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刘文静的一生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的唐廷，在艰难地打赢了对薛举、薛仁杲的战争后，已经平定了陇西、西凉，将整个关陇地区收为己有，同时还收纳了李密的关东部分地区；山南道大使李孝恭也一路南下，平定了汉中、巴蜀。大唐已经初步有了统一天下的气象。随后，唐廷设立了陕东道行台，作为经略关东、征伐中原割据诸侯的中枢，由秦王李世民担任。此时的李世民，伴随着功劳的增加，加封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行台、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风头一时无两。

虽然刘文静因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失败而被降罪，但作为举兵的首谋，在平定陇西之后就被恢复了爵位和封邑。当然，官复原职是不行了，刘文静转而被任为民部尚书，兼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就是李世民经略关东的副手，协助关东事务，可以说责任重大。

但刘文静并不满意这个官职。当初他从太原时就是皇帝李渊的左膀右臂，与裴寂两人一起，是公认的李渊副手，与裴寂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僚，地位相当。起兵之后，裴寂做长史，刘文静做司马；进入长安后，裴寂担任尚书右仆射，刘文静担任纳言，排位相连，地位也几乎相当。但是，到了刘文静复职后，却变成了民部尚书，归尚书仆射管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也比朝廷中央的尚书仆射低了一级，原本的平级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这让刘文静非常不满。

他不满是有底气的，不仅是因为他在李唐集团中的资历，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项独一无二的法宝，那就是突厥。

这几年来，突厥对中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了投靠突厥的“定杨可汗”刘武周以外，中原的各路割据势力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与突厥有联系。唐廷平定关西的时候，每次危机都与突厥有关。当初唐军举事之时，也是迫于后方压力，而向突厥称臣，还打上了突厥人的白旗。在这其中，刘文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刘文静北上拜谒突厥可汗，借得马匹和五百突厥骑兵以来，他就成了唐廷与突厥之间的联络人，在维系唐、突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唐廷要维持与突厥的外交关系，不能不继续依靠刘文静，而要依靠刘文静，也势必会将他恢复官爵。

随着李唐的控制范围逐渐扩大，突厥与唐廷的矛盾也逐渐明显起来。自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城外与处罗可汗结盟时起，突厥就希望中原保持分裂的局面，以便他们能从李渊政权，还有其他向突厥称臣的政权那里获取想要的财富。突厥人有着草原人的智慧，他们看出中原地区的混战会带给突厥无穷的好处。而当李唐政权逐渐统一了关西和巴蜀，隐隐有着君临天下的气势时，突厥人便警觉了起来。他们得想办法遏制李唐的进一步壮大。

盟约在手，突厥也不好直接与李唐翻脸，于是他们找来了手下其他的“马仔”，他们就是陕北的“毗伽可汗”梁师都，和“定杨可汗”刘武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梁师都再次进犯唐朝控制的灵州城。同月，刘武周也联合突厥兵，率两万人南侵并州。大唐的北疆州郡纷纷告急。

这个时候，刘文静该出马了。他与突厥的关系素来良好，此时朝廷需要他来与突厥交流，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刘文静也积极就此向皇帝表态，说愿意出山，来担当起与突厥斡旋调停的重任。

但是，这一次刘文静的算盘打错了，他没想到自己已经受到皇帝的猜忌。在皇帝眼中，刘文静这不是积极帮助，而是挟寇自重，这是朝廷不能容忍的，唐朝自建国以来，就对向突厥称臣的事情讳莫如深，而刘文静却一再地拿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还想借突厥来立功，简直是做梦。

刘文静没想到，他以为可以打出的王牌却成了皇帝猜忌自己的原因。更郁闷的是，裴寂等朝臣更将刘文静视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仿佛与突厥的关系就是他可能作乱的证据。

河东的战事打得不理想，刘文静在朝中的位置也越来越微妙起来。四月，镇守太原的齐王李元吉派出抵御刘武周的军队全军覆没，随后刘武周包围了太原城。

丢得这么容易，难道是因为内部出了叛徒？说到“勾结突厥的叛徒”，大家很自然地又把目光看向了刘文静。刘文静这是躺着也“中枪”，他本来想趁机表现一番，提高自己的地位，谁想到竟落入了如此尴尬的境地。不仅刘文静，连刘文静的上司李世民也被怀疑了。毕竟官场上刘文静公认是李世民的人，刘文静“勾通”突厥，那秦王李世民也脱不了干系。而且，秦王李世民和处罗可汗的私交也很好，同样也有嫌疑。

所以，发兵支援河东的事情，唐皇没有选择军功赫赫，并且以陕东道行台驻扎在河东长春宫的李世民，而是派了太常少卿李仲文作为行军总管，前往被刘武周围困的介休，督军抗击敌军。

刘武周实在太狡猾了，李仲文的援军还没到介休，就在半路上的雀鼠谷遭遇了他的伏击，又是全军覆没。

此时的朝中，太子李建成作为皇储不宜出征，有能力担起统帅重任的，除了李世民也没有别人了。但李世民身上的嫌疑未除，而且征服薛举之后他也隐隐有了军功过高的端倪。李渊还是没有选择让秦王挂帅，而是选了他的铁哥们、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军穿过雀鼠谷，到达介休。此时，介休城已经被刘武周麾下大将宋金刚攻下，于是据城抵抗唐军的攻击。裴寂扎营在城外地势较高的度索原上，准备围困介休城。

行军打仗，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裴寂有治理之才，唐朝开国之后，修订律令，整顿政务都是一把好手，但在战争方面却不专业。不专业也就罢了，裴大宰相的军事技能几乎可以用“磕碜”来形容，居然几乎一模一样地复刻了三国时期马谡失街亭的错误。他以为驻扎在度索原上，居高临下，就可以在防御中高枕无忧，却不料被宋金刚派人掘断了水源，唐军一下子就缺水了。数万人缺水可不是什么小事情，裴寂只好转移营寨，寻找有水源的开阔地带扎营。此时，城中的宋金刚却趁机突然发动了攻击，唐军正在乱糟糟地搬着物资，转移营寨，却没有想到要防备此时敌军的攻击，登时大败。

裴寂独自逃了回来，到了晋州才站稳脚跟。在太原城苦等援军的李元吉得知裴寂战败，于是也放弃了太原，带着妻小逃回了长安，太原城就此失陷。皇帝李渊闻讯震怒，唐廷在太原布置了数万军队，粮草可以支撑十年，而且太原还是大唐的龙兴之地，谁能想到就这样说丢就丢了。

短短五个月，唐军节节败退，从太原一路败退到了晋州。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陕北的梁师都又集结大军，还联合了突厥千余骑兵再次进犯延州（延安）。虽然延州总管段德操设计再次将梁师都击退，但是那边的探子报告说，突厥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据称，在梁师都的游说下，突厥将联合它的仆从势力，在整个北方边境展开攻势。陕西方向，有突厥部大军联合梁师都南下；处罗可汗将亲自攻打晋州，占据河东；处罗可汗的弟弟突利可汗则联合东北的契丹人、奚人攻打幽燕地区；而夏王窦建德则从河北出发，与处罗可汗会师于晋州、绛州一带，几路大军将一起把唐朝统一天下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也是上天眷顾李唐，这个计划制订不久，突厥的处罗可汗就病逝了，突利可汗即位。为了稳固内部，这个全面南侵的计划暂时没有实施。

虽然计划不实施，但是唐廷也绝对要和突厥做一个切割了，朝中与突厥有关的内部势力，唐皇也决心加以整顿。而作为突厥与唐廷的联络人，刘文静虽是太原起兵的谋划功臣，但还是成为需要排除出“核心圈子”的对象。

而刘文静自己的意志也逐渐消沉下去，甚至变得喜怒无常起来，酒醉之后，甚至还拔刀砍自己家里的柱子。

多事之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关东的战局也更加糜烂。

驻守黎阳的李世勣归顺唐廷后，河北、河南相当一大片地区也跟着投靠唐朝。淮安王李神通作为一方统帅，掌握着这片与长安之间隔着王世充势力的“飞地”。这片区域还受着河北的夏王窦建德的直接威胁。619年九月，窦建德率军进攻相州，李神通大败，逃到了李世勣驻守的黎阳。而窦建德的军队也跟着围住了黎阳，一顿猛攻之后，黎阳连同黎阳仓也被窦建德攻陷，李神通、李世勣以及魏徵等人全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最后，河北、河南归顺唐朝的州郡全都被窦建德、王世充夺走，唐朝损失惨重。只有李世勣后来带着几十骑勉强从窦建德那里逃回了长安。

正当河东的战局乌云密布之际，刘文静家里一个不得宠的小妾忽然向唐朝官府告发，说刘文静谋反。原因就是刘文静在家里聚集了一帮人，在半夜里披着头发，拿着刀，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经过官府调查，刘文静声称，这是他因家中闹妖怪，所以招了道士来驱除邪祟，在半夜那些人神神叨叨做的，是驱邪仪式。

然而，却没有人相信刘文静真的是如此了。半夜里他们干的事情，只有天知道。当初江都的“骁果军”密谋杀隋炀帝以及大臣们，所作所为还在眼前，谁能保证刘文静干的不是和他们同样的事？

619年十月，宋金刚攻陷浍州、龙门等地，裴寂于是下令坚壁清野抵抗宋金刚。但是，由于裴寂处置不当，惹怒了当地的百姓，导致河东民变四起，当地人吕崇茂等势力造反作乱，打败了裴寂，并举兵响应刘武周势力。裴寂转眼也在四面楚歌中到处碰壁，逃回了长安。此时的河东，唐朝只能控制西南黄河岸边的小小一隅之地。唐皇李渊大惊，河东、河南、河北的关东领土眼看着全都没了，让人既惧怕又心痛，他甚至还颁下手诏，打算放弃整个河东，躲避敌军锋芒，集中力量紧守关西地区。

而刘文静也再无复起之望了。他的作用就是结好突厥，但是唐廷与突厥的外交失败、河东溃败，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朝野的怒火。在裴寂的建议下，原本就对刘文静猜忌很深的唐皇李渊决心处死他，下诏抄没他一家的家产。

临刑之时，刘文静抚膺长叹道：“飞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说完之后，他走上刑场赴死。

刘文静的死，对于李世民来说既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左膀右臂，却又是一个转机。就在唐廷要放弃河东，缩回关西之际，秦王李世民上表请战。

李渊与李世民终究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就算李渊登上了皇位，要使一些帝王心术来驾驭朝中群臣，但终究还是不忍心继续猜疑自己的亲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一月，李渊终于起用李世民为统帅，拨出关中精兵三万，连同秦王本部兵马，再一次向着河东进发。

（摘自《读一页就上瘾的唐朝史》 范西园/著 华龄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