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冯骥才有什么故事？

冯骥才老师，中国作家、文学家、民间艺术工作者、画家、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被誉为“中国古村落保护第一人”。

2016年4月，伴随着一场春雨，冯骥才和同事、学生们来到浙江绍兴的胡卜村，这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村，因为修建水库、一年多以前，村民们就已经全部迁出了村子，几个月后、这里将被全部淹没。面对即将消失的故乡，村民们不甘心，他们希望在附近的山岗上重建古村，保存在这个仓库里的是村民们用过的老物件，它们将会被安置在重建的村子中，冯骥才这次来、正是为了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重建。当时近十多年来、冯骥才每年一半时间都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奔走，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如今、冯骥才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成为一项文化行动的标志。由他而起，全国掀起了一股保护乡土文化的热潮。因为这些贡献，人们称冯骥才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罗杨说：“冯先生的身上带着一种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那样一种来自远古气息的文人风骨，也就是像我们古人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方世开太平，冯主席一直在倡导和呼吁、而且在奔走，在抢救我们大地上的民间文化。”在韩美林看来，“纯粹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一种挚爱，他真是像疼爱自己每一块肉、每一根神经一样那么爱，那儿受一点伤、它就要被保护起来。”

但在此之前、冯骥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画家，同时他还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从画家、作家，到传统文化艺术的守护者，冯骥才身份的过渡、交叉和融合是自然发生的，也是殊途同归，而真正的根源、在于他对历史和文化的珍视，这早在他青年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1942年，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商世之家，少年时师从津门著名书画家严六符学习山水画，二十岁时、他成为天津书画社的一名画工，因为画画写生、冯骥才有了走出书斋的习惯，那时他就开始关注杨柳青年画、砖刻、风筝、泥人等天津乡土艺术，并有意识地进行了整理和研究。那个时候自己就找朋友借个破照相机，然后自己在自行车后边绑了一个凳子，然后骑着车、在城里城外就找这些砖刻，看见好的砖刻、然后就把它拍一张照片、而且还写过一本资料，就是天津砖刻的分布，标示出这个城市哪个地方的砖刻是最多的，自己把砖刻分布最多的城市 线画粗一些，然后砖刻少的画得细一些，而且都有详细的标记、那是自己最早做的天津民间艺术的调查。那时的冯骥才对自己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去呈现心灵，却未曾想到、这个理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冯骥才因为出身问题被抄家，又因为破四旧、冯骥才不能再画画，这个大地上千千万万人命运的骤变、周围朋友们的悲剧，让冯骥才感受到了一种记录历史的使命与责任，于是、在那个写作自由等于零的年代、他却提起笔开始写作，在“文革”中、冯骥才秘密写下至少一百万字藏于砖底墙缝间，对于他来说、那是最接近自由的写作，只为明天记录今天。“文革”时候、如果你写“文革”的那种东西、人的命运的时候，那当时是有危险的，写在一些碎纸上把它藏起来，后来自己觉得因为太危险了，后来自己写完了以后、有的写完了用背诵的方式背下来或者把梗概写在一个纸上，然后最后把那些纸都销毁了，当时自己的想法就是记录那个历史，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是具有责任的意义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冯骥才的房子被震塌，他从烂砖碎瓦之中挖出了残存的手稿，从这些碎纸片中、冯骥才感受到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他从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意义，立志要为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档案。从废墟中挖出的《义和拳》初稿，成为了冯骥才进入文坛的处女作。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作家，冯骥才被归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后又以市井小说名世，代表作有《神鞭》、《俗世奇人》、《一百个人的十年》等。然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声名日鼎之时，他却逐渐淡出文坛，一脚踏入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田野。在许多人看来，冯骥才走了一条偏道，甚至有喝醉酒的读者打电话来骂他不务正业。冯莉说：“其实自己觉得在冯先生早期的这些作品里面，哪一样不是写民间的、哪一样不是写小人物的，他这个民间的这种情结一直都在。只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商品、这个社会的这种拜金主义都很多，都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冯先生觉得如果再拿着这个笔去影响别人，可能效果不大，必须自己亲自上阵，去站到一线去、去影响一批人。”冯骥才走出书斋、走上民间文化保护的道路，起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他亲眼目睹了天津老城的面目全非。天津老城建于明永乐二年、至今有六百多年历史，1994年、天津即将开始旧城改造，一些老街道被列入了拆迁的名单。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冯骥才得知这个消息后、通过媒体呼吁保护老城，又利用自己卖画筹来的几十万元钱当经费，组织文化、历史、建筑、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对天津老城进行地毯式勘察和拍摄。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冯骥才和他的团队为老天津留下五千多张照片，结集出版画册《天津老房子》等四卷，把老城完整留在了照片里。这个画册很有意思，自己从天津的市长开始，各区的区长、建委，规划局、就是政府的相关单位、管理部门，每个人白送一套，而且每一套自己送给他们的时候，自己都在书的前面写上一句话，自己说某某某局长、这是你心爱的天津，这个自己觉得还是起作用的、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冯骥才的行动还是没能阻挡改造的步伐，最让他挂怀的、是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估衣街，估衣街云集着近百家老字号店铺，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天津历史文化的象征，“拆”字一来、冯骥才站在街头演讲呼吁、又制作明信片签售，以唤起人们对估衣街的感情。在那年的政协会上，他还做了“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罗杨言：“就是感觉他在无奈中呐喊，为民族在鼓与呼，所以有人说冯主席是在铁锤子下面抢救文物、在推土机下面抢救这个古民居”。

冯骥才的行动很快引起了反响，媒体声援、市民挂横幅支持，而政府也提出了保护性开发的方案。当时我们要保护的那个估衣街上有一个最好的建筑。1900年到1911年之间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非常漂亮，这个建筑是市文化保护单位，这个是非要拆不行，当时是十五万、要把这些建筑里边的木材全卖一个开发商，我非要保这个建筑不行，经过数月苦苦的斗争，市里边举行一次座谈会、这个企业就说了、决定这个建筑我们不拆了，当时这个企业就编了一个歌，叫冯骥才加谦祥义，某某（企业名）少赚一个亿。谈判的结果是保留下估衣街六所主要的老建筑，这让冯骥才放下了心，然而、就在他受邀去法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自己考察的时候，自己那个屋子里有传真机，自己接了一个传真，估衣街的很多企业给自己发了一个、说你走以后，有人就说了、趁着冯骥才不在赶紧拆，这些企业联名写的、给自己写的一封信，这个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鞭长莫及了，自己已经在法国了，这个很快就传来了、估衣街就开始大拆了，自己当时还犹豫了，自己说已经决定了，而且这个决定是登在天津的报纸了，说这些房子是不拆了、怎么还拆了呢，等自己从法国回来以后、自己到估衣街去、自己到那一看只有谦祥义那个门、门面那个房子，周围那条街什么都没有了、全是废墟，当时自己眼泪就下来了。从那儿以后，自己再也没有去过估衣街，后来也后悔了、又把它做成一点仿古的，把真的拆掉了、做一点假的，做一点假的自己就再也没去过。天津老城保卫战的结局、给冯骥才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却成为当代以民间力量保护文化遗产行动的发端，也让一向温和的冯骥才变成了一个斗士，从那时起、他将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以一种爱好变成一种责任，把书桌从书斋搬到了田野。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并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计划十年内完成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民间文化的调查和收集，自己说你们做民俗学、民间文化的研究，你们知道大地上的我们的民俗文化在风雨飘零吗，有很多艺人基本上传承几乎要断绝了，我们很多文化就要消失了、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是医生、你们的病人眼看就要死了、奄奄一息了，自己说你们还要在那儿坐而论道吗，自己说你们应该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去、应该抢救我们的文化，讲完这个话之后、后来我们拿出一个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共同的声明，后来几位老先生 启功、于光远、季羡林马上都签字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叫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五十多个民族的一切的民间文化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然而保护民间文化，需要充足的人力和财力，对于文人冯骥才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为了筹措资金、他不惜卖画成立基金会。自己有一次在苏州博物馆，当时把两间屋子的画卖了，当时卖了358万，自己现场就把这笔钱全捐给基金会了，因为有很多画都是自己心爱的画，都是我自己存了好些年的画，自己都卖了以后、自己最后把摄像师找来了，自己说趁现在人都走了、没人了，自己说你给我照张相，让我跟我自己的画最后留一张合影，自己说我卖完这些画 我四壁皆空了，一瞬间自己有一种悲壮感，自己喜欢这种悲壮感，我为我的事情、一种带有献身性那样的感觉。冯莉言：“自己有一次就说我们主席成了什么了，成了乞丐，成天在这块问别人四处筹钱，自己说他根本就自己不愁吃穿，你说都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用不着这样去拼命，他为了什么、所以其实自己觉得有这样情怀的人不多见了。”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展厅里陈列着冯骥才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收藏品，它们静静地诉说着这十多年来、冯骥才为保护民间文化所做的努力。年画，剪纸，山西大同的石雕、藏族的唐卡，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对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做了一次摸家底式的普查，墙上标注的十七个年画产地，冯骥才在六十岁以后都到过，常常顶风冒雪、脚踩泥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