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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语言:韦伯带来的闪光时刻 | “快问快答” 下篇

作者:世纪文景
概念与语言:韦伯带来的闪光时刻 | “快问快答”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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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一门社会科学,未曾受到过韦伯的影响;没有一个现代人,不处于韦伯所描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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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经济与社会》手稿

就算是从未阅读过韦伯原著的读者,大概听说过韦伯的概念和金句。百余年后,人们还在不断与这个同时熔铸了激情和冷峻眼光的灵魂对话。

在本次“快问快答”征集的“上篇”中,八位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老师分享了他们初遇韦伯的机缘,以及进入韦伯的路径。在本篇里,作为韦伯的“老”读者,他们分享了从韦伯那里收获的启发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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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不同老师参考和引述的韦伯版本有差异,本稿中不再注明出处,请读者留意。

Q3:请您分享韦伯作品中最启发您的一个或一组概念,并简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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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教授

卡里斯玛(Char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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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启发我的一个概念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运用的‘历史个体’(historisches Individuum)这个方法论概念。它为我开展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认识论立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个概念实际并不是韦伯的创造,而是借自他的朋友、哲学家李凯尔特。不过,韦伯做出了典范性的研究示范。

顺带说一句,韦伯治学很善于‘偷’,很多概念最初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但却‘为我所用’,讲出自己的非常独到的意思。‘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如此。

至于韦伯创造的新概念,或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入世禁欲主义’(innerweltliche Askese)可算最有启发性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把‘入世’与‘禁欲’两个貌似截然对立的东西糅为一体,以一种悖论而张力满满的方式非常传神地把握住了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文明的古、今之变,堪称其作品的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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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韦伯作品中最令我动容的是理性化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 如‘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天职’(Beruf)、‘伦理理性化’(Ethik der Rationalisierung)、‘沉郁’(Nüchternheit)等等。韦伯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深深扎根在欧洲文明的传统之中,折射出了在一个现代性处境下的人对于千年里久已被注定的命运之反思,同时既是中国人自我理解的一个重要参照对象,又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成为社会学反思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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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启发我的一组概念是‘政治和道德的关系’(Politik und Ethik)。

原因主要有三:1.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宪法与道德关系’这些法学基础问题的上位问题,道德问题普遍地穿透在政治、法律、宪法领域,是事关政治的正当性、宪法的正当性、法律的正当性的原初设置问题。韦伯以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的多重智识眼光指出了讨论这类根本问题时应持有何种科学方法。2. 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虑兼具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双重考量,因而是一种兼具现实主义与理想情怀的政治道德观,而这正是我个人关注的宪制理论中要面对要处理的宪法政治哲学问题。3. 韦伯揭示了政治的道德困境,他提醒人们去思考,‘政治与道德真正关系是什么呢?这两者之间,果真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全无相通之处吗?或者反过来说才正确:政治行为的道德同其他任何行为的道德并无两样?有时人们相信,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的选择:这两种说法必定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政治的运作,要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既如此,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就真那么寻常不足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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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单一个或一组概念,没有。韦伯的概念多半是在‘价值无涉’(Wertfreiheit)的前提上基于他所谓的‘理念型’(Idealtypus)而提出来的,这些概念都是用于分析的定义分类,没有什么启发性。

但韦伯的不少说法讲得很好。例如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一段讲到,在凡事皆讲求合理性的现代社会中,专业人士不再有专业精神,人们追求享乐、却是没有灵魂而行尸走肉般地进行享乐。在这样的时代中,这种把人的内在全部排除掉的人却还觉得自己登上了人类的新境界甚至洋洋得意。韦伯的这句话很精辟,我感觉到今天都还很适用,甚至更适用了,也因此很有讨论空间,对我来说开启了很多可讨论的问题。

不过《韦伯全集》通过考证之后指出,这段话倒不是韦伯原创的,而是韦伯引用(虽然稍微改编了一下)施穆勒的说法。所以虽然韦伯的这段话说得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但似乎也不一定直接归功于韦伯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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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韦伯的一生都在探讨‘何谓理性’(Rationalität)这一问题——人的自由化和社会的理性化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情感和理性的张力如何驱动,都是韦伯关注的重要内容。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理性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至关作用。然而,由新教伦理所影响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机器生产技术与经济制度出现后,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利润的追求被精确公式计算着,毫无节制的消费则刺破了原本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心灵充实感。‘机械工具和经济秩序’似乎控制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无视人性及其需要,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导致每个人都逐渐陷套在无法逃脱的‘人性的铁笼’(stahlhartes Gehäuse)之中。

人性的铁笼是现代社会中人性困境的重要表现,歌德笔下那种纯粹的浮士德式的生活早已被抛弃,人们日常的生活、工作被精确化、计算化,就像《摩登时代》工业生产下,‘无意识’的人们镶嵌在机器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无奈和叹息。按照韦伯的说法,‘今天,我们已经目睹无所不在的科层制化和理性化正在降临,想想它们的后果吧。现在,在所有以现代方式运作的经济组织中,理性的预测在任何阶段都已经非常明显。由此,每个劳动者的行动都可以数量化的方式加以测量,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且,只要他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努力成为一个更大的齿轮——我们现在技术上更完美、合理,因而更富机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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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

‘入世’(innerweltlichen)。在‘新教伦理’,印度宗教和中国的宗教研究当中,都有对这个概念的核心的论述,意义差别很大,入世展现的理性化的力量,对之的弃绝和将之作为修养,都成为韦伯理解‘世界宗教’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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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凡

“社会学理论大缸”创办人

官僚制或科层制(Bürokratie)。我们对于官僚制或科层制的印象多是负面的:为什么会发生‘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面对过类似的问题,但却常常只有韦伯一样的人物才总结成优秀的理论。

当然,很大程度上,这个概念吸引我的原因,既关乎我在政府、智库和工厂的多年工作经验,也关乎我创办学术公共传媒的团队组织经验。道不远人,只是‘日用而不知’。如今,我也常会不自觉地想:如果韦伯看待我这件事,会怎么想?为什么我的组织不是真正的官僚制或科层制?究竟不同在哪里?为什么会不同?又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日常工作中与韦伯做隐含对话,也正是华语社会理论前辈叶启政老师对韦伯的‘理想型概念’(Idealtypus)——如科层制——的尼采式理解:我们的生活意义,在于如何超越与克服这些具有社会形塑力的‘理想型’。具体地讲,我们要如何活出能够超越与克服科层制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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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韦伯,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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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举办的韦伯主题活动照片

Q4:请您分享韦伯作品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或一段话。

应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教授

‘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

李放春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韦伯专门为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能让一个窥其一斑的人惊骇不已,但他最好还是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意见藏而不露,一如人们在面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的表现,除非他相信自己已经奉召并且具备天赋要用艺术或预言的形式表达这些个人意见。但在除此以外的大多数情况下,喋喋不休地谈论直觉,不过是在掩饰对问题并无洞见,好处是由此还可以断定,他对人类也同样并无洞见。’这段话最能体现韦伯治学的心量之广大、心境之衡平。

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听这话的那群人,询问和等待了已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里应当得到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对待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

黎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印象很深、‘不明觉厉’,但至今也有些‘耿耿于怀’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一段话——‘逻辑这个概念对于单纯重视实际问题和世袭官僚制的等级利益、受经典束缚的非辩证的中国哲学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它根本不知道一切西方国家哲学的这一关键问题圈,其含义极其清楚地体现在以孔子为首的中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中。’与这段话直接相关的一个争论点在于,韦伯并不像有些中西方学者说的那样认为汉语本身反逻辑,韦伯的观点是,中国的语言虽有逻辑性但‘中国人尚未领悟逻辑、定义、推理的威力’,韦伯的这个判断对吗?如果对的话,那造成这种反逻辑思维之文化局面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韦伯《学术与政治》:‘今天, 国民大众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地压迫着我们这一代的社会良心,但我们必须恳切表明:我们感到更加沉重的是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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