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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GFR/MET双靶治疗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分子特征和临床结局如何?

作者:医学界肿瘤频道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TKI或化疗有可能改善对EGFR/MET TKI耐药的NSCLC患者的生存结局。

对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获得间充质上皮转化因子(MET)扩增或过表达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普遍认为针对EGFR和MET通路的双重靶向抑制是一种有前景的治疗策略,其可通过协同治疗优势来克服获得性耐药。一些研究也显示,EGFR/MET双靶治疗(DTT)用于EGFR突变伴获得性MET扩增NSCLC患者有效。然而,DTT耐药后该如何管理?这些患者DTT耐药的潜在机制和临床结局又是怎样的?目前尚不清楚。

近期,在《Therapeutic Advances In Medical Oncology》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NSCLC患者EGFR/MET DTT耐药有多种潜在机制,主要包括EGFR依赖性途径、MET依赖性途径、EGFR/MET共同依赖性途径和EGFR/MET非依赖性耐药机制。作为挽救治疗方案,靶向治疗或化疗相较于最佳支持治疗(BSC)更有可能改善晚期NSCLC患者DTT耐药后的生存结局。

研究细节

研究者针对携带EGFR突变和获得性MET扩增、EGFR/MET DTT耐药的NSCLC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阐明EGFR/MET DTT耐药后的分子特征、挽救治疗选择及疗效。结果显示,共纳入77例NSCLC患者,对19例患者的DTT前后配对样本进行了分子特征分析,对76例患者DTT耐药后的临床结局进行了评估。

在EGFR/MET双靶治疗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分子特征和临床结局如何?

图1. 双靶治疗(DTT)前和疾病进展后的基因谱。(a)DTT前的基因特征(n=25)。(b)DTT进展后的基因特征(n=23)。(c)基于二代测序结果对19例患者DTT前和DTT进展后基因变化的比较。

“on-targeted”耐药机制和“off-targeted”旁路耐药机制的发生率相似

在19例患者中,基线时(DTT前)存在经典EGFR突变,包括EGFR L858R突变10例(52.6%),EGFR-19del突变9例(47.4%),合并EGFR T790M突变6例(31.6%),合并EGFR扩增10例(52.6%)。DTT后,大多数患者仍存在这些经典EGFR突变,只有1例患者的EGFR L858R突变消失,5例患者的EGFR扩增消失。在5例患者中检测到的获得性EGFR通路依赖性耐药机制为:EGFR T790M(n=1)、EGFR C797S/Y(n=3)、EGFR L718Q/V(n=1)、EGFR G796S(n=2)和EGFR拷贝数扩增(n=2)。

DTT前,15例患者(78.9%)存在MET扩增。DTT后,9例(47.4%)患者的MET扩增消失。在4例患者中检测到MET二次变异,包括D1228H/N/Y、Y1230C/H、D1231Y、R1004G、V1237I和MET融合。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其他潜在的耐药机制,包括小细胞肺癌(SCLC)转化、BRAF V600E、KRAS G60D、NRAS Q61R、PIK3CA E545K、PIK3CA L339R、ERBB2 amp和MYC amp。

概括来说,EGFR/MET DTT后的耐药机制可分为“在靶(on-targeted)”机制和“脱靶(off-targeted)旁路”机制。“on-targeted”机制包括EGFR依赖性途径(a组:4/19,21.1%)、MET依赖性途径(b组:2/19,10.5%)和EGFR/MET共同依赖性途径(c组:2/19,10.5%),“off-targeted”旁路机制即EGFR/MET非依赖性耐药机制(d组:11/19,57.9%)包括各种不依赖于EGFR或MET途径的耐药机制。从中可见,“on-targeted”机制和“off-targeted”旁路机制的发生率相似。

在EGFR/MET双靶治疗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分子特征和临床结局如何?

图2. DTT的潜在耐药机制概况

不同挽救治疗方案的pPFS、pOS和疗效不尽相同

EGFR/MET DTT进展后,患者接受的挽救治疗包括最佳支持治疗(BSC,17例)、TKIs(24例)、化疗(35例),另外1例患者接受了抗EGFR/MET双抗(因其所参加试验的结果尚未发表,而被排除在临床结局分析之外)。

在接受BSC、靶向治疗或化疗的患者中,进展后无进展生存(pPFS)和进展后总生存(pOS)存在显著差异:中位pPFS分别为1.5个月、3.9个月和4.9个月(p=0.003),中位pOS分别为2.3个月、7.7个月和9.2个月(p<0.001)。分析显示,TKI组和化疗组的pPFS、pOS均显著长于BSC组,而TKI组和化疗组之间的pPFS、pOS相似。这表明,与BSC相比,靶向治疗或化疗显示出改善晚期NSCLC患者DTT耐药后生存结局的潜力。

BSC组、TKI组和化疗组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5.9%、16.7%和20.0%(p=0.474),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5.9%、45.8%和77.1%(p<0.001)。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TKI作为挽救治疗患者的中位pPFS不足4个月,ORR和DCR也分别仅为16.7%和45.8%。这表明,转换或继续TKI治疗需要在匹配耐药机制的基础上获得良好治疗效果。

在EGFR/MET双靶治疗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分子特征和临床结局如何?

图3. EGFR/MET DTT耐药后挽救治疗的疗效和亚组生存分析

DTT耐药后治疗线数和ECOG PS评分是pOS的独立预后因素

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DTT的EGFR-TKI代别、DTT的PFS和挽救治疗是pPFS的独立影响因素;DTT耐药后的治疗线数和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PS)评分是pOS的独立预后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观察到的治疗线数与预后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可能涉及混杂因素。

总之,该研究揭示了EGFR/MET双靶治疗耐药的异质性;同时,该研究提示,TKI或化疗有可能改善对EGFR/MET TKI耐药的NSCLC患者的生存结局,或是合理的挽救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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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Mei-Mei Fang 1, Jiang-Tao Cheng 1, Yu-Qing Chen, et al. Molecular feature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EGFR-mutated, MET-amplifi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fter resistance to dual-targeted therapy[J]. Ther Adv Med Oncol. 2024 Mar 4:16:17588359241234504.

审批编号:CN-133741 有效期至:202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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