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佚名画作《耆英胜会图》局部,反映了北宋年间“耆英会”的成员日常闲聚的场景,前排从左向右依次为:张焘、赵丙、富弼、司马光。
在《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中，北京大学宋史学者赵冬梅教授以多年研究积淀为依托，自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而起，将其初入仕途至崭露头角，再至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上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人生经历进行了讲述。在小尺度的历史书写中，赵冬梅关注大尺度的历史脉络和士大夫精神，拎起了宋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并将该时段微妙的官场生态、纷杂的政坛纠葛、错综的派系之争、突显的社会问题，乃至时代与个人所面临的困局与去向一并呈现出来。
生于变时
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个皇帝。
1038年，司马光进士第六名及第，进入官场。这个时候，距离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78年，军队规模庞大，养兵费用居高不下，官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利益集团挤压普通官僚的生存空间，侵占百姓利益，矛盾堆积，不平之气在郁积发酵。就在司马光这一榜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开封府解试落第举人集体抗议考试不公，仁宗不得不亲自下令取消了五名宰相、副宰相子弟的录取资格。
同样在这一年，宋夏战争爆发，战事一举击中宋朝以“对内防范武人威胁政权”为主调的死穴。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之后，科举出身的文官儒帅终于稳住阵脚，保住了疆土，恢复了和平。范仲淹、韩琦和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也因为边功卓著积攒了“入相”的资本。由于战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征发力度，社会矛盾加剧，部分地区“盗贼”横行。
赵冬梅直言，这样的问题非宋朝所独有，乃帝制时代之通病。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初、建国四十年、建国八十年等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呈现的状态都各不相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用人。建国之初，朝廷招录、提拔官员的力度通常极大。宋朝建国十七年、二十年两榜所录取的进士，竟有不到十年从普通人升至宰相的。这样的“奇幻”经历，司马光一代，只能想象，无法企及。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开国四十五年之后进士及第，也硬是用了十七年才混到中层。
通常来说，个人的命运很难超脱他所处的时代，而一代人的命运与这一代人在那个朝代中所处的阶段息息相关。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使命。
也是改革者
1043年到1044年，在仁宗的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即“庆历新政”。这是一次“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
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赵冬梅认为，细读历史，“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这说明，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状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
其实，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
赵冬梅强调，认识皇帝制度是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也是读懂司马光的关键。不带偏见地、“中性地”来看“帝制”，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是宝座上的那个人，“具体的皇帝”。在帝制国家，“抽象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当然，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能否承担这种责任是另外一回事。“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的皇帝”的要求，是帝制国家永恒的问题。
如何与皇帝打交道，则决定改革者的命运和改革的成败。道理很简单。儒家信奉君子政治、贤人治国，那么，谁有资格判定人物贤愚，区别君子小人?说到底，只有皇帝。一个不避群议、以选优汰劣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击就是“结党营私”。唯一可以为他辩白的人只有皇帝，而皇帝最忌讳的恰恰是朋党。“庆历新政”的搁浅，范仲淹、富弼的下台皆植因于此。
宰相大臣不结党，政见可以不同，却能共商国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对于这一点，司马光已经有精准的认识，写在《功名论》里。据说这篇文章是他在十七岁时完成的，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在思想上的早熟无疑是令人赞叹的。
事与愿违
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新法，以“富国”促“强兵”，新法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反对派受到排挤打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三不足”精神的指引下，“具体的皇帝”被从笼子里放出，士大夫的议政空间受到压缩，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
作为反对者，司马光无奈退归洛阳，做了十五年的“历史学家”，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作为一个熟知历史、尊重历史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一边是诚实的历史观察，一边是要做大宋忠臣的美好愿望，如何安身立命?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更加温和的方式，即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皇帝”的角色。
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特别是皇帝以私欲干扰原则的行为。只不过，同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做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是提意见的范本，司马光是宋人公认最优秀的监察官、谏官和皇帝老师人选。
司马光有自己的智慧，但在具体实践上，也有自己的问题。
司马光晚年成为宰相后，希望在政治上重返仁宗朝的黄金时代，可惜事与愿违。饱受争议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效果不加调查辨析，一概视为害民之法，试图全面推翻，由此导致了官僚集团的认识混乱，加剧了分裂;另一方面，他希望推行和解，重建“异论相搅”的多元政治，却又不能约束台谏官对异己势力的排斥打压。最终，司马相业“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造成巨大破坏。
真实悖论
赵冬梅坦言，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应对失措、狼狈不堪。
一个致命后遗症是，北宋“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复返。赵冬梅认为，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权力与责任并重的，在政策层面，信仰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又必将固执己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悖论，即“宽容政治悖论”。自此，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走上了不归路。
当然，这是后话。在哲宗和百姓心中，宰相司马光已经做得很好。司马光死后，哲宗下令，“赠太师、温国公，禭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哲宗亲自为司马光书写了神道碑的碑额，并命令苏轼为司马光写作神道碑，又赐银两千两，专门为司马光修盖碑楼。司马光的谥号被定为“文正”，这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
得知司马光过世的消息后，“首都百姓主动罢市，前往司马府外吊祭，很多人典当了衣物来置办祭品”。司马光的灵柩离开首都，被运往涑水老家安葬，起灵那天，开封人“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元祐二年(1087)正月初八，司马光的葬礼在涑水故园举行，好几万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葬，素服哀号。在开封，有人画了司马光的像刻印售卖，开封人家几乎一家一幅，外地人也纷纷到开封来购买司马光像，不少画工因此致富。
悠悠千载，司马光有无数面孔。他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也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在赵冬梅看来，时代赋予了他的诸多标签、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后来，她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