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中，东北军向来是个不可忽视的团体，从两次直奉大战到后来的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东北军巅峰时期可以横跨半个中国，然而，在张作霖去世后东北军的影响力便大不如前了。
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他巅峰时期也手握重权，可他此生最大的失误，便是没有将于学忠推到核心位置上。
纷争下的东北军
东北军内部的派系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生死存亡。
其中，杨宇霆的士官派、郭松龄的陆大派以及跟随张作霖的老派等都是东北军内部的重要势力，张学良上台后就必须要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杨宇霆被枪毙在老虎厅、郭松龄也举兵反奉身亡，可剩下的人大多垂垂老矣，他们曾誓死效忠张作霖的势力，也并不清楚张学良到底有多大本事。
张学良手下的新派系中，有一个人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便是号称“第一大将”的于学忠。
于学忠可谓戎马一生，他早在13岁时就跟随父亲留在军营之中，把战场当成自己的家。
1921年秋川鄂战起，于学忠专门求见吴佩孚，讲述了自己的反攻计划，此举得到了吴佩孚的赏识，后来于学忠浴血奋战5个昼夜立下赫赫战功，吴佩孚直接将他提拔为团长。
不久后吴佩孚手下的18混成旅旅长被撤职，于是于学忠就顺理成章成为这支部队的少将旅长。
可是对于于学忠而言，他的人生之路完全要看吴佩孚混得怎么样，到了1926年北伐军一路杀到了湖南，吴佩孚狼狈地逃到了河南境内，眼见大势已去，他又想到了于学忠。
一日夜间，吴佩孚推开了于学忠的帐帘，对他说：“我的部队就全部交给你了，你可以去投奔张学良，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投奔蒋介石。”
此时张学良已经率部进入河南境内，那会的他也对人才十分渴望，得知消息后便去找人与于学忠联系。
由于吴佩孚事先有过交待，再加上张学良的态度很积极，于学忠就这么带着人马转到张学良麾下，张作霖还亲自见了于学忠，对他说：“你不是外人，我知道你所有过去的事情，希望也能那样对待我，所有事情都能够商量着来。”
而于学忠与张学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西单张学良官邸内，见面后的双方一见如故，特别是张学良对于学忠的用兵之道深感安心，军务上的事情完全都是于学忠全权负责。
那会，张作霖还能站在最高位协调一切，没想到1928年老帅被炸死，张学良执政后，于学忠也被调到了山海关。
于学忠所展现出的非凡军事才干使得张学良大为震惊，在他的推荐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还将于学忠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兼51军军长。
中原大战时，于学忠还对张学良说过：“我们入关调停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出关到河北和察哈尔等地，不直接与阎锡山发生冲突，力主洽谈，只要他能够撤出河北就行；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直接攻打，抽调精锐兵力直逼大同。”
在前线战场热火朝天的时候，蒋介石还给于学忠写过亲笔信，希望通过高官厚禄的方式收买于学忠，让他叛张投蒋。
而于学忠也充分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第一时间就把信给蒋介石看；于学忠给蒋介石的回信也言简意赅：我的顶头上司就是张学良，唯张学良之命是从。
在收买不成后，蒋介石又把目光聚焦在于学忠麾下的老部下马延福，马延福跑去劝说于学忠，后者仍无动于衷。
对于蒋介石的这些伎俩，张学良也不好发作，只能看管好手下这些人才。
其实，张学良与蒋介石都知道于学忠是个好好培养后能服众的人，若是将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发挥出来，那么东北军的战斗力也会直线上升，奈何当时留给张学良的时间实在不多，他需要处理的事情又太多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寇占领，中国的土地上就这么多了个伪政权。
面对这种情况，于学忠无比愤恨，他曾当着众人的面说过：“甲午战争中，我的父亲曾同日寇殊死战斗，我于学忠决不能辱没先人；当年为了抗击倭寇，将一切置之度外，我崇拜他，这也是我选择从军的一大主要原因。”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张学良完全可以将于学忠捧到台前，因为他也不受蒋介石制约，于学忠缺乏的绝非才干，而是威信，尤其是那些军中的元老，怎么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服从并不是个容易的问题。
长城抗战时于学忠还在担任51军军长兼华北第一军团总指挥，可在热河失陷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这种政治手段被于学忠一眼看破，他非常讨厌蒋介石这种嫁祸于人的方式。
因此，于学忠找到张学良陈述利弊，他明确表示：“一旦出国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可以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旧部讨蒋，必要时也可实行兵谏。”
只是这些话张学良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他只是将军事上的事情全部交给于学忠，至于政治方面还是他自己定夺。
就这样张学良离开东北出国，有老朋友还问：“于学忠也不是东北人，他的兵权太大了，能不能靠得住？”
张学良点了点头：“在东北军中他是最靠谱的，只能靠他了。”
日本人也发现了于学忠的恐怖之处，甚至还派出暗杀队，这些暗杀活动全部被于学忠破获。
在用人这件事上，张学良并没有看走眼，于学忠也践行着自己的忠诚，奈何张学良在自己还有很大权力的时候并没有树立起以于学忠为核心的东北军集团，因此，军队内部也普遍只认张学良。
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就在筹备如何殊死一搏，那会于学忠人在兰州指挥部队，他知道：支援统帅的日子到了。
于学忠本该有更大作为
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特意将于学忠叫到西安听取意见，一向行事果断的于学忠在这样的关头也陷入了沉思，他也很清楚，若是这件事有个什么变数，那么张学良必然会栽在蒋介石的手上。
尽管不同意张学良这么干，他还是认为“服从统帅的命令是天职”，于是他回到兰州后就筹备起策应活动。
因此，那段时间除了有个西安事变外，还同样有个兰州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于学忠指示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51军参谋长刘忠干等人派出部队将国民党中央驻兰州甘肃绥靖公署的武装缴下，那些驻兰州的胡宗南部、甘肃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警察、宪兵全部被解除武装，为了能合理解决问题，于学忠还特意同中共叶剑英、刘伯承等人接触，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在熟悉中共的抗战思想后，于学忠还劝说张学良：“要尊重共产党的意见，周先生的话我们也要多听一听。”
毛主席还曾派出过彭雪枫将亲笔信送到于学忠手里，信中提到于将军爱国，应当建立起统一战线对外。
当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整个东北军的指挥权已经落到了于学忠的手里。
但是，张学良没有解决好的事情，渐渐也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张学良放心于学忠是看中了他的忠诚，可东北军那些其他的将领只听张家父子的，于学忠再受信任，他也是客籍将领，怎么都不算东北军的嫡系，过去有张家父子撑腰，于学忠的命令还很容易下达，现在老张被炸死、小张被软禁，整个张家已经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了，那些东北军的元老自然就更不愿意听于学忠指挥了。
东北军内部也渐渐形成了以王以哲为中心的力量，在1937年1月，王以哲、杨虎城等人还在王家召开了一场会议，看看怎么通过政治手段拯救张学良。
可王以哲依然不具备绝对的统治力。
就在1月31日的那场会后，一些野心分子想要篡夺军权，他们以“开会”、“吃饺子”等名义将一些中级军官诱骗到王以哲家中，随着两声枪响，王以哲惨死在血泊之中。
眼见情况发生如此逆转，周总理力挽狂澜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毛主席、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也致电王将军家属。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东北军内部雪上加霜，于学忠也只能叹气伤心，他并没有办法挽救大局，唯一能想到的方式就是解救张学良。
可以说，若是过去张学良能通过个人权威威迫东北军元老派以于学忠为核心，那么就算张学良自己被软禁了，抗战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那会包括王以哲、于学忠在内的很多将领都是与红军有着密切联系的，“三位一体”的格局一旦形成，即便去除叛变部队，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而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战事不利，那么于学忠也有筹码逼迫他释放张学良。
可以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并没有充足给自己留后手，就算手握几十万大兵，大家也只能在外面干着急；可历史已经是铁板钉钉，虽说张家父子会识人，奈何封建军阀的局限性让他们考虑问题时无法太过周全，若是历史能重来一次，自然会形成不一样的后果。
至于于学忠，在1938年就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有人送给他一部《论持久战》，于学忠读完后久久不能平息，他说：“这不知道是用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毛先生高明。”
2年后，八路军还派出鲁中地区专员到驻地探望他，这次又给他带来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于学忠看完后亲自拜访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两人在抗日问题上非常一致。
整个抗战过程中，于学忠总是身先士卒，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战士纷纷舍生忘死，打退了敌人无数进攻，台儿庄战役中于学忠更是指挥部队英勇作战重创日寇。
后来，他的部队还辗转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都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在抗战期间的突出贡献，国民政府也将他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在1947年，他还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还曾专门指派一架飞机要将于学忠带走，不过于学忠在感受到情况不对后立即藏匿在重庆乡间，从而留在了大陆。
同年，周总理亲自派飞机将于学忠接到了北京，他也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爱国将领受到了新中国的亲切关怀，于学忠还在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的晚年一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
或许，于学忠纵使有满身才华，可他在那个节骨眼上并不是一个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的经历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道极为独特的风景线，即便是从军阀割据的大混战中走出，人们仍然能在他的身上看到少年般的锐气，面对凶猛来袭的侵略者，他从未有过退缩。
即便是一位身居国民党高层的战将，但他在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姿态，这才能使他再度脱颖而出，成为能够为新中国建设带来推动作用的重要人物。
他身上的故事是复杂的，尤其是对张学良的那一番忠诚之心，更是很难被真正理解，但他分得清是非曲直，分得清好坏。
病逝之前，他还曾握着张学良秘书郭维城的手说：“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是什么样我很清楚，看来是见不到副总司令出来的那天了，将来你要是见到了他，要替我去告诉他，你就说于学忠从来没有忘记他。”
参考资料
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 王莉 党史纵横
张学良的"左右手"于学忠:抗战曾驻守青岛 半岛网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