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军是个光荣的番号，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都立下过赫赫战功，但是，这支部队的军政首长却多遇波折。
首任军长滕海清曾因主政内蒙古时期的一些政策引发很大争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度面临很尴尬的处境。
还有六十年代的一对军政搭档胡炜、施义之，他们在运动时期都曾负责过中央重要岗位，但77年双双被隔离审查。
而纵观胡、施二人的经历，都不是那种主动介入动荡的别有用心之人，有此遭遇也是令人唏嘘啊。
军长胡炜
胡炜1920年出生，早前一直在求学及做地下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投身于抗日游击队，1938年入党，是一名三八式干部。
因为他有文化、有能力，职务进步得很快，1949年全军大整编时出任三野21军61师师长，也是三野最年轻的师长。
抗美援朝时期，胡炜随21军参加了金城战役，回国不久便升任为21军军长。
本来胡炜是想一直只管军队的，但1967年周总理点名让他率部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平息当地的武斗，此后，他无可避免地被扯入漩涡中。
胡炜刚到陕西，西安交通大学的造反派就想要抢夺部队的军火库，如果被其得手，流血伤亡事件肯定会更多更恶劣。
关键时刻，胡炜亲率一个营的兵力保卫武器库，里里外外拉了几层警戒线，门口架起机枪，做好最战斗准备。
交通大学造反派见解放军动真格了，谁也不敢当出头鸟，很快就做鸟兽散。而其他的造反派听说消息后，也意识到上头不会无底线纵容动乱，此后就消停了很多。
胡炜的勇敢举动，保障了当地的安全。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胡炜此后历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4年还得叶帅、周总理等人举荐，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当时解放军全军的工作由军委六人小组领导，而胡炜就是六个人之一，他的实权极大，参与了众多核心文件的决策。
能得到周总理青睐的干部，按道理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1977年有人指控胡炜与那四个人有勾结，导致他被隔离审查，职务也被人顶替。
一段时间后，负责调查的人没发现胡炜作乱的证据，就恢复了他人身自由。可惜，他的职务没办法再担任，且头上还顶着“帽子”。
其实胡炜进入军委的那个时间节点，根本无法避开如日中天的那四个人，一些工作上的交流在所难免，以此来攻击实属过分扩大。
好在1984年组织查明相关事宜后，终于还了他清白，也恢复应得的待遇，这点他比搭档施义之幸运。
政委施义之
施义之1918年出生，年幼时就进入印刷厂工作，经常参加工人运动。他在1938年参加新四军，也是一名三八式干部。
国内战争期间，施义之主要在华东地区，他进步的速度就比胡炜要慢，抗美援朝时都才是21军下的师政委。
不过他回国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了近两年，后续就慢慢跟上，大运动前夕他已是21军政委。
1966年，大量党政机关受冲击，众多官员被“打倒”，中央为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就从军队抽调一批干部去行政单位。负责维护稳定的公安部门，更是实行了军事管制。
施义之因政治工作突出，被北京军区调到公安部抓政治工作，他一开始不愿意，只想留在军队中，但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再三劝说，他也只能听从命令。
其实施义之是非常反感运动的，还在21军时他就坚决抵制部队里搞运动，但进入核心的公安部门后，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他。
像1967年初有人拿来一份材料，说政治部宣传部长赵明发表了反动言论，施义之看后发现确实有反对毛主席之嫌。
他询问送材料之人，这份内容是否属实，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施义之就签字批准了，随即赵明遭到逮捕。
然而等事情尘埃落定，施义之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些言论是赵明在西藏平叛时，收集的一些反叛人员说过的话，为的是进行文学创作。
换句话说，都只是赵明的文学素材，跟他本人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施义之为自己签了字懊悔不已，但也改变不了结果。
别人是不知道这些内情的，所以怎么看，都是施义之“打击迫害”赵明，整个运动时期，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施义之后来被处置得比较重。
1973年10月21日，主持公安部工作的李震离奇身亡，当时部门内有人认为是自杀、有人认为是他杀，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在经过初步侦察后，将自杀的结论申报上去。
但，那四个人以及公安部内的施义之、刘湘屏等人都反对这个判定。毕竟李震去世当晚是先接了个电话再出门的，很可能是被人诱骗后再伪装成自杀。
那四个人是想浑水摸鱼，趁机向公安部伸手。施义之则是因为跟李震关系很好，他熟悉李震的性格，认为李震绝非自寻短见的人。
周总理迫于压力，就决定重审，10月26日，于桑、刘复之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开会，可刚到现场就被带走“隔离审查”。
随后总理指定施义之为公安部核心小组负责人，全面主持公安部工作，重新调查李震的案件。
施义之回到公安部后，发动上千人检举揭发，许多有嫌疑的人遭到冲击，包括于桑、刘复之的家人也是被打击的对象。
晚年施义之说过：“两个多月的清查，让许多干部被牵连，被批判，被隔离，受到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歉疚。”
经过好几轮调查，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于桑、刘复之洗清嫌疑后得到释放，而施义之先前的揭发活动把两人得罪完了。
在公安部的日子，施义之其实不太开心，有次21军的老部下到北京看望他，他感慨地说：部队还是活跃啊，这很好。北京太复杂了，我从不串门。今天见到你，我感到格外亲切。
大运动结束后，施义之也被相关部门约谈，一开始他以为没什么问题，但1977年5月上面来了命令，让他停职接受审查。
施义之知道自己算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物，对这个结局有心理准备。他最初还比较乐观的，有人让他去找老领导说说情，他回道：
我没问题啊，我与反革命分子没任何私人来往，没搞过阴谋。工作上的事，我该讲的已经讲清楚了，中央也了解我的工作，我不找！（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施义之还跟妻子讲过，自己对复职不抱任何期望，但应该党籍还可以保留，这样就能继续为党工作。
结果1985年定性下来了，组织的确没查到他跟“两案”相关，也没将他定为“三种人”，但却列举出他的“五大罪状”，党籍、军籍都被开除，每月只发150元生活费。
最终批示的字，就是昔日有怨的刘复之所签。这个结果让很多人不理解，老搭档胡炜就说：“这个处罚，显然不公平，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可他们也没别的办法。
1995年10月，一批21军的老战友在怀柔举行联谊会，施义之跟妻子受邀参加，那天他好不容易高兴了一回，但结束回家就腹部血管瘤破裂，抢救无效于29日去世。
消息上报给公安部后，公安部表示：不是我们的人，我们不管。还是胡炜做主，跟21军的老战友商议：后事不能再拖了，别人不管，咱们自己管。随后为施义之操办。
其实说实话，胡炜、施义之两人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岗位上，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组织审查那么久，也没给出他们与反革命勾结的结论。这个结果，太沉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