵或损伤。
这是关于“人类平均值”的第一次科学解释。毫不奇怪，它是从天文观测中孕育出的概念。
凯特勒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遵循同样的推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的某种宇宙模板的一个有缺陷的复制品。他把这种模板称为“平均人”。
尽管今天被描述为“平均”的人（如平常人）暗指不怎么样或有不足，但在凯特勒看来，“平均人”是完美本身，是自然界期望的一种理想人，没有误差，而一切不同于“平均人”比例和条件的方面，将构成畸形或疾病。例如某人体检指标偏离“平均人”，提示其可能患有疾病。
凯特勒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最接近“平均人”的人；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偏离“平均人”的程度越小，那么这个社会的矛盾越缓和。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奇葩”越少越稳定。
凯特勒的理论影响了诸多领域。
例如，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受他的启发，创立了气体力学的经典理论；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斯诺（John Snow）用他的理论在伦敦抗击霍乱，拉开公共卫生领域的序幕；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Wilhelm Wundt）读了他的文章后宣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统计平均中学到的心理学比从所有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除外）那里学到的多得多。
四
不难发现，凯特勒决定要不要换、怎么换研究领域的一切考量只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如果没有为自己树立要成为牛顿式人物的目标，并致力于研究能成就这种目标的问题，就不大可能两次换研究领域。
现实中，不少青年教师是“基础控”和“条件控”，即选择研究领域时受基础/条件控制，不敢越雷池（自己原来的研究领域）半步。
但在凯特勒眼里，相对于问题和目标，基础和条件根本不值一提。可以想象，如果纠结于基础和条件，他可能要么一辈子死守数学领域，要么至死都在为天文台劳心费力。
凯特勒的考量在顶尖科学家中有普遍性。
《物理世界》曾发表一篇文章，探讨诺奖得主为什么喜欢远离人群（Why Nobel laureates love to leave the herd）。文章指出，许多诺奖得主在得奖前许多年就喜欢远离人群（本质上是放弃热门研究领域），得奖后，利用诺奖带来的自由，又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相当于进入“无人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背后的驱动力量或许是，“无人区”更可能产生诺奖级成果。
我们也许没有凯特勒和众多诺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那样的雄心壮志，但他们在研究领域选择上的考量值得我们借鉴。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其《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一书中这样告诫我们：
最好离热门研究远点，“在你给自己做长期规划之前，请记住那些领域已经人才济济，你只是一个新人，恐怕只能扮演一群受勋将领麾下的小卒”。
选择尚无人问津的领域，“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孤单，充满不安全感，但是在其他一切都相同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地方，你更有机会崭露头角，及早体验获得科学新发现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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