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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曾创造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

作者:顶流草女孩樱花
斯人已逝,曾创造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

盛极而衰的中唐时代,除了政治上采取多种政策谋求中兴外,文学实践上也进行着诗文革新运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前者由韩愈(768-824)和柳宗元(773-819)倡导,两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复古”的旗帜,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口号,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促使文体文风改革,由骈而散,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作为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和柳宗元还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中仅有的两个唐朝作家。

作者:九歌

斯人已逝,曾创造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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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童”柳宗元与永州十年

柳宗元被贬南荒的生活并不好过。他的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司马虽属正六品上,但员外置却等于在编制之外,按朝廷规定是不得干预政务的。所以柳宗元到永州后,既无公务,也无官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俟罪非真吏”,不像个真正的官吏,倒像是囚徒了,落差极大。

想当日,柳宗元也出生在长安,祖先属“河东三著姓”的柳氏,真正的门阀贵族出身。虽然经过百年变迁,繁华沦落,这个家族早已今非昔比,但这种祖上显贵过的记忆给他一生都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柳宗元从小就修身律己,渴望建功立业,加之聪颖早慧,成长很快。他十岁时,随父亲柳镇迁江西李兼幕府,凭借着讲德论文,受到名士权德舆、杨凭等人的称赞,被视为“奇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杨凭所器重,杨凭还将九岁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后来柳镇再度入朝为官,柳宗元也随之回到了长安,并于二十一岁那年和刘禹锡一同进士及第,年少得意。可惜就在这年五月,柳镇病逝,柳宗元由于要服父丧,守制内三年不能参加铨选,也就不能做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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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柳宗元服父丧期满,柳宗元才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但未被录取,直至贞元十四年(798)才得官。这年他和礼部郎中弘农杨凭的女儿完婚,了却少年时的一段情。婚后夫妇感情甚笃,不幸的是,仅三年,杨氏就病殁了,年仅二十三岁,没有留下子女。之后柳宗元一直没有正式续娶。

在长安的几年,柳宗元因为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才名早著,很多名士都与他结交。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柳宗元为王叔文所赏识,参与了永贞革新。对于柳宗元来说,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并作为中坚分子,是他一生里最为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他人生前半部分的总结,且又影响了整个后半生的事业和文章。

历史上有许多人高度肯定柳宗元的文章和文学成就,却对他参与永贞革新持否定态度,好像这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污点一样,白璧微瑕。但也有不少人是善意地表示了同情与惋惜的,比如他的好友韩愈。虽然在时代复杂的政治风波中,两人逐浪浮沉,境遇不同,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多有矛盾,有时还激烈地发生冲突,但是在热衷于世事,要求变革现实等人生导向上又有着基本的共同点,所以他们时常能相互尊重与同情,乃至虚心地相互学习,特别是在“古文运动”中彼此支持,共同创造出这一散文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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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学大家苏轼对柳宗元相当推崇,尤其喜欢他的诗歌,在被贬海南时,苏轼只随身携带了两个人的诗文集,一个是陶渊明,另一个就是柳宗元。可是即便如此,苏轼依然认为柳宗元跟随“二王”革新是做错了,并深为叹息:“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是第一个为王叔文一派进行有力辩护的人,他本人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并主持过“庆历新政”。虽然庆历新政的下场跟永贞革新差不多,也很快就宣布流产了,但是庆历新政却成为了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先导,具有重要意义。范仲淹批评了新旧《唐书》仅因改革的成败而论意义,忽略了改革的实际情况及产生了影响,从而论定柳宗元等人“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

实际上,后来宪宗一朝采取的政治措施及其达到的目标,大多与“永贞革新”的初衷是一致的。尤其是其削藩的“中兴”事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永贞革新”的继续。不过,永贞革新涉及到了与皇位继承相关的矛盾,宪宗绝不能谅解革新派就可以理解了,后来革新派一斥不复的结局也由此注定。柳宗元的悲剧命运冥冥之中早已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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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元年(805)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和一批革新者同僚一起被贬官。按规定,贬逐者“闻诏即行”,柳宗元只好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亲立刻奔波南下。来到永州,没有官舍,柳宗元一家只好寄住在潇水东岸一座古寺里。

这所寺院破旧而荒凉,中庭杂草丛生,寺外丛林乱石,人迹罕至,条件很是艰苦。到永州不到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水土不服加之医护不周病逝。柳宗元事母至孝,母亲的死于他而言是“穷天下之声,不能抒其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柳宗元的身心健康也急剧地恶化了。他当时正值而立之年,本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却自称已经到了“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地步了。至于精神状况更是“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又“常积忧恐”,看到四面环绕起伏的群山,只觉得自己像被囚禁其中一样。他甚至想过就此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甘心娶老农女为妻,买田作耕,终老余生。

他到永州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辗转寄居在各种寺庙,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后来,他终于在潇水西的一条支流冉溪(即愚溪)上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筑了一座小屋,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村居生活。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柳宗元《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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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柳宗元溪居图|刘凌沧 绘©️

大雪严冬时节,屋前江面白茫茫一片,只有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此时,柳宗元更觉尘世仿若早与自己无关。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没有公务的日子,柳宗元也曾闷极出游,和几个友人渡潇水,遍游法华寺西亭的望西山。爬山涉水后,柳宗元写下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他们还曾到西山更远处去,柳宗元记有《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就是著名的“永州八记”,千百年来被视为山水游记的典范作品。当代学者余秋雨在《柳侯祠》中曾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他说:“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诚然,永州十年是柳宗元人生中最晦暗感伤的十年,但也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十年。正如苏轼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柳宗元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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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文名日炽,衡山湘水以南的进士,往往不远千里跑来请教,希望以之为师,通过来信求教的人就更多了。其中,元和八年(813),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是拿着韩愈的介绍信从长安亲自跑到永州去拜访求师的。

然而,柳宗元拒绝了当他的老师,并回了一封信《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信中开篇就直言自己“不敢为人师”,并连举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韩愈为师之例。自魏晋以来,世风日下,士大夫阶层开始变得既耻于从师,又羞于为师。而韩愈不顾流俗,收召了一大批后学,作《师说》,提倡师道,抗颜为师。《师说》中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输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师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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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韩愈招致众人笑骂,被视为狂人,甚至后来因为一次纠纷,不得不离开长安,自请前往东都洛阳。由此也可见为人师的下场,以及世风的浮薄。柳宗元这样作为被贬之人的身份,他更不敢也不愿为师,以免招致世人的非议以及更大的迫害。但他不为师,不愿担为师之名,却并非否定师道。恰恰相反,柳宗元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他当年还在长安时就已经这样做了。

现在,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说,虽然我不能当你的老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自己的写文心得。于是,柳宗元毫不藏私地分享了为文之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都一一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这一时期,柳宗元还写了不少类似的论文书信,主要有八篇,通常被称为“论文八书”,成为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纲领性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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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之长安风云

韩愈自元和元年(806)年六月被诏回长安以来,生活相对闲适,与孟郊、张籍、李翱、张彻等人往来颇密,一起问学出游,切磋酬唱,韩孟诗派的诗风日渐成熟。不久韩孟诗派另一位重要成员——贾岛,入长安拜谒韩愈,结识了孟郊。两人的诗风格很像,多寒苦之辞,后世并称“郊寒岛瘦”。

而天才诗人李贺亦在同时拜谒了韩愈,以一首《雁门太守行》让韩愈叹为观止。李贺入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有人嫉妒李贺的才华,故意放出流言,说李贺的父亲叫“晋肃”,“晋”与进士的“进”犯嫌名了,所以要避父亲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听说后很生气,作《讳辩》为李贺打抱不平,鼓励李贺大胆参加考试,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没有去应试,最后还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七岁。

韩孟诗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诗派组织,除了韩愈、孟郊之外,成员还有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人,他们都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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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元和年间更流行的诗风,是白居易、元稹主导的“元和体”(又叫元白体)诗风,主要表现为诗歌语言的浅白通俗。由于元白的影响力,模仿者甚多。时人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李肇《唐国史补》)。

期间,韩愈还就元白对李杜的看法发起了一场论争。当时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李白、杜甫的菲薄和贬低,而元稹则认为杜甫要比李白的诗歌优胜太多,扛起其尊杜而贬李的大旗。韩愈对此表示很不满,他认为李、杜各有千秋,不能妄加毁议,坚决拥护李、杜并肩,不分高低。此后,李杜不能任意评定优劣,也成为千古定论。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韩愈《调张籍》节选

元和八年(813),韩愈在长安前后当了四年的博士后,写了一篇《进学解》,感叹自己长久以来勤恳治学,用心发展教育却长期不遇,内心愤懑。当时的执政宰相李吉甫、李绛、武元衡读过他的文章后,认为他“才高数黜,官又下迁”,刚好李吉甫监修国史,亟需修史人才,于是将他改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知道韩愈任史馆修撰后,柳宗元还寄了所作的《段太尉逸事状》给韩愈,作为写史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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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进学解》

元和九年(814)八月,孟郊病卒,终年六十四岁。不久前,韩愈专门写了《荐士》诗,高度歌颂孟郊,以此向山南西道节度使郑馀庆推荐孟郊求职,结果孟郊在赴任途中得了急病死去。韩愈闻死讯,在家中为孟郊设灵位号啕大哭,又召张籍一同哭悼。从此韩愈再也不能向谁人问“足下知吾心乐否也”,言无人听,唱无人和。

而韩愈的另一位好友柳宗元,已经贬官永州第九个年头了,终于在元和十年(815)的三月,受诏回京。

征召的诏书传到永州,柳宗元接过喜讯,恍如大梦初醒,大约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到了长安。他和刘禹锡都处于极度狂喜之中,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前途一片光明。柳宗元有诗:“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字里行间满是喜悦,而好友刘禹锡更是赤裸直白:“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难掩得意激动之情。

但是,元和一朝的政治斗争一直都很激烈,而对于王叔文党羽的处置,显然也和斗争紧密相连。由于宰相武元衡等人从中排挤,这群人北归仅一个月,就再度被逐,贬斥往更边远的地方,连长安城的花谢都没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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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被派柳州(今属广西),刘禹锡被派播州(今贵州遵义)。刘禹锡的播州特别荒远,柳宗元出于与刘禹锡的情谊,更考虑到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几岁高龄了,经不起折腾,主动提出愿意以柳易播,与刘禹锡互换。好在,身为御史中丞的裴度在宪宗面前调停,朝廷才收回成命,将刘禹锡改任连州(今属广东)。

这一次的贬斥,比起十年前的被贬,柳宗元的心情更为惨淡。他和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只比他年长一岁,又同榜进士,后同任监察御史,同参加永贞革新,同被贬十年,如今连二度被贬的命运都一模一样。只是刘禹锡终究比柳宗元多了几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阔达乐观,也就多出了一大段人生长度。

两人一同结伴南下,到衡阳时分别,一往柳州,一赴连州。这一别便是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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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柳之死

柳宗元到柳州这一年已经四十四岁了。长年的贬斥,以及这次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使得柳宗元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也消减了早年的锐气。他到柳州后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已是白发苍颜,疾病缠身。

柳宗元曾自嘲朝廷把他派到柳州来,大概是只因为他姓柳,于是便以“玩笑”的态度决定了这一任命。他来柳州后,在柳江边种柳树,希望将来树大成荫,后来人能睹木思人,想起这个姓柳的人在柳州做了刺史并在柳江边种柳的故事。

实际上,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政绩突出,远不止种柳。在任四年,他因民俗施政,解放奴婢,推行文教,修缮孔庙,发展教育。南方依然有很多青年学子奔走数千里去柳州要拜他为师,他也照例拒绝了,但会热情地指点为文之道。他也依然时常与刘禹锡保持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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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柳宗元的心情始终不太好,郁结于心,却故作轻松。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柳宗元病逝在柳州,年仅四十七岁,世号“柳柳州”。他留下两子两女(非婚生子,母亲大概是当地身份较低的女子),无人照应,室无遗财,最后还是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他筹集了丧葬费用。

柳宗元在死前,曾分别给刘禹锡和韩愈写了信,拜托他们照应年幼的子女。这年刘禹锡的母亲病重,柳宗元曾三次派专人问询,结果他自己也病倒了。刘禹锡的母亲亦在这年初冬病逝,他因丁母忧罢连州刺史北归,才走到衡阳(就是当年柳刘分别的地方),就突然遇到了从柳州来送讣告的信使。他展信读遗书,南望桂水,失声痛哭,如得狂病。刘禹锡为好友写下了深情绵邈的祭文,又向柳宗元其他朋友分送了讣告,写信请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

这一年正月,韩愈因上书《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入禁中,结果遭贬潮州刺史。本来宪宗乍然盛怒之下要将韩愈处以极法,经裴度等上奏求情才减轻了惩罚。这个结果仍然对韩愈打击很大,他仓促离京南下时,只有韩老成的儿子韩湘伴随左右。韩愈曾悲观地对韩湘说,此行被贬怕是凶多吉少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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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宪宗冷静下来后很快就后悔了,又经裴度从中劝告,打算复用韩愈。于是八月初韩愈就逢赦了,等到十月底便内迁,改任袁州刺史。韩愈收到柳宗元的信,文中主要是对韩愈的遭遇表达了慰问和同情,又对韩愈能够逢赦感到由衷的高兴,结果还没等韩愈回信,便收到了柳宗元的死讯。

韩愈为柳宗元连续写下了《祭文》《墓志铭》《庙碑》三文,以书致吊,为这位一生惺惺相惜的朋友写下了最真诚的评价。在袁州期间,韩愈施政也学柳宗元推行解放奴婢政策,算是二人最后共同的政治注脚。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服食金丹,日加燥渴,身体恶化,性子也越发古怪,左右宦官往往获罪。于是乎内常侍杀死了宪宗,对外宣称服药而死。穆宗继位,却昏聩无道,只一味纵情享乐,毫无节制,不留意天下之务。所以他曾被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以笔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在穆宗手上,河朔再失,朝中牛李党争日炽,“元和中兴”的记忆就如镜花水月,一触即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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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韩愈被召回京,出任国子祭酒,次年转兵部侍郎。不久,镇州藩镇叛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说服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回来后,韩愈就被上调为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的早春,长安城里江边柳色初染。韩愈约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一同游春,张籍以年老事忙推辞不去,韩愈便写了两首诗寄赠,笑言早春景色极美,劝张籍“莫道百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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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皇都的满城春色,韩愈将是最后一年细赏了。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步了宪宗后尘,服药死了,年仅十六岁的敬宗继位。敬宗少年登极,也是耽于游宴,大兴土木,他宠信宦官,最后又为宦官所杀,将唐王朝这架破破烂烂的马车,赶往覆亡的深渊边缘。幸亦不幸,韩愈是看不到这个他决计不愿意看见的局面了,这一年年底他病逝在长安,终年五十七岁。张籍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韩柳元白共同活跃的时期代表了中唐的高光时刻,他们一起努力创造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元和中兴。此后随着韩柳之死,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政治热情减退,全身远祸,大唐的没落便无可奈何了。

即将登上诗坛的李商隐面对这个局面,将长长地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唐末将渐趋寂然,几近衰落,直到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登场,才再度掀起新的浪潮,承前启后,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