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的中唐时代，除了政治上采取多种政策谋求中兴外，文学实践上也进行着诗文革新运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前者由韩愈（768-824）和柳宗元（773-819）倡导，两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复古”的旗帜，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口号，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促使文体文风改革，由骈而散，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作为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和柳宗元还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中仅有的两个唐朝作家。
作者：九歌
“奇童”柳宗元与永州十年
柳宗元被贬南荒的生活并不好过。他的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司马虽属正六品上，但员外置却等于在编制之外，按朝廷规定是不得干预政务的。所以柳宗元到永州后，既无公务，也无官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俟罪非真吏”，不像个真正的官吏，倒像是囚徒了，落差极大。
想当日，柳宗元也出生在长安，祖先属“河东三著姓”的柳氏，真正的门阀贵族出身。虽然经过百年变迁，繁华沦落，这个家族早已今非昔比，但这种祖上显贵过的记忆给他一生都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柳宗元从小就修身律己，渴望建功立业，加之聪颖早慧，成长很快。他十岁时，随父亲柳镇迁江西李兼幕府，凭借着讲德论文，受到名士权德舆、杨凭等人的称赞，被视为“奇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杨凭所器重，杨凭还将九岁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后来柳镇再度入朝为官，柳宗元也随之回到了长安，并于二十一岁那年和刘禹锡一同进士及第，年少得意。可惜就在这年五月，柳镇病逝，柳宗元由于要服父丧，守制内三年不能参加铨选，也就不能做官了。
三年后，柳宗元服父丧期满，柳宗元才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但未被录取，直至贞元十四年（798）才得官。这年他和礼部郎中弘农杨凭的女儿完婚，了却少年时的一段情。婚后夫妇感情甚笃，不幸的是，仅三年，杨氏就病殁了，年仅二十三岁，没有留下子女。之后柳宗元一直没有正式续娶。
在长安的几年，柳宗元因为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才名早著，很多名士都与他结交。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柳宗元为王叔文所赏识，参与了永贞革新。对于柳宗元来说，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并作为中坚分子，是他一生里最为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他人生前半部分的总结，且又影响了整个后半生的事业和文章。
历史上有许多人高度肯定柳宗元的文章和文学成就，却对他参与永贞革新持否定态度，好像这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污点一样，白璧微瑕。但也有不少人是善意地表示了同情与惋惜的，比如他的好友韩愈。虽然在时代复杂的政治风波中，两人逐浪浮沉，境遇不同，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多有矛盾，有时还激烈地发生冲突，但是在热衷于世事，要求变革现实等人生导向上又有着基本的共同点，所以他们时常能相互尊重与同情，乃至虚心地相互学习，特别是在“古文运动”中彼此支持，共同创造出这一散文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对柳宗元相当推崇，尤其喜欢他的诗歌，在被贬海南时，苏轼只随身携带了两个人的诗文集，一个是陶渊明，另一个就是柳宗元。可是即便如此，苏轼依然认为柳宗元跟随“二王”革新是做错了，并深为叹息：“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是第一个为王叔文一派进行有力辩护的人，他本人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并主持过“庆历新政”。虽然庆历新政的下场跟永贞革新差不多，也很快就宣布流产了，但是庆历新政却成为了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先导，具有重要意义。范仲淹批评了新旧《唐书》仅因改革的成败而论意义，忽略了改革的实际情况及产生了影响，从而论定柳宗元等人“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
实际上，后来宪宗一朝采取的政治措施及其达到的目标，大多与“永贞革新”的初衷是一致的。尤其是其削藩的“中兴”事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永贞革新”的继续。不过，永贞革新涉及到了与皇位继承相关的矛盾，宪宗绝不能谅解革新派就可以理解了，后来革新派一斥不复的结局也由此注定。柳宗元的悲剧命运冥冥之中早已写定。
永贞元年（805）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和一批革新者同僚一起被贬官。按规定，贬逐者“闻诏即行”，柳宗元只好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亲立刻奔波南下。来到永州，没有官舍，柳宗元一家只好寄住在潇水东岸一座古寺里。
这所寺院破旧而荒凉，中庭杂草丛生，寺外丛林乱石，人迹罕至，条件很是艰苦。到永州不到半年，柳宗元的母亲因水土不服加之医护不周病逝。柳宗元事母至孝，母亲的死于他而言是“穷天下之声，不能抒其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柳宗元的身心健康也急剧地恶化了。他当时正值而立之年，本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却自称已经到了“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地步了。至于精神状况更是“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又“常积忧恐”，看到四面环绕起伏的群山，只觉得自己像被囚禁其中一样。他甚至想过就此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甘心娶老农女为妻，买田作耕，终老余生。
他到永州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辗转寄居在各种寺庙，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后来，他终于在潇水西的一条支流冉溪（即愚溪）上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筑了一座小屋，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村居生活。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柳宗元《溪居》
图：柳宗元溪居图｜刘凌沧 绘©️
大雪严冬时节，屋前江面白茫茫一片，只有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此时，柳宗元更觉尘世仿若早与自己无关。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没有公务的日子，柳宗元也曾闷极出游，和几个友人渡潇水，遍游法华寺西亭的望西山。爬山涉水后，柳宗元写下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他们还曾到西山更远处去，柳宗元记有《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就是著名的“永州八记”，千百年来被视为山水游记的典范作品。当代学者余秋雨在《柳侯祠》中曾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他说：“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诚然，永州十年是柳宗元人生中最晦暗感伤的十年，但也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十年。正如苏轼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柳宗元也是这样的。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文名日炽，衡山湘水以南的进士，往往不远千里跑来请教，希望以之为师，通过来信求教的人就更多了。其中，元和八年（813），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是拿着韩愈的介绍信从长安亲自跑到永州去拜访求师的。
然而，柳宗元拒绝了当他的老师，并回了一封信《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信中开篇就直言自己“不敢为人师”，并连举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韩愈为师之例。自魏晋以来，世风日下，士大夫阶层开始变得既耻于从师，又羞于为师。而韩愈不顾流俗，收召了一大批后学，作《师说》，提倡师道，抗颜为师。《师说》中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输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师说》节选
结果就是韩愈招致众人笑骂，被视为狂人，甚至后来因为一次纠纷，不得不离开长安，自请前往东都洛阳。由此也可见为人师的下场，以及世风的浮薄。柳宗元这样作为被贬之人的身份，他更不敢也不愿为师，以免招致世人的非议以及更大的迫害。但他不为师，不愿担为师之名，却并非否定师道。恰恰相反，柳宗元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他当年还在长安时就已经这样做了。
现在，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说，虽然我不能当你的老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自己的写文心得。于是，柳宗元毫不藏私地分享了为文之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都一一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这一时期，柳宗元还写了不少类似的论文书信，主要有八篇，通常被称为“论文八书”，成为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纲领性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和中兴之长安风云
韩愈自元和元年（806）年六月被诏回长安以来，生活相对闲适，与孟郊、张籍、李翱、张彻等人往来颇密，一起问学出游，切磋酬唱，韩孟诗派的诗风日渐成熟。不久韩孟诗派另一位重要成员——贾岛，入长安拜谒韩愈，结识了孟郊。两人的诗风格很像，多寒苦之辞，后世并称“郊寒岛瘦”。
而天才诗人李贺亦在同时拜谒了韩愈，以一首《雁门太守行》让韩愈叹为观止。李贺入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有人嫉妒李贺的才华，故意放出流言，说李贺的父亲叫“晋肃”，“晋”与进士的“进”犯嫌名了，所以要避父亲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听说后很生气，作《讳辩》为李贺打抱不平，鼓励李贺大胆参加考试，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没有去应试，最后还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七岁。
韩孟诗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诗派组织，除了韩愈、孟郊之外，成员还有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人，他们都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
但是，元和年间更流行的诗风，是白居易、元稹主导的“元和体”（又叫元白体）诗风，主要表现为诗歌语言的浅白通俗。由于元白的影响力，模仿者甚多。时人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李肇《唐国史补》）。
期间，韩愈还就元白对李杜的看法发起了一场论争。当时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李白、杜甫的菲薄和贬低，而元稹则认为杜甫要比李白的诗歌优胜太多，扛起其尊杜而贬李的大旗。韩愈对此表示很不满，他认为李、杜各有千秋，不能妄加毁议，坚决拥护李、杜并肩，不分高低。此后，李杜不能任意评定优劣，也成为千古定论。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韩愈《调张籍》节选
元和八年（813），韩愈在长安前后当了四年的博士后，写了一篇《进学解》，感叹自己长久以来勤恳治学，用心发展教育却长期不遇，内心愤懑。当时的执政宰相李吉甫、李绛、武元衡读过他的文章后，认为他“才高数黜，官又下迁”，刚好李吉甫监修国史，亟需修史人才，于是将他改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知道韩愈任史馆修撰后，柳宗元还寄了所作的《段太尉逸事状》给韩愈，作为写史的资料。
图：《进学解》
元和九年（814）八月，孟郊病卒，终年六十四岁。不久前，韩愈专门写了《荐士》诗，高度歌颂孟郊，以此向山南西道节度使郑馀庆推荐孟郊求职，结果孟郊在赴任途中得了急病死去。韩愈闻死讯，在家中为孟郊设灵位号啕大哭，又召张籍一同哭悼。从此韩愈再也不能向谁人问“足下知吾心乐否也”，言无人听，唱无人和。
而韩愈的另一位好友柳宗元，已经贬官永州第九个年头了，终于在元和十年（815）的三月，受诏回京。
征召的诏书传到永州，柳宗元接过喜讯，恍如大梦初醒，大约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到了长安。他和刘禹锡都处于极度狂喜之中，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前途一片光明。柳宗元有诗：“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字里行间满是喜悦，而好友刘禹锡更是赤裸直白：“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难掩得意激动之情。
但是，元和一朝的政治斗争一直都很激烈，而对于王叔文党羽的处置，显然也和斗争紧密相连。由于宰相武元衡等人从中排挤，这群人北归仅一个月，就再度被逐，贬斥往更边远的地方，连长安城的花谢都没等着。
柳宗元被派柳州（今属广西），刘禹锡被派播州（今贵州遵义）。刘禹锡的播州特别荒远，柳宗元出于与刘禹锡的情谊，更考虑到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几岁高龄了，经不起折腾，主动提出愿意以柳易播，与刘禹锡互换。好在，身为御史中丞的裴度在宪宗面前调停，朝廷才收回成命，将刘禹锡改任连州（今属广东）。
这一次的贬斥，比起十年前的被贬，柳宗元的心情更为惨淡。他和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只比他年长一岁，又同榜进士，后同任监察御史，同参加永贞革新，同被贬十年，如今连二度被贬的命运都一模一样。只是刘禹锡终究比柳宗元多了几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阔达乐观，也就多出了一大段人生长度。
两人一同结伴南下，到衡阳时分别，一往柳州，一赴连州。这一别便是永别。
韩柳之死
柳宗元到柳州这一年已经四十四岁了。长年的贬斥，以及这次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使得柳宗元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也消减了早年的锐气。他到柳州后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已是白发苍颜，疾病缠身。
柳宗元曾自嘲朝廷把他派到柳州来，大概是只因为他姓柳，于是便以“玩笑”的态度决定了这一任命。他来柳州后，在柳江边种柳树，希望将来树大成荫，后来人能睹木思人，想起这个姓柳的人在柳州做了刺史并在柳江边种柳的故事。
实际上，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政绩突出，远不止种柳。在任四年，他因民俗施政，解放奴婢，推行文教，修缮孔庙，发展教育。南方依然有很多青年学子奔走数千里去柳州要拜他为师，他也照例拒绝了，但会热情地指点为文之道。他也依然时常与刘禹锡保持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医学等。
只是柳宗元的心情始终不太好，郁结于心，却故作轻松。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柳宗元病逝在柳州，年仅四十七岁，世号“柳柳州”。他留下两子两女（非婚生子，母亲大概是当地身份较低的女子），无人照应，室无遗财，最后还是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他筹集了丧葬费用。
柳宗元在死前，曾分别给刘禹锡和韩愈写了信，拜托他们照应年幼的子女。这年刘禹锡的母亲病重，柳宗元曾三次派专人问询，结果他自己也病倒了。刘禹锡的母亲亦在这年初冬病逝，他因丁母忧罢连州刺史北归，才走到衡阳（就是当年柳刘分别的地方），就突然遇到了从柳州来送讣告的信使。他展信读遗书，南望桂水，失声痛哭，如得狂病。刘禹锡为好友写下了深情绵邈的祭文，又向柳宗元其他朋友分送了讣告，写信请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
这一年正月，韩愈因上书《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入禁中，结果遭贬潮州刺史。本来宪宗乍然盛怒之下要将韩愈处以极法，经裴度等上奏求情才减轻了惩罚。这个结果仍然对韩愈打击很大，他仓促离京南下时，只有韩老成的儿子韩湘伴随左右。韩愈曾悲观地对韩湘说，此行被贬怕是凶多吉少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不过，宪宗冷静下来后很快就后悔了，又经裴度从中劝告，打算复用韩愈。于是八月初韩愈就逢赦了，等到十月底便内迁，改任袁州刺史。韩愈收到柳宗元的信，文中主要是对韩愈的遭遇表达了慰问和同情，又对韩愈能够逢赦感到由衷的高兴，结果还没等韩愈回信，便收到了柳宗元的死讯。
韩愈为柳宗元连续写下了《祭文》《墓志铭》《庙碑》三文，以书致吊，为这位一生惺惺相惜的朋友写下了最真诚的评价。在袁州期间，韩愈施政也学柳宗元推行解放奴婢政策，算是二人最后共同的政治注脚。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服食金丹，日加燥渴，身体恶化，性子也越发古怪，左右宦官往往获罪。于是乎内常侍杀死了宪宗，对外宣称服药而死。穆宗继位，却昏聩无道，只一味纵情享乐，毫无节制，不留意天下之务。所以他曾被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以笔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在穆宗手上，河朔再失，朝中牛李党争日炽，“元和中兴”的记忆就如镜花水月，一触即碎。
九月，韩愈被召回京，出任国子祭酒，次年转兵部侍郎。不久，镇州藩镇叛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说服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回来后，韩愈就被上调为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的早春，长安城里江边柳色初染。韩愈约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一同游春，张籍以年老事忙推辞不去，韩愈便写了两首诗寄赠，笑言早春景色极美，劝张籍“莫道百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这皇都的满城春色，韩愈将是最后一年细赏了。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步了宪宗后尘，服药死了，年仅十六岁的敬宗继位。敬宗少年登极，也是耽于游宴，大兴土木，他宠信宦官，最后又为宦官所杀，将唐王朝这架破破烂烂的马车，赶往覆亡的深渊边缘。幸亦不幸，韩愈是看不到这个他决计不愿意看见的局面了，这一年年底他病逝在长安，终年五十七岁。张籍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韩柳元白共同活跃的时期代表了中唐的高光时刻，他们一起努力创造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元和中兴。此后随着韩柳之死，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政治热情减退，全身远祸，大唐的没落便无可奈何了。
即将登上诗坛的李商隐面对这个局面，将长长地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唐末将渐趋寂然，几近衰落，直到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登场，才再度掀起新的浪潮，承前启后，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