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人口飞速增长，五十，60年代那些无序生育出来的小精灵们，都已到上初中、高中的年龄。虽然全国还不死不活地沉浸在“文化革命”的运动中，“读书作官论”使人谈论起来还有点谈虎色变的恐惧，“读书无用论”虽不及“文革”初期那样激烈地遭受口诛笔伐般地接受批判，可他还占领整个文化市场，如张铁生交白卷，被某些人故意炒作的黄帅日记，这些都是为了人为的政治需要。
在这种有点使人感到迷茫的时代，黄土矿这个地区，不愧老祖宗们留下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的就是当代教育执行者也还俱有远见，一个一万七八千人的公社，办有二所初中，一所高中，在校就读初高中学生一千多人，每年毕业初高中学生四五百人，一个公社教育能做到如此。整个绥宁县可能是绝无仅有，唯此一家。
然而，杨家桥学校的建成，也是当时整个黄土矿在校教师和学生挖山不止、愚公移山精神的杰作。也是当时整个黄土矿在校教师和学生不辞劳苦做砖、烧砖、运砖，杠树、担楼板劳动的结晶。如果没有当时几千学生前后努力，无私奉献。在那资金特稀少的年代，是无法完成这样艰苦而又艰巨任务的。也就无法服务于当代梓桑的学子。
黄土矿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习惯，袁宝麟、彭天方、彭长灯等人创办的“资源书院”，刘姓荣华二公族裔创办，刘应爵、刘天青等执教的“荣华农校”，黄土矿二十排业修建和刘应楠等人任教的“资源中学”。无不显示着本地区人民，尊重教育，热爱教育，传承教育的光荣传统美德。
正因为有重教办学之人，所以，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黄土矿的确人才济济，栋梁遍地，直至六十、70年代，你不管走入县属单位的某个部门，和区乡级单位都会碰到喊“娲婻”的声音，那种亲切感自然而生。这种乡音难改，大家也无需要改。
杨家桥得以提升办高中，得益于当时执政黄土矿公社领导的精心设计，也感谢有远见的教育战线有识之士的全力支持，还有那当时在黄土矿教育系统从事领导工作的领导们，他们更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策划和积极争取，天上是很难掉馅饼到黄土矿的，继而得来黄土矿在今后几十年间，整个地区文盲率极低，学校的入学率和合格率都能当之无愧地在本县名列前茅。
一九七七年九月，打破过去的教育禁区，进行“文革”运动以来的第一次高考。杨家桥高中全体教师，闻风而动，全身心地投入，积极无偿开设各种学科的补习班，为高考添劲加油。参加一九七七的考生是五百七十多万人，全国实际录取大中专人数仅二十七点三万，录取率不足5%。有些乡镇都放了空枪。虽然七七年黄土矿考得并不理想，仅考取大专以上学员三名，他们是颜松、梦岩、思禹。中专录取的有维奇、均瑞、冰华、平江、华亮等人，其中杨家桥高中已占多名。七七年的高考属于七八年春季入学，七八年又进行教育改革，采取秋季入学规则，所以，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但你要知道，这是过千万人相挤的独木桥，也就决定了胜者为王败为冦的结局。
一九七八年高考与一九七七年从时间上来算仅相差半年多一点时间，全国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还有一组数字可说是世界之最，就是一九七七年冬和一九七八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一千一百八十六万人，然而黄土矿大专录取的有必兴、祠柏、树元、巧平等人，被中专录取的有义灯、长深、东华、宗照、再松、天元、女同胞有丽华、春花等人。其中在杨家桥就读过的学生占有多名。七八年的录取人数比七七年就遥遥领先了。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有些学校为了适应形势，逐渐办起了高考补习班，因为恢复高考招生的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的经历不同，知识掌握的层次也不同，通过二次考试，大家深知只有高考才能改变命运，要想改变命运也只有考出好成绩，才能如愿以偿。
自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据有关数据解读，恢复高考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有四千多万名学生从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将近有千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出了自己应有力量。
因为对教育的重视，那些有名气的老师都调到了一中、二中去了，玩得很好的欧老师调到了二中，黄生汉老师调到了一中，都担任历届高考毕业班的数学教学，还有陈命启、秦启富老师也调到一中去了。曾祥茂、刘铁砚、贺良圭、陈洗澡都调往了二中，肖成吉调往了三中，后来都成为绥宁教育界的中流砥柱，充实应届高考班的师资队伍。李秀琴凭着貌美和能力，进入广播局做了播音员，每日在镁光灯下，出尽风头。曾祥柏、袁剑青也乘着这股重教的东风，寻找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地方，调回了梦寐以求的家乡。
社会就有这样的随意性，当知识贬值的时候，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可以随意发落，让他自生自灭。当社会需要这些人时，又是随意一纸调令。他们好似遇到大赦，趋之若鹜，屁颠屁颠地奔赴新的岗位。还要感恩戴德似的说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言壮语，以表忠心。
杨家桥高中的建立，可说是幸运儿，又是一个被时代所抛弃的弃儿。当知识贬值时，聚集着众多才华横溢的教师，他们虽有一身才艺，可无法施展，也成了一个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教书匠，也变成做天和尚撞天钟的庸人。但他们的教学风格和知识魅力，可能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曾经接受过他们教育的受众。因为从那最鼎盛时期的三个年级，还是通过高考走出了众多的青年才俊和优秀学子。
杨家桥自开办“农业中学”以来。已有五十多年的办学历史，虽然他的地基是从那些久远的祖坟上建立起来，特别是文革时期办学之初，杨文成校长不只要统筹整个建设进度，还要随时随地接受学生的批判。现在想来，那种困难时期，要一步一个脚印，还要不顾荣辱地完成这样的建校目标，还真是大难为他和他的同事们了。
后来改名成“黄土矿一中”，在公社书记刘英的支持下，在向良元等人的领导下，扩建校舍，修操场，建围山跑道举办各种活动。把学校办得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为黄土矿地区的人才培养，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过去的几十年间，大陆的体制缺少长远规划，曾有过多次的摇摆性，如黄土矿的管辖范围，就发生过多次的变动，解放前黄土矿、桃坪、抱寨、木兰地、泡桐就同属一个岳溪乡，20世纪50年代是黄土矿公社。60年代划分成黄土矿和桃坪公社，60年代中期又合并成黄土矿公社，80年代又分成黄土矿和桃坪公社，90年代又合并成黄土矿乡，90年代后期在某些人的私利纵涌下，原桃坪又划归了红岩镇，这种合合分分的体制动荡，现在是否已成定局，谁也说不清楚。
杨家桥中学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动，也是同样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先是建成“农业中学”，70年代变成“黄土矿一中”，八十年改成“李西区中”，90年代又变成县属“八中”，现在又成了县属“第二职业中学”。
名字的改动本来就是一个符合的变异，但在每次改动之后都会带来很多更新和扩张，校舍越来越大，设施越来越先进，可一个奇怪现象又出现了。“农业中学”时期那几间木房子里，挤满着就读学生三百多人。“黄土矿一中”时期，那一排二层楼的教学楼，聚集着学生也是三百多。现在那众多的教室已空空如也，人去楼空。因教育竞争的激烈，有时仅剩百来个学生。出生率的下降和生源的流动是该校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成绩缺乏竞争力。这个问题不仅是这所学校的问题，整个绥宁都是如此，因高考率低造成的优秀生流失，优秀生越流失，优秀教师也就流失，高考率也就越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要想扭转这种恶性循环仅靠教育系统是无能为力的。需要县级领导重树教育思想，使用大量财力留住优秀教师，留住优秀生源。可谁会去做这费力而不讨好的事呢？没有几年工夫的投入谁又能做得好呢？以此发展下去，可能只有人们失望的份了。
黄土矿人都喜欢把这里叫作“杨家桥”学校，把他与他旁边的一座几百年的木桥来命名，都希这所学校如这座木桥一样，世代兴盛，千古流传，但是，事物的发展能否尽如人意，它能吗？
2019.4.21.于武陵源溪布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