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侍从室纪实

蒋介石侍从室的最初起源来自于杨永泰。

1932年，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为了围剿红军，在汉口、南昌先后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蒋介石经常带着他的秘书、副官等几个亲信侍从人员，以及临时抽调的一两个参谋人员，不断地随他到各地去出差。

蒋介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他随行的这些人员组成了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以晏道刚为侍从室主任，这就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初期阶段。

1945年11月底，蒋介石侍从室在名义上撤销，编并入了国民政府参军、文官两处，成立了军务、政务局，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了下去。

1、1936年侍从室正式成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撤销了武昌行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总，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

1936年1月，蒋介石侍从室机构正式改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首期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两个处室。钱大钧为首任一处主任，陈布雷为首任二处主任。

这时，杨永泰去做了湖北省主席，原来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则被调去做了张学良的参谋长。

晏道刚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批为“晏道刚无用！”，从此政治生命被终结，靠边站了。

跟晏道刚一起终结政治生命的还有曾扩情，西安事变时他是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事后，蒋介石说“曾扩情无耻！”。

侍从室一处掌军事，二处掌政治、党务。处下面以组为单位，按顺序排列，共5个组。1、2、3组归一处，4、5组归二处。

这个时候还没有陈果夫的第三处。

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又增加了第6组，主管情报业务，组长唐纵。

第6组归第二处，这样每个处都是三个组。两个处室的6个组依次分别分管：

1、总务；2、参谋；3、警卫；

4、政治、党务；5、侍从秘书；6、情报业务。

侍从室的核心是第二组和第四组，但人员极为精简。第二组，参谋组，最多只有3、4名参谋。第四组，政治、党务组，也只有2、3名秘书。

第二组组长由一处主任钱大钧亲自兼任。第四组组长是杨永泰政学系的得力助手陈方。

除了第一、第二处以外，还有个侍卫长部门。

侍卫长掌握着一个警卫大队，负责蒋介石出差期间的安全警卫。第一处第三组也是管安全的，但是和警卫大队不同，他们是穿便服的侍卫官和卫士。

于是，侍卫长负责统一调动指挥警卫大队和第三组。侍卫长一职也是由一处主任钱大钧兼任。

可见，1936年1月改组后的侍从室，是由第一处、第二处、侍卫长这三个单位组成的一个机构。

1940年初，陈果夫的侍从室三处成立后的侍从室完整架构图。

侍从室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有着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超高地位，是绝对亲信部门，掌握着极大权力，同时人员精干，随时准备着跟随蒋介石出发到各地出差。

侍卫处就相当于蒋介石的内廷。

2、侍从室第一处历任主任们

从1936年1月改组，到1945年11月撤销，十年时间里，侍从室第一处共经历了七任主任。按照先后顺序排列：

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

商震任期最短，只有三个月。因为不久侍从室就撤销了，他改任了国民政府参军长。

林蔚任期最长，先后两任共计三年多。钱大钧也是两任，但时间比林蔚略短些。

钱大钧，1936年1月到1938年3月，他第一任上陪蒋介石到西安，在西安事变时被枪击受伤过。1938年3月，调航空委员会主任。

林蔚，1938年4月到1939年3月。在他任上，侍从室一处增设了一个副主任职位，由第二组组长邹竞升任。

到重庆后，林蔚选择了重庆中四路曾家岩的德安里，川军将领许绍宗的尧庐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办公地址。一直到抗战胜利离开重庆，侍从室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变过。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率领省政府班子从长沙撤退到重庆后，蒋介石特意安排张治中来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把林蔚调去了桂林行营做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

张治中，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张治中干了一年一处主任，后来去接替陈诚就任政治部部长一职了。陈诚自己做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去了湖北恩施指挥作战。

贺耀祖，1940年4月到1942年9月，贺耀祖原来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他本人对西南交通和经济非常感兴趣，于是在1942年秋季调任了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秘书长，主持工作，负责打击走私和物质管制。

林蔚，1942年9月到1944年11月，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以桂林行营的副主任身份调回来的，他去的时候是参谋长。

在林蔚第二任内，国民党党内是陈诚和何应钦的恶斗，最终是陈诚击败了何应钦。陈诚上任军政部长后，就把林蔚调了去做次长，而原来的次长钱大钧则回到了侍从室一处。

钱大钧是苏州吴县人。虽然他和陈诚有师生关系，但是和自己的保定军校学生陈诚并不亲近，而是和何应钦、顾祝同等比较接近。

所以陈诚一得势，就把老师钱大钧调离了自己的部，送回了侍从室第一处。

钱大钧第一任时调去了航空委员会肥差，结果1939年初因为私分特别费而落马，落寞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41年7月时何应钦拉了他一把，才又回到政治轨道上来了。

钱大钧就成了何应钦的左膀右臂。

而林蔚则是陈诚的左右手。

钱大钧，1944年12月到1945年8月，这是钱大钧的第二个任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他去做上海市长，于是离职去上海啦。

商震，1945年9月到11月，蒋介石是因为他的英语能力而选中了他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因为战后的国民政府需要人密切与美国人保持联系。

商震到职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改组侍从室系统。

1945年11月底，侍从室组织撤销，以原来的第一处的第二组和第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编并到国民政府参军、文官两个处室，成立了新的军务局、政务局。商震自己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3、侍从第一处第一组

第一组相当于是整个侍从室的机关事务管理局。

第一组分管总务，包括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交际接待等业务。

蒋介石个人和住宅的生活安排，也是第一组负责。

第一组的编制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科员、司书、看护、厨师、工役等。

第一组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下开支的，向蒋介石直接负责。

组长

黄埔军校一期生莫我若是首任第一组组长。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第一组组长换成了汉口公安局局长、黄埔一期生陈希曾。

陈希曾是浙江人，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兄弟辈，他早年和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的，和蒋介石很熟悉，关系密切，绝对的亲信人物。

陈希曾这个第一组组长一直干到侍从室编制解散，长达8年。侍从室撤销后，第一组改组成了总务局。陈希曾又成了总务局局长。

陈希曾是侍从室里的“大少爷”，形容他出手阔绰，排场大。

侍从副官

侍从副官是在蒋介石左右的，负责接待宾客。蒋介石到哪里，他们也跟随到哪里，在驻地的蒋介石官邸轮流值班，听候传唤。

两个侍从副官一直是蒋国涛、项传远。两人都是黄埔一期生。

蒋国涛，蒋介石的侄子辈，奉化老家人。

项传远，山东人，曾是钱大钧部下的团长，也是蒋介石的学生。

蒋国涛和项传远二人深得蒋介石喜欢，无人能替。曾经有黄埔生周天健也干过一阵子侍从副官，干了没多久就被调出去了。

抗战后期，蒋介石效仿美国，把侍从副官改成了侍从武官，挑选军校出身并留美毕业的青年军官代替侍从副官的职务。

蒋国涛、项传远二人也先后放了外任，去军队里工作去了。

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侍从副官。是蒋介石的族孙辈，叫蒋孝镇。负责伺候蒋介石生活起居，是蒋介石最亲近的一名侍者。

医务室

医务室是备着随蒋介石出发到各地行动之需的，也担任待从室各处员工卫生防护和诊疗的工作。

医务室有大夫和看护共三、四个人，由侍从医官陈方之负责主持。

陈方之，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日本帝大医科，在东京就同蒋介石混得很熟。

陈方之讲话随便，经常夸耀他和蒋介石的私人友谊，因此不免向外泄漏过去在日本时关于蒋介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陈方之就被调走了，担任参议闲职，后来是兵工署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的医务顾问。

另由曾在德国留学的一位姓吴的大夫继任侍从医官，负责医务室的工作。

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不住惹人注意的住宅。在南京住过中山陵园附近和城内香林寺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在重庆住过曾家岩德安里张群的住宅和黄山附近的别墅。

蒋介石和宋美龄有时一起吃饭，但一般是分别进餐，各不相扰。

在蒋介石官邸的侍从工作人员同侍从室各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律都由公家供给伙食。

侍从室待遇

待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第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

待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都是比照陆军官佐的工资待遇标准发给。

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津贴。

并且由公家供应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別就餐。第二组、第四组的工作人员经常要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宵。

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平时一律穿便服，也就是中山装，不穿军装。每隔两年发给每人呢料和哗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

总之，侍从室的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4、核心的第一处第二组

第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它和二处的第四组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绾军政机要，是侍从室的核心。

蒋介石对第二组的工作是十分注意的。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

凡是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报告或请示文件，都经过侍从室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这是蒋介石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必须亲自处理的。

第二组还负责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介石的重要指令，译成密电码传达。因此，第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繁重的。

第二组的组长和参谋人员，都要经过蒋介石的亲自批准而后任用。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用人标准

第二组的选人特点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

一开始要求是黄埔军校出身，仪表精神佳。后来逐渐提升标准，参谋必须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生里挑选。

到了抗战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只有一两个担任外事翻译的是留学英美的留学生。

侍从室的官阶比外面的低一到两级。比如外面原来是上校的，到侍从室后就要降级为中校。中校则降级为少校。

当然，从侍从室外调时，就会直接升一到两级，所谓不次之升。

二组组长，10人

1936年第一任组长是一处主任钱大钧推荐的武昌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刘祖舜，但他不久就去做了军分校主任，二组组长由钱大钧兼任。

参谋一开始是3人：秋宗鼎、罗兆宗、卢集贤。

后来选调了陆军大学毕业生邵存诚、李崑岗、丁炎等。其中，邵存诚代理二组组长。

抗战开始后，黄埔一期生酆悌、刘进加入。酆悌成为二组组长，邵存诚调去了三战区。

酆悌盛气凌人，和一处主任钱大钧关系搞僵了，去做了长沙警备司令。1938年11月长沙大火，酆悌背锅被蒋介石处决了。

第四任组长是刘进。1937年12月外调做师长去了。

第五任组长是李崑岗，代理组长。

林蔚接任一处主任后，换了邹竞任二组组长。不久邹竞升为一处副主任，林蔚推荐了他的亲信于达为二组组长。

从此，二组组长就固定了下来，于达从1938年7月，一直干到1944年秋季，长达6年时间，成为历任一处主任的得力助手。

于达，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陆军大学九期毕业。曾做过很久的胡宗南第一师的参谋长，同林蔚私人关系极深。

因为是参谋长出身，于达对参谋业务无比精通，对蒋介石很忠实，全面理解蒋介石的意图和他处理各种事务的规律。于达和二处第四组也配合密切。

1944年秋，于达外调新疆，任督办公署参谋长，后成为胡宗南下属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和一战区副长官。

接任二组组长的是山东人聂松溪，黄埔二期、陆军大学九期毕业。1945年2月，聂松溪外调第57军军长。

下一任二组组长是军政部交辎司司长赵桂森，一直做到1945年底蒋介石侍从室撤销。

这样，从1936年到1945年结束，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先后共10人担任过组长，文中已经以蓝色标注了。

第一处第三组是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虽然在编制上是一处建制，但是是受侍卫长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所以第三组今天不讲了，留到侍卫长一节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