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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易学与科学——康熙、耶稣会士白晋与《周易折中》的编纂

作者:古籍
韩琦:易学与科学——康熙、耶稣会士白晋与《周易折中》的编纂

摘要:本文根据中西文献,通过对欧洲所藏白晋《易经》手稿的分析,指出白晋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他不仅向康熙传授西方科学,还把《易经》和《圣经》相比附,同时着意发掘《易经》中所含的数学原理;通过对《周易折中》编纂过程的梳理,揭示康熙、李光地和耶稣会士的来往和互动,指出白晋对此书的编纂起到了一定作用;并认为康熙对《算法统宗》的兴趣与白晋易学象数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为清初学术史、儒学和科学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713—1715年,康熙皇帝授意大学士李光地编纂御制《周易折中》。令人不解的是,《周易折中》所附“启蒙附论”包含了许多象数知识,与以往的《易经》研究迥异。而在此前不久,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人受命研究《易经》,角度相当新颖,康熙对他的研究也多有了解。那么《周易折中》编写过程中白晋是否起过作用?与他的《易经》研究有何关联?白晋的易学象数研究对康熙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文献,通过对欧洲所藏白晋《易经》手稿和《周易折中》编纂的研究,探讨康熙、李光地和耶稣会士的来往和互动,并揭示白晋易学象数研究与康熙热衷于《算法统宗》的关系,从而为清初学术史、儒学和科学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引言:康熙与易学

有清一代,最为好学的皇帝非康熙莫属。康熙八岁登基,自幼由满汉大臣传授儒家经典,日讲和经筵成为他日常的重要活动,为他逐日宣讲的有熊赐履、张英、陈廷敬等著名儒家学者。康熙帝一生尊崇孔子,以推崇儒学、振兴文教为己任。康熙十二年十月初二日,由熊赐履进讲,之后康熙对他的老师如是说:“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1〕足见其对读书的热爱。

三藩平定之后,国家安宁,康熙帝开始致力于文化事业。康熙十九年,在武英殿设立修书处,负责书籍的刊印装潢。清刻本中最著名者即为武英殿本,其中不仅有儒家经典注疏、历代诗文书画,还有皇帝的御制诗文集。康熙帝重视学术,对于书籍的编纂有着很高的鉴赏力。他网罗了大批博学鸿儒,专门设立渊鉴斋、佩文斋、蒙养斋、《明史》馆等编纂机构,编写了一些著作,冠上御纂、御选、御注、御批、御定、钦定等名目,并由大学士任总裁官,还设总纂、纂修等职。这批鸿儒词臣负责编纂和校对,保证了学术质量。内府修书,由康熙皇帝主导,事事躬亲,有的还命皇子主持,甚至还让传教士参与其中。

康熙自幼“留心经义”,晚年热心从事书籍的编纂,与他早年所受教育密切相关。1677年,《日讲四书解义》编成,1683年《日讲易经解义》(18卷)成书,之前的数年则是康熙最为热衷《易经》的时期。康熙帝崇尚儒学,尤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并命大学士李光地(1642—1718)编纂《朱子全书》,李氏著有《尊朱要旨》,陆陇其等人为朱熹《近思录》作注。此外,李光地等奉敕编纂之《御纂周易折中》,多发挥程朱之说。

清初易学仍以程朱易学为主,1712年,朱熹配享孔庙,其牌位升入大成殿正殿内,位在“十哲之次”。朱熹注易有功,得到重视。因为宋以来说易者多有歧见,而明永乐年间所编《周易大全》又内容庞杂,于是康熙令李光地采纳群言,根据程子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撰《周易折中》22卷,附以《易学启蒙》(卷19、20),并增《启蒙附论》(卷21),1713—1714年《周易折中》陆续进呈,1715年刊印(有康熙五十四年御制序),李光地、魏廷珍等五十名学者参与纂修,引用了自汉至明共218家《易经》研究的著作,对朱子学说进行了阐释。《易经》研究是清初的显学,黄宗羲(1610—1695)、黄宗炎(1616—1686)、毛奇龄(1623—1716)、朱彝尊(1629—1709)、陈梦雷(1650—1741)、李塨(1659—1733)、杨名时(1661—1737)、惠士奇(1671—1741)等人都有专著问世。继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学辨惑》、朱彝尊《太极图授受考》、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等人辨论易图之后,胡渭(1633—1714)于1700年完成《易图明辨》十卷(1706年刊),引用了前人讨论易图的著作,并附以己见〔2〕,此书不仅在《易经》的研究方面,而且在清代思想史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内阁大臣,李光地除率领弟子和同僚主持《周易折中》的编纂外,自己也撰有《周易通论》(4卷)《周易观彖》(12卷)等书。

一、白晋的易学象数研究与康熙对《算法统宗》的兴趣

白晋是康熙时代著名的宫廷帝师之一,他于1673年加入耶稣会,并被送入耶稣会学校,学习语法、哲学、神学,这段经历对其一生十分重要。在校时他就定下终生目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的事迹也自然有所耳闻。〔3〕他早年即对数理科学感兴趣,这对日后在中国的活动很有帮助。标,立志献身中国的传教事业,以实现沙勿略(F.Xavier,1506—1552)的梦想,对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的事迹也自然有所耳闻。〔3〕他早年即对数理科学感兴趣,这对日后在中国的活动很有帮助。

1688年2月,白晋受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派遣,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到达北京,不久受康熙召见并被留用,并很快掌握了满文,其语言才能与科学素养深得康熙的赏识。1689—1691年间,他和张诚(Jean-FranoisGerbillon,1654—1707)一起频繁出入宫廷,为皇帝进讲法国耶稣会士数学家巴蒂斯(Ignaz-GastonPardies)的《几何原本》(Elemensdegeometrie)。1690年初,又在宫中建立化学实验室,研制西药,还用满文编译人体解剖学著作。白晋的出色表现博得了康熙的信任,1693年受命回法国招募耶稣会士来华,并携带了三百多卷中文书赠送法王路易十四。1697年3月到达法国,10月18日,白晋在枫丹白露与德国科学家和思想家莱布尼兹首次通信。此后,俩人保持通信达十年之久①,讨论各种有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易经》、八卦和二进制的关系。

白晋在中国生活长达36年之久,著有《古今敬天鉴》,以中国经书和俗语来印证天主教义。他还沉迷于《易经》研究,留下了大量中文、拉丁文手稿。②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易经》研究手稿(藏书号Borg.Cin.317),包括《周易原旨探》《易鑰》《易经总论稿》《易考》《易引(原稿)》《易稿》《易学总说》《易学外篇》《天学本义》《太极略说》等。白晋《易经》手稿大致可分为两类,除了对《易经》所含数学内容的分析,更多的则是讨论《易经》和《圣经》的关系。他着意留心《圣经》与中国传统典籍的关系,找出天主教义和古代圣人之言的相通之处③,以达到传教之目的,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康熙帝将此称作“利玛窦规矩”)〔4〕。康熙时代研究《易经》的法国耶稣会士除白晋之外,还有傅圣泽(Jean-FranoisFoucquet,1665—1741)和马若瑟(JosephdePre'mare,1666—1736)等人。

白晋手稿中有一部分是对《易经》所含数学内容的分析。《易经总论稿》指出《易经》为“五经之本,万学之原”,《易学总说》则强调:“夫世学者,其理之广大,品类虽繁,无不具于数,几何、天文、律吕、格物尽显于易之数象图之奥。然自上古以来,而易之文图尚存之者,万邦之中,惟中华惟一,诚有可钦矣。”《易学外篇》解释《易经》卦爻之数所包括的数学内容,特别是对“天尊地卑图”(即帕斯卡三角)有详细论述,还引用了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开方求廉图”的内容,并作了类比,文云:

照中华《算法统宗》开方求廉诸图诸圆之法列之,即成开方变化诸数之总图,较西土借根方算法家所用之图,虽外式不同,因其列数之例相同,其用法亦同。④

此外,手稿中还讨论河图、洛书等幻方图,并夹杂了一些康熙的御旨,如:

二十四日,进新改了的释先天未变之原义一节,又释河洛合一,天尊地卑图,为先天未变易数象图之原一本,并《历法问答》定岁实法一本,交李三湖呈奏。奉旨:朕俱细细看过了,明日伺候。钦此。……

七月初四日,呈御笔改过的《易经》,并新得第四节释天尊地卑图,为诸地形立方诸方象,类于洛书方图之原,及大衍图一张,进讲未完。上谕:将四节合钉一处,明日伺候。钦此。

初六日,呈前书并新作的释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图二张,进讲。上谕王道化:白晋作的数甚是明白,难为他,将新作的释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并图留下,《易经》明日伺候。钦此。

初七日,进大衍图。上谕:将大衍图留下朕览,尔等另画一张,安于书内。钦此。谕尔等俱领去收着。钦此。

十二日,进讲类洛书耦数方图之法一节,图一张,呈览。上谕:将耦数方图之法与前日奇数之法合钉一处,尔等用心收着。钦此。本日,御前太监叶文忠奉旨取去原有御笔写类书方图奇数格一张,并耦数方图一张,传旨:照此样多画几张。钦此。本日画得奇数方图格二张,交太监李三湖呈上,留下。⑤

从中可看出白晋进讲《易经》的经过及其和康熙的频繁沟通。从这些记录中还可看到他们讨论的重点是《易经》中的象数学知识,如“大衍图”“耦数方图”“天尊地卑图”,这些内容成为日后《周易折中》“启蒙附论”的部分来源。白晋之所以着力研究《易经》的数学内容,和他年轻时的兴趣有关,在欧洲时他就对柏拉图哲学和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感兴趣,在《易学外篇》中,他不仅引用了一些宋明理学著作,还提及“先师”的著作,“先师”当指毕达哥拉斯等古希腊数学家。⑥

无独有偶,和白晋研究易学同时,康熙也对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皇帝发布上谕,称:“《算法统宗》,此书有用。”并命和素、李国屏:“尔等寻到后,将所缺之字画道标出,即如已缮之书,弄明白,俟套订完,由报带来。倘有错字,问徐天爵。”〔5〕过了三天,和素、李国屏送上《算法统宗》,康熙见后批道:“书甚佳,第二函毋庸进览。”(〔5〕,806页)康熙爱好《算法统宗》的消息从禁廷传出之后,导致了此书的重刊。程大位的族孙世绥在重刻《直指算法统宗》序中称:

比来京师,属天子留心律历,开置馆局,修明算法,四方经纬通达之彦云集辐辏,予尝以暇过从诸公游,亟为余称道,以谓此书实集算学大成,极为今上所许可,而名公钜卿辈亦各争相购致以为重。⑦

那么康熙为何在此时对《算法统宗》感兴趣?在我们检阅了白晋的《易学外篇》之后,便可找到答案。在白晋的手稿中,除“开方求廉图”之外,他还提到攒九图、聚六图,即纵横图(magicsquares),这在《算法统宗》卷十七中有论述。当时康熙正在学习欧洲代数学(即“借根方”,后来称作“阿尔热巴拉”),因此白晋对“开方求廉图”的阐释,有助于康熙对西方数学的理解。也许是因为白晋对《算法统宗》的研究与引用,并从代数学角度加以解释,于是引起了康熙对此书的兴趣。

二、《周易折中》编纂时白晋与李光地等人的互动

晋《易经》研究的手稿多成书于1711年,个别手稿成书于1713年或稍后,正是御制《周易折中》编纂的时期。白晋对《周易折中》的编纂寄予了希望,认为“中华大易之圣学,复明之日想不远矣。”⑧对康熙组织编书也竭尽恭维之能事:“幸今盛朝,我皇上天纵聪明,学贯古今内外,五十余载日专务道之本,躬著述经书,格物穷理,洞彻历数律吕之原,理学文章悉备,而天下惟一一人,亲教臣工,考较易学之原,详究奥妙之旨,而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允有帝天之深意存焉。”这说明白晋对宫廷的《易经》编纂情况有相当了解。康熙也将白晋手稿及时交给李光地的弟子魏廷珍、王兰生,并转到李光地手中:

臣李光地谨奏:本月初八日接魏廷珍、王兰生手札,蒙皇上发出西洋图样三幅,图说一篇,命臣观看。钦此。臣反覆累日,粗得意指,大抵与比例数同根,而用先天加倍之法,则从前所未闻,其与八卦、六十四卦之位相应处,尤为奇巧,……。臣承修《御纂周易折中》,现在汇萃古今二百余家,逐一编摩,就臣愚陋所见,精加采集,陆续缮稿进呈,恭候皇上裁削,惟是象数精微,……。前所进启蒙附论一册,经面求圣明改定再三,……。伏望皇上以万机之暇,涉笔成篇,为易学千秋一盛事,不胜仰恳所有,魏廷珍等转发原表图解,相应仍交魏廷珍等奏缴。谨奏。10

这里提到的“西洋图样”,无疑来自白晋的手稿。与“比例数同根”,即是解释《易经》中包含的数学内容。李光地所编《启蒙附论》经康熙“改定再三”,正显示康熙对数学的爱好与研究《易经》的旨趣所在。与此同时,皇帝也命人将李光地的著述交给白晋:

王道化谨奏:初九日,恭接得上发下大学士李光地奏摺一件,并原图一幅,说册一节,即与白晋看。据白晋看,捧读之下,称深服大学士李光地精通易理、洞晓历法,我皇上贯徹古今,凡理数之学,尤加详密,今大学士如此博学,真圣君贤相也。白晋西土末儒,毫无所知,荷蒙圣恩柔远,得以日近天颜。又蒙圣君贤相,鉴照徹众,真欣躍难言,惟有叩首而已。因大学士奏摺无有问之处,故无庸回答,所有大学士奏摺一件,原图一张,前解一节,一并缴上。外白晋释《易经》一节,图一张,呈览。据白晋称,今所进之此一节与回复大学士者,大概多有相同,此节乃随所释《易经》应用之次序,前与大学士者,乃应其所问也。谨此。11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折中》除将朱熹《周易本义》之前所附九图挪至书后之外12,更增加了《启蒙附论》图。《启蒙附论》前面有言:“朱子之作《启蒙》,盖因以象数言《易》者,多穿穴而不根,支离而无据。然《易》之为书,实以象数而作,又不可略焉而不讲也。且在当日言图书卦画蓍数者,皆创为异论以毁成法,师其独智而訾先贤,故朱子述此篇以授学者,以为欲知《易》之所以作者,于此可得其门户矣。”后面所附插图,和以前的易学著作不同,主要是解释数理知识。结合上面李光地的奏折,可想见耶稣会士对《周易折中》的编纂产生了影响,否则就很难解释李光地等人为何将数学内容编入《周易折中》。李塨给李光地学生杨名时所写序言,恰可作为佐证:

己亥(1720)长至后,塨如保定府,适闻巡宪杨公报擢贵州布政司,……。吾尝知公在南书房,朝廷出西洋三角算问公,将附《周易》后。公曰:西洋法诚密,然与三圣人易不必比附。13

“西洋三角算”亦即“贾宪三角”(即帕斯卡三角),与《算法统宗》“开方求廉之图”相类,这说明康熙对此很感兴趣,故有询于杨名时。这部分内容后来被收入《周易折中》“启蒙附论”,白晋的研究显然发挥了作用。杨名时参与了《周易折中》和《性理精义》的参订工作14,李光地学生徐用锡曾写道:“余既登第,时忝班联,《周易》《性理》,奉命重编,公与参订,余勘雕镌。”15李光地及其弟子主持《周易折中》的编纂,从时间上来说,正好和耶稣会士研究《易经》同时,李塨的记录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康熙让一个外国人研究《易经》,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白晋阐述了《易经》中包含的数学内容,正好满足了康熙对数学的兴趣。在《易经总论稿》中,白晋也用《算法统宗》的“开方求廉之图”,详细解释“天尊地卑图”的数学意义以及《易经》卦爻之数由天尊地卑图衍生而出。16.1711年,康熙对直隶巡抚赵弘燮说:“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6〕第二年,又谕大学士李光地:“尔曾以易数与众讲论乎?算法与易数吻合。”又说:“朕凡阅诸书,必考其实,曾将算法与朱子全书对校过。”(〔6〕,490页)康熙在《周易折中》凡例中亦称:

《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康熙指出历算之学“不出易道”,与他和直隶巡抚的讲话完全一致。初看康熙的言论,会觉得不可思议。若我们放到当时的背景去审视,参考传教士的书信档案手稿和士人文集,中西文献互证,就能深入理解康熙一言一行的动机所在。考虑到白晋研究易学的背景,就可发现康熙和赵弘燮、李光地的对话无疑受到了白晋的影响,白晋对《易经》象数学内容的阐述迎合了康熙的兴趣。

康熙学习西方科学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时期,1688—1691年间为第一时期,耶稣会士白晋、张诚和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徐日昇(TomásPereira,1645—1708)等人在宫廷进讲西方数学知识。1711年之后为第二时期,杜德美(PierreJartoux,1668—1720)、傅圣泽等人编译欧洲数学、天文学手稿,为《律历渊源》的编纂作准备,白晋、傅圣泽研究《易经》与此几乎同时。在这期间,康熙曾努力学习代数和对数的知识,而白晋采用了《算法统宗》“开方求廉图”(天尊地卑图),并用数学(代数)方法进行了仔细的解释,同时说明了幻方的组成原理,使得康熙领会了数学奥秘,并使康熙对《易经》的兴趣持续了数年之久,康熙鼓励一个外国人研究《易经》的原因或在于此。17

三、结论

康熙帝是清朝入关后第二位君主,在位达六十一年之久。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勤奋好学,崇儒重道,编纂群书,几暇格物,学贯天人,尤为古今所罕觏,文治武功,屡为史学家所乐道。科学作为皇权的重要工具,康熙不仅自己学习西学,还让皇三子胤祉组织设立蒙养斋算学馆,编纂《律历渊源》,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终其一生,他善待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采用“用其技艺”的国策,对清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康熙对易学的兴趣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对《易经》和数学内容的关联则是他邀请白晋进行研究的主因。在有清一代,象白晋这样受到皇帝的青睐而能常伺御侧的传教士并不多见。白晋和康熙有师生之谊,又作为御用文人,为宫廷效力,虽然没有封官食俸,但在著作中以“臣”自称,谦恭之至,在《周易折中》编纂期间能和大学士李光地等人有一定来往,互通信息,相互影响,成为中西文化互动的特殊例证。

白晋研究《易经》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与前辈耶稣会士研究四书不同,白晋等人以《易经》为研究对象,把《易经》和《圣经》相比附,试图达到使中国人信教之目的。白晋之所以选择《易经》,出于对中国上古典籍的偏好,也受康熙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他个人的研究和宫廷的《易经》研究密不可分。白晋通过《易经》的解读,证明古代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对易学象数论的阐释则赢得了康熙的兴趣。《易经》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西文化交织的反映。

白晋想通过对经书的研究,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从而实现归化康熙、使中国人信教之目的,其良苦用心既没有被康熙所接受,也没有被李光地等人所理解。从宗教方面来说,历史业已证明白晋的适应策略和《易经》研究是徒劳的,其目的也注定无法达到。因为早在白晋撰写《天学本义》的时候,康熙已对“天主”失去兴趣。1705年底,当教皇特使多罗到达北京之后,“礼仪之争”冲突达到了高潮,更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陷入低潮,康熙之所以仍然让传教士留在宫廷,只不过是“用其技艺”而已。而从科学方面来说,白晋的《易经》研究又是“成功”的,因为他对《易经》所含数学原理的解释被康熙及其御用文人所接受,并被收入《周易折中》“启蒙附论”。有意思的是,这部分内容后来被清代算学家屈曾发重新“发现”,并被收入其算学著作《九数通考》中,成为《易经》数理研究的一部分。可以说,康熙时代宫廷的《易经》研究,间接影响了18、19世纪易算之学的认识,使《易经》和数学发生了真正的关联。

注释

①现存白晋给莱布尼兹信有六封,起自1697年10月至1703年,莱布尼兹给白晋信九封,起自1697年12月止于1707年12月,参见RitaWidmaiered.,LeibnizkorrespondiertmitChina:derBriefwechselmitdenJesuitenmissionaren(1689-1714).FrankfurtamMain:V.Klostermann,1990。

②阎宗临曾在罗马找到康熙命白晋、傅圣泽研究《易经》的相关文献,方豪对此也有所讨论(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白晋、傅圣泽传,278-287页)。笔者首先对罗马教廷图书馆所藏的《易经》手稿进行了研究,并根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加以讨论,参见拙作:“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汉学研究》(台湾),卷16第1期,1998年6月,185-201页;及“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15-323页。

③利玛窦“闻中国圣人之教,以为多所劵合也。”见崔淐:庞迪我《七克》总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Chinois7179。

④Borg.Cin.317(10),fol.60.

⑤Borg.Cin.317(4),fol.22.

⑥关于毕达哥拉斯,参见GeoffroyLloyd,“Pythagoras”,inCarlHuffmaned.,AHistoryofPythagoreani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pp.24-45。原北堂法国耶稣会图书馆藏有IamblichusChalcidensis的《毕达哥拉斯传》(DevitaPythagoras,1598),白晋也许读过。

⑦1716年(康熙丙申)程大位曾孙程光绅、程钫重刻本《直指算法统宗》,海阳率滨维新堂藏板。

⑧Borg.Cin.317(2)《易鑰》自序。

⑨Borg.Cin.317(8)《易学总说》fol.1-2。

10.《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1171页。实际上此奏折年代应为1712年左右。

11.Borg.Cin.317(4),fol.22.

12.朱熹《周易本义》之前的九个图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四图,这四个图被称为“先天图”。“先天图”之后,又有“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相传为文王所传,称为“后天图”。此外又有“太极图”。胡渭的《易图明辨》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名著,此书辨宋儒有关“太极”“先天”“后天”及“河图”“洛书”等谬说,对学术界影响很大,万斯同给《易图明辨》所写的序中写道:“朏明先生示以《易图明辨》,则《本义》之九图咸为驳正。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能精如此!以此布于人间,易首之九图,即从此永废可也!”不过,《周易折中》并没有删除朱熹《周易本义》所附九图,只是挪入书后。耶稣会士对《易经》图说的研究,应该是《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形成的原因。

13.李塨:“送杨宾实贵州布政序”,载杨名时《杨氏全书》,南菁高等学堂藏版,光绪间开雕,宣统己酉工竣,第十册,29页。与其师颜元相反,李塨常常来往京师,广交名士,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苞都有来往,和杨名时的交往,则表明他对宫廷编纂《易经》的情形有一定了解。

14.李元度撰杨名时事略记载:“圣寿六十,廷臣表贺,上问翰林中有杨名时否?遂特召入京,侍直南书房,编校《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载杨名时《杨氏全书》第十册,17页。杨名时有《周易札记》,《四库全书》著录。

15.徐用锡《圭美堂集》卷24“祭江阴杨文定公文”,乾隆刊本。又卷14有御赐《周易折中》恭记、御纂《朱子全书》八十三卷记。

16.Borg.Cin.317(3),fol.10.

17.耶稣会士曾经当面给康熙提及莱布尼兹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有关二进制的文章,遗憾的是,虽然康熙对此文感兴趣,但耶稣会士并没有翻译,参见HanQ,i“BetweentheKangxiEmperor(r.1662-1722)andLeibniz--JoachimBouvet's(1656-1730)AccommodationPolicyandtheStudyoftheYijing,”inShinzoKawamura&CyrilVeliatheds.BeyondBorders:AGlobalPerspectiveofJesuitMissionHistory.Tokyo:SophiaUni-versityPress,2009,pp.172-181.

参考文献

〔1〕康熙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5.

〔2〕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114.

〔3〕ClaudiavonCollani.P.JoachimBouvetS.J.SeinLebenundseinWerk[M].Nettetal:SteylerVerlag,1985:9-10.

〔4〕D.E.Mungello.CuriousLand:JesuitAccommodationandtheOriginsofSinology[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9.

〔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05.

〔6〕圣祖实录(卷245)[M].北京:中华书局,1985:431.

作者简介:韩琦(1963—),浙江嵊州市人,理学(科学史)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科学史和民国地质学史研究。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7月,第6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