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两个同志突然叛变，我在枪口下死里逃生。”——徐云卿
1938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保存力量打击敌人，部队化整为零，以小分队进行抗日活动。当时徐云卿是第五军妇女团的团长，她亲身经历了一场危险的叛变。以下是她的回忆：
徐云卿
我带着女兵与大部队分离了，妇女团的王玉环、冯淑艳、温淑清等10几个女战士由我率领。军长考虑到我们都是女同志，就把曹炳臣处长和两个男战士分给我们。
这两个战士一个叫李福春，一个姓刘（名字记不得了）。小队由曹炳臣处长当队长，带着我们在大山里打游击战，到勃利县为军部筹集粮食医药等物资。
冰天雪地的原始丛林
五月中旬的一天，曹炳臣处长带着我、李福春和刘大鹏来到了一座矿山里找粮食。这座矿山是抗联的秘密基地，在第五军没有解散前，我们经常来这里歇脚和补给。
矿上的工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饥肠辘辘的我们送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对于饿了好几天的我们来说，这些饭菜无异于美味佳肴。
就在我们刚放下碗，准备讨论征粮的计划时，突然李福春把碗重重地摔在地上，掏出驳壳枪对准了我和曹处长。
就在眨眼之间，姓刘的也拔枪对准了我们。李福春突然变了脸，恶狠狠地说道：“老子不干了！再干下去非得饿死不可！不想死就跟我下山！”
李福春叛变了，他已经串通了姓刘的，准备杀了我和曹处长，下山去投降日军。李福春扣动了扳机，曹处长的反应很快，当即往他的胸前一撞，这一枪打在了顶棚上，击落了堆在顶棚上的灰尘。
曹处长顶退李福春，正要掏枪还击，姓刘的调转枪口，朝曹处长打了一枪。这一枪不偏不倚地打中了曹处长太阳穴的位置，当场鲜血四溅。曹处长就这样倒下了，死在了叛徒的手里。
我见情况危急，掏出枪朝姓刘的开了火，在狭窄的房间里，胳膊却碰到了桌沿。子弹打偏了，穿过窝棚飞到了外面。我又打了第二枪，却没想到是颗哑弹，子弹在里面卡了壳。姓刘的叛徒飞扑过来，打掉了我手里的枪，我和他在地上扭打起来。
李福春见曹处长已经不能动弹，冲过来帮忙对付我。虽然我用尽全力与他们搏斗，但奈何双拳难敌四手，被他们按倒在地上，用绳子绑住了手脚，那支卡壳的枪也被拿走了。
因叛徒出卖而被俘虏的女战士
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心中却是愤怒不已，大骂这两个无耻的叛徒：“你们连自己都杀，你们还是抗联的人吗？你们还算是人吗？”两个叛徒哪肯理会我的谩骂，一个劲地埋头绑紧我身上的绳子。
这个时候，打斗声和叫骂声引起了矿工们的注意，十几个矿工拎着锄头和钢钎来了。他们围住了这个窝棚，看见我倒在地上被绑住了双手双脚，看到已经没了气息的曹处长，顿时明白了一切。
两个叛徒手里有四支手枪，矿工们没有硬拼，而是对他们说道：“这一会儿，前面的山沟里到处都是鬼子，枪声一响日军马上就到。他们见人就开枪，到时候所有人都得死。”
日军在山沟里搜索
这一招果然有效，两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只想保命，不敢开枪将我打死。他们逼着我跟他们一起走，我却死死不肯离开窝棚，故意在窝棚里挣扎起来。工人们这时警告两个叛徒，他们可以离开这里，但必须把我留下，否则大家就鱼死网破。
两个叛徒见没法带走我，就将我丢在了窝棚的地上，他们带着四支手枪跑下了山。工人们将我扶起，帮我解开了身上的绳子，并且收埋了曹处长。随后他们帮我找到了郭把头，郭把头帮我筹集到了60人的给养，并送我走出了矿山。
密林中的相遇
在深山老林里，我饿了就啃一口老乡给的窝窝头，渴了就爬在小溪旁喝口水，一双鞋子磨得脚和鞋串在了一起，裤子被荆棘丛挂得烂兮兮的，脚底被石头划破了，鲜血和鞋子踩在了一起。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部队，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把给养给他们送去。
我在山林里跋涉多日，背着沉重的给养走走停停，找到看一个又一个密营，结果里面都是空空如也。在跋涉了三天三夜之后，我终于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李副官，他此刻正饿得走不动路。我将背着的馒头给他吃，跟着他找到了小队的温淑清、冯淑艳等同志。
有了这一大包给养，大家不用担心挨饿，女兵们相互搀扶着，李副官在前面带路，跋涉在泥泞的山路上，苦苦寻找着大部队。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终于走了三百多里后，我们来到保清县，找到了抗联第四军的密营，与第四军一起继续战斗……
第四军的密营和战士
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来自徐云卿晚年的回忆。她清楚地记得那天叛徒的偷袭，记得曹处长的英勇牺牲，就连她也差一点就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正是有这样的“自己人”，才导致很多战士牺牲，这些叛徒极其危险，他们的行为极其可耻。在当时的情况下，抗日联军的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徐云卿的回忆录
历史已经远去，斯人已矣。但徐云卿的这段回忆读来，依然身临其境，依然令人震撼。她不屈服、不投降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们学习。
一叶文史
2024年4月26日
写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