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背后之秘闻
阿部规秀中将
1939年11月5日至8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涞源县三岔口、黄土岭地区围歼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2、第4大队主力，史称“黄土岭战斗”。此役，共歼灭日军90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500余人。此次战斗虽规模不大，但最大的收获是，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战斗中被迫击炮弹击中不治身亡，成为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将领。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首长在指挥战斗
左起：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高鹏、政委罗元发
阿部规秀中弹的院落
在华北战场上，日军对阿部规秀阵亡的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然，日本国内媒体却对阿部规秀阵亡进行了报道。11月20日，《朝日新闻》报道了其阵亡的详细情况“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负伤后约3小时，即7日晚9时50分，中将壮烈死去……” 随后，《朝日新闻》又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通栏标题，连登3天以示哀悼。
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贺电祝贺晋察冀军区取得重大战果。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予以嘉奖，称赞此次战斗“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今日看到的关于这场“黄土岭战斗”的宣传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尤其是击毙阿部规秀中将这一重大战果。然，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为这次战斗提供重要情报支撑的无名英雄却少有被提及。其实，八路军发起的这次作战行动及“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都与一个名叫冀诚的地下情报员有关。本文讲述的就是这位无名英雄的故事。
1916年，冀诚出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一贫苦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3月加入中共。同年8月，受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长茹古香指派，化名姚纪岗，怀揣着28元蒙疆币来到涞源县城，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为接近日军人员，他在日军情报部大院对面摆了个花生摊。凭借炒得一手好花生，很快就招来不少日本人的“光顾”。情报部的中田和堂前芳夫是花生摊的“常客”，也就是常白吃白拿的主儿。为取悦他们，冀诚不得不“南极麻麦的新交”（日语“吃花生”）地招呼着，这俩也连吃带拿地光顾着...... 日子长了就成了朋友，还相互学习起了汉语和日语。在语言交流的不经意间，一些日军的动向便源源不断地传向了晋察冀军区敌工部......
涞源县城（1938年）
1939年4月，堂前芳夫找到冀诚，说他的部长山本敬夫要在院内建个澡堂子，且他可推荐冀诚去那里做工，每月可领9块钱。在堂前芳夫的举荐下，冀诚就这样进入了日军情报部的院子。因烧澡堂子搓澡，冀诚可天天围绕在日军情报部长的身边。开始，山本敬夫存有戒心，与冀诚少有言语，不许他在部门内乱跑。冀诚就在洗澡上做文章，他专门在澡堂垒了一个灶台，保证澡堂的温度不冷不热。他还帮山本敬夫洗衣服，收拾打杂等。服务到位了，加之未发现冀诚有任何“包打听”的举动，山本敬夫对他的戒心亦逐渐放松了。
在情报部院里，冀诚不但“烧澡堂”伺候着，而且还时不时酒肉招呼着。日子久了，见冀诚好使唤，特务们就差他去跑腿办事儿，自然他出入县城时，岗哨也不再盘查。
1939年10月25日，冀诚从城外小北关的家进城门取情报部时，发现城门口岗哨换成了宪兵队的人。进入情报部大院时，发现办公室内也异常忙碌，敏锐的他预感定有大事发生。他急忙出城找担任伪警察小队长的地下党崔富询问，但未得到任何有用信息。于是乎，冀诚借故搞了一个“饭局”，招待一帮宪兵特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他拐弯抹角地提到了白天所闻。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特务们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就把这次“扫荡”的兵力部署、出发时间、具体路线说了个一清二楚。
为进一步核实日军“扫荡”计划，10月27日，冀诚又去找知内情的“水翻译”喝酒探风。然，一向嗜酒如命的“水翻译”今有点儿反常。冀诚见他正在屋内油印一张图，凑近一看正是日军此次“扫荡的“路线图”，这是情报部长山本敬夫交给水翻译官印制发给随日军行动特务的。水翻译看了他一眼，问道：“知道是啥吗？” 冀诚憨笑着答道：“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水翻译官，你是知道的，我是个睁眼瞎。” 水翻译官哪知道，看似“睁眼瞎”的冀诚早已将“路线图”默记于心了。离开时，“水翻译” 煞有介事地告诉他：“最近两天不要乱跑，听上头说，察南有个大官今天要来！” 察南泛指张家口一带，日军在那里建立了伪蒙疆政权，阿部规秀任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当时，从张家口到涞源，要半天时间，情报部门前的大街是进入涞源城的必经之路。
为确认“水翻译”所述是否真实，临近晌午，冀诚借口去情报部对面的照相馆，在那里观察动向。果然等到了一队军车由北向南开来。一辆、两辆、三辆……冀诚嗑着瓜子数着记着，一个瓜子代表一挺机关枪，一个瓜子皮代表一个敌兵。就这样清楚地记下了当天进入涞源城的敌军人数与武器数量。“水翻译”所提到的那个大官就在第五辆车上，冀诚看到了司机楼里坐着一个穿黄呢子大衣的军官，那就是阿部规秀。他也成为了八路军唯一见过这位“名将之花”的人。
回家后，冀诚立即将从各渠道获取的情报整理如下：
日军拟兵分三路“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的涞源县。一路由辻村宪吉大佐率500余人，从白石口向南直扑银坊。第二路由中佐堤纠率兵500余人，经插箭岭走马驿南犯银坊。第三路200余人进攻水堡。三路日军最终将合围位于银坊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抗日政府。
插箭岭关中门
情报有了，就是如何送出去的事儿了。冀诚将所获取的情报用铅笔写在一张纸上，且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秘密联络点，位于县城最繁华的沙河大街的郭记皮铺。岂料皮铺大门紧闭，且询问得知里面的伙计都被抓夫了。正当冀诚焦急万分之时，他看到了来取情报的联络员杨老万。他一把将杨拽到僻静处，告知有紧急情报需要送出。然，涞源城已戒严，如何才能将情报送出去呢？冀诚灵机一动想到了常去的城外前泉坊村磨坊，便搬了两袋粮食放在了杨老万骡子驮上，情报藏进了口袋中的粮食中。到了城门口，宪兵虽然盘查严，所幸见有冀诚跟着，问了两句也就放行了。
号称“飞毛腿”的杨老万马不停蹄，当天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通过情报站及时转到了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手里。时，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正在阜平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与会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到了梁正中转来的这份情报。杨成武立即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作了汇报。当聂询问情报是否可靠时，杨肯定地答道：“五回岭情报站送出的情报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这里所提到的“五回岭情报站”正是为冀诚传递情报的。聂立即对请战的杨成武说道："我同意，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即赶回分区组织指挥这场战斗。
杨成武（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
11月1日凌晨，杨成武离开阜平返回一分区司令部驻地管头村，途中特意绕道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等地，他一面仔细察看地形地貌，一面思考作战方案。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是一个约40米宽的干河滩，两边是陡峭的山岭，如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兵力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那敌人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作战部署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八路军晋察冀一分区部队向黄土岭急进（1939年11月6日）摄影：沙飞
此前，我方对日军的这次“扫荡”竟全然不知，幸亏冀诚的这份情报来得及时。正是这份情报使晋察冀涞源根据地摆脱了危机，正是这份情报使“知己知彼”的杨成武得已从容“排兵布阵”，正是这份情报保证了“黄土岭战斗”的胜利，正是这份情报使阿部规秀这位“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如同当年中革军委二局曾希圣等破译了敌军电文，才有了毛泽东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出奇兵”
杨成武在战后的《黄土岭战斗详报》中，明确地将“情报确实”作为战斗胜利的原因之一。
默默无闻的冀诚仍继续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然，他的“潜伏”绝非平安无事，而是险象环生。1940年3月，日军突然逮捕了冀诚。起因为刚刚截获了我军情报，得知一名代号为“北田共”联络员的存在，且“北田共”三个字合起来正是冀诚的“冀”字。加之，冀诚一直在日军情报部院内“行走”，故认为他就是那个代号为“北田共”的八路情报员。然，冀诚确信自己传送情报一向只用“姚纪岗”的化名，故只是大喊冤枉，拒不承认。整整18天，他饱受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烟头烧、铁条烙等酷刑。直到一个月后，日军最终确认了“北田共”的真实身份，才释放了冀诚。或许是日军愧疚对冀诚的冤情，或许是冀诚在日军良好的“人缘”，他不但未被日军“边缘化，反而调入了宪兵队得到了重用。
冀诚
注：这是冀诚在日本宪兵队时的留影。照片是在1940年3月-1944年8月之间拍摄的，具体日期不详。
在日本宪兵队，冀诚工作的更是如鱼得水。利用这个身份和权力，除提供情报外，还进行了策反伪警察、为根据地筹措并运输医疗器械、望远镜、弹药等紧缺的物资。
1944年8月，冀诚得到了敌人准备偷袭插箭岭情报站的消息后，立即传递给了情报站。不幸的是情报站人员接报后未及时撤退，致使一些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冀诚“暴露”了，但他自己竟全然不知。幸好曾得到过冀诚好处的伪保长及时给他报了信，致使其在宪兵队到来前得以逃脱。至此，冀诚近七年的潜伏生涯终结。
离休后的冀诚
冀诚（左二）、当年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长茹古香（右二）
新中国成立后，冀诚曾任涞源石棉矿和灵山煤矿保卫科长、党委书记等职。冀诚晚年唯一的疾病来自呼吸系统。1993年2月7日（农历正月十六），冀诚因肺气肿转心脏病医治无效，在涞源县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7岁。这个肺部的病根归咎于当年被日军施加灌辣椒水酷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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