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欧洲现代艺术的领袖人物大多都因战争而来到纽约。安德烈·布雷顿，这位超现实主义的“教皇”住在11街；罗伯托·马塔住在第9街；费尔南·莱热经常和大群朋友出现在中国城的餐馆里；蒙德里安，这位爵士乐的爱好者，经常出现在舞会中；马克思·恩斯特和佩吉·古根海姆住在东51大街一栋迷人的新式住宅里；杜尚则早已在纽约了——从1915年开始他就时而在巴黎，时而在纽约。尽管毕加索、米罗和马蒂斯仍留在欧洲，但其他所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战争期间都陆续来到纽约。他们的到来对当地的艺术界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波洛克和罗伯特·马瑟韦尔的影响下投身超现实主义运动。罗伯特·马瑟韦尔是来自华盛顿的一个27岁的油画家，也是后来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者之一。他们的首次会面是在1942年秋天，听了朋友对波洛克的介绍后，马瑟韦尔到东8街46号拜访波洛克。他对波洛克的印象很深，积极地把波洛克介绍给他熟识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于是，波洛克很快就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混熟了。尽管德·基里科、米罗和达利都早已先后在纽约办过画展，但直到这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迁居纽约后，波洛克才完全意识到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到来和美国油画的危机时刻一致，当30年代的政治艺术被抛弃时，尚未有新的风格确立。
波洛克和别的艺术家一样，开始以超现实主义作为新思想的源泉。这并不表示他对萨尔瓦多·达利那些看起来要融化的作品有什么兴趣。对波洛克来说，超现实主义的魔力在于它相对于学术传统的自由。他非常佩服米罗，是因为米罗那梦幻的特征和漂亮的书法。波洛克佩服的另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是“自幼”绘画的先锋安德烈·马塔，战争期间他居于康涅狄格。
跟立体主义仅是一种绘画风格不同，超现实主义还是一个活动组织，有领导者和追随者，有自己的宣言和杂志，有自己的展览和开出成员的权力。在转到美国后，该组织基本上已偃旗息鼓，不再有什么新的宣言或改革要求。
生活在纽约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同波洛克相处得不太友好。波洛克不会说法语，也无意去学，对超现实主义明显地鄙视美国艺术感到愤怒，为此他还拒绝参与一个重要的展览。“杰克逊不喜欢超现实主义者是因为那些人是半个美国人”，一个知情者说，“超现实主义者不喜欢他是因为他们总是被讨好，而杰克逊根本不讨好他们。”
虽然同超现实主义者的关系不好，波洛克还是对超现实主义及其创造精神中的自动主义产生了兴趣，所以他又参加了马塔办的一个宣传超现实主义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波洛克向马塔学习超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法。在参加组织的活动时，他和新交的超现实主义朋友玩些游戏。波洛克曾出了一个题目叫《男人和女人》，给每人发一张纸，各画一任意变形的雄性怪兽。最后，马瑟韦尔说：“我们觉得他是在胡闹。”人群散了，波洛克却好像在这个游戏中得到了些什么。他很快地创作了一幅叫《男人和女人》的油画，这个题目和游戏显然是相关的。
画家王衍成与您分享现代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