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天津，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立即奋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
1919年5月6日，天津官立中学学生代表于方舟、韩麟符等赴北洋大学参加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会后，于方舟、韩麟符等向全体学生传达会议精神，并对响应北京学生打倒卖国贼、抵制日货、要求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活动作了部署，号召同学们一致行动起来救国。官立中学开始沸腾起来了，各班迅即订立爱国公约，成立演讲队，并组成了“抵东雪五会”（抵制日本、昭雪“五七”国耻）、“雪耻救国会”和“学生救国团”等组织。于方舟、安幸生、韩麟符、陈镜湖等带头参加了官立中学学生救国团。韩麟符、于方舟被推举为正副团长，带领官立中学学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天津各界“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和全市学生罢课大示威，还参加了向省公署请愿、组织街头演讲等活动。于方舟、安幸生等经常到东门里、东北角等地宣讲，在街头向群众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政府卖国主义事实，慷慨激昂，发人猛省。陈镜湖站在北马路的高桌上发表演说，号召士、农、工、商各界起来反抗，铿锵有力的陈词，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不少听众掉下眼泪。
《天津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书》
1919年5月23日，天津一万多名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官立中学是最先罢课的学校之一。学生们发表宣言：“联合全国学生毅然抵制日本，且杀卖国贼以救亡，此我青年之天职也。愿吾四万万同胞速醒猛醒，以挽外交之失败，以图内政之改良，吾民幸甚，吾国幸甚……”，罢课期间，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分四路赴各省与各地学生联合会及各界团体接洽，以实现全国一齐赞助，达到“内革祸源，外解茧缚，欲挽狂澜于既倒，拯国土于将倾”的目的。此间，陈镜湖和韩麟符先后赴北京、广州等地参加学生运动进行讲演。
与此同时，官立中学学生救国团编印的《醒》报出版，先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在市内销售颇广，主要登载爱国运动新闻和宣传材料等，成为五四运动中很受群众欢迎的刊物。
为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结合时事宣传，官立中学新剧团编写了《爱国潮》一剧。《爱国潮》分上、下两集，共12幕。从卖国政府秘密勾结日本签订卖国条约起，至火烧赵家楼，曹、陆、章被打逃走后，仍策划借外力压迫爱国运动止。此剧在官立中学礼堂、江苏会馆、广东会馆等处演出30余场，场场座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共鸣。
为肩负起救国第一线的任务，官立中学还组织了一支义勇军，在运动中配合各项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罢市时警察撤岗，义勇军奋不顾身地保护被打的男女学生，显示出舍己为人精神。
面对反动政府的“禁令”压迫和血腥镇压，官立中学学生不畏强暴，依然积极开展活动，坚持斗争。1919年10月，官立中学学生代表二人参加为抗议济南镇守使马良枪杀学生赴北京请愿中被捕。
1920年1月，官立中学学生吴世昌参加魁发成事件向警察厅进行质问斗争时被欧打后拘留于警察厅。同年1月29日，于方舟同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不顾军警阻拦，进入公署遭到逮捕，官立中学学生王聘芝在与军警博斗中受重伤，不少同学在激战中受伤。于方舟等在被拘押期间，坚持斗争。于方舟同周恩来、马千里起草“公共读书法”，组织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学习班和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互策互励，以艰苦奋斗精神锻炼自己，以新的思想武装自己。于方舟还发动被拘押的学生代表绝食，坚决反抗非法拘押。请愿代表关押半年之久，最后，终因全国广泛的声援和抗议，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予以释放。释放时，于方舟同周恩来、马千里等在地方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于方舟（后二排右一）同周恩来（后二排右二）、马千里（后三排右一）等在地方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
以上内容由红桥区委党史研究室整理自《天津党史资料丛书——红桥党史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