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篇论文在知网重新上架，92岁教授为何“杠到底”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李思辉

赵德馨 朱建华/摄

近日，《中国科学报》获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的100多篇论文已在知网重新上架。此前，他因为不满“文章在不知情情况下被知网使用，并且自己下载自己的文章还需要付费”而状告知网维权。随后，他的100多篇论文被知网下架。

赵德馨今年92岁，是大陆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退休后仍笔耕不辍。90岁时，他主编的140万字的《中国经济史大辞典》出版；91岁时，出版专著《经济史学：历史与理论》，共计37万余字。

赵德馨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已得知自己的论文被知网重新上架，知网正在努力改进，这是他“希望看到的”。但他直言，还有一个问题待解决——给作者支付报酬的模式问题。他希望知网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与每位论文作者都利益相关。

100多篇论文重新上架

《中国科学报》：最近您的论文又在知网上架了，请问您知情吗？听说您把100多篇文章免费授权给知网收录，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赵德馨：2020年7月因文章被侵权我起诉了知网，论文被下架。此后，经过法院审理，我的文章分批被判决胜诉。

2022年1月29日，知网安排湖北站3位工作人员来到我家。我提出了已经被法院判决的论文应该分批上架，以便读者使用和开展学术交流的意见。他们当时没有答复。直到2022年5月12日，这3位工作人员受新领导指派再次来到我家，表示只要我签字同意，第二天论文就无条件上架。

此后经过磋商，我与知网签订了《作品授权协议书》，同意知网重新使用我的100多篇论文。因此，最近知网将我的论文上架，我是知情的。

在这个协议中，第一条就是我免费将过去被下架的论文授权给知网使用。这个免费，实际上只限于过去的论文，这些论文是获得了赔偿的。不过，在法律上，因司法诉讼而支付的侵权赔偿和依法使用我的论文要付的授权报酬是两回事。我之所以同意论文免费使用，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罚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起积极促进作用，我的论文在被知网免费用的同时，也免费或低价给读者使用。

《中国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您和知网已经达成和解？

赵德馨：我和知网从来没有闹翻过，也就无所谓“和解”。

从维权开始，我就明确了三条原则：第一，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用刺激性语言、不说重话；第二，依法办事，最终的司法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抱着善意解决和知网的问题。

知网的工作人员来过我家里3次。我都对他们讲，希望知网通过改革能办得更好，更受知识分子欢迎，成为知识分子的朋友。

所以，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事情圆满解决。

“一问三不知”的付费

《中国科学报》：经过您的努力，知网也做出了一些改变。您对当下国内学术论文的付费使用情况满意吗？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

赵德馨：知网已经认错并受罚，同时努力改进了。这些改进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接受了我的建议的表现。

但当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支付作者报酬的模式存在问题。

现在的模式是知网付钱给各个杂志，再由杂志分给作者。很多杂志在投稿须知中就说明了稿费中包括了知网给的费用。但大多数杂志都没有明确说过这笔费用到底是多少。有些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具体金额他们也很难说清楚，分到每篇文章作者手上的可能就是几元、十几元。

如此，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杂志社说不清楚每一笔稿费中知网的付费占多少，而知网也不知道给每一篇文章的作者支付了多少钱，至于作者就更不知道知网使用这篇文章给了自己多少钱，可谓“一问三不知”。

除了这笔“一问三不知”的所谓付费外，知网上架文章后再出售这篇文章的收益与作者似乎也没有了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

大数据时代，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是不难解决的。通过技术上的一些处理，知网完全可以与每一位作者建立直接联系，并根据每年作者的文章被付费使用了多少次、产生了多少收益，严格按照一定的比例与作者分成。

好的论文被下载的次数多，知网的收入多，作者的收入也多，这样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保证作者的著作权收益，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

事实上，我编著的《中国经济史大辞典》授权知网使用，就是直接与知网签约，知网每半年向我支付费用。

涉及国家创新战略的大事

《中国科学报》：当前，大陆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一，论文从发表到收录使用，形成了一套固化的利益链。绝大多数人都没站出来，您却冲锋在前，您是否有觉得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您“杠到底”？

赵德馨：确实有觉得孤独的时候。比如，在要与知网打官司的时候，我的老伴儿就说不必搞了，年纪大了又不缺钱用，不必找这些麻烦，费精神。我对她说，这是一件大事，不是钱的问题，是维权的问题，是事关著作权保护的问题，是涉及国家创新战略的问题。

在我的论文合作者中，也有我的学生。在我维权的过程中，有个别学生就是因为害怕被知网下架论文，不愿意在书面上表态，不愿意参与维权起诉。所以，最终我只说服了我的老伴儿周秀鸾教授和我的学生苏少之教授，我们3个人出面维权。

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下来？就我个人方面来说大概有三个因素。

第一，我的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是涉及国家创新战略的大事。第二，我的性格。我是湖南人，脾气犟，我认定是对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做到底。第三，我认为这件事有法可依，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便有人施加压力，我也无所谓。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位很年轻就开始发表论文的“老作者”，您对年轻学者在学术研究、学术发表上有何建议？

赵德馨：我20岁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26岁出版了主持编写的、由教育部推荐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讲义》。我的学术生涯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我个人的经验教训已经写在两本书中，一本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与规范》，另一本是去年12月出版的《经济史学：历史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