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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1928年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中，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与朱德、陈毅的部队胜利会师，共同缔造了红四军。这一时期红军采纳了一项革命性的政策：对战俘实施宽待。不打、不骂、不搜腰包，甚至对伤者提供治疗，这在当时的战场上无疑是一个新鲜且令人困惑的举措。为什么毛主席要坚持这种看似对敌人过于仁慈的政策？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自井冈山时代起，我军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便是对战俘的优待。经过多年的抗战和内战，这一政策不仅令我军在战场上效率倍增，更在战后成功吸收了许多俘虏，这些俘虏加入我军后成为了力量的一部分，为我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中国革命的浪潮中，毛主席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术——优待俘虏。这种政策在其它部队中极为罕见，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对待俘虏和士兵的手段通常都是严刑拷打和严苛对待，甚至是虐待。而对于被国民党描述为残忍怪物的红军来说，这种温情脉脉的对待方式让很多士兵感到震惊和不解。
毛主席关于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需要，更是战略上的精妙运筹。这种政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有所提及，强调即使在战场上激烈对抗，一旦敌人落入我们之手，便应该给予他们尊重和人道的待遇。这种做法使得红军能够有效地收编敌军的士兵，许多原本的敌军士兵在体验了红军的待遇后，甚至主动要求加入红军，成为革命的一分子。
在1937年10月25日的一次对话中，毛泽东向英国记者贝特兰明确阐述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核心原则，包括官兵一体化，军民合作，以及对敌方俘虏的瓦解策略和宽容政策。这些原则成为了八路军及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和道德基石。
然而将俘虏转化为己用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大规模战役之后，如孟良崮战役捕获的国民党官兵近两万人，如何处理这些战俘成为了一项复杂的挑战。根据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战俘处理方法的指示》，我军的战俘处理策略包括“两大争取”和“两大宣传”。
其中“两大争取”指的是努力争取每一位能战的士兵和国民党官兵的心，而“两大宣传”则旨在通过宣传教育使老弱病残者了解时局真相，对被误导的士兵进行洗脑教育。经过这样的教育和宣传后，那些对我军产生认同感的士兵可以选择返回原部队，以扩散我军的影响力和正面形象。
这一政策的实施细节是复杂且系统的。对于旅级以上的高级官员，我军通常不予释放，而是通过深入教育训练争取他们为我军效力。
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74师遭到了重大损失，师长张灵甫阵亡，大量官兵被俘。面对这一大批俘虏，达到近1.9万人，处理这些战俘的策略需谨慎而系统。特别是因为整编第74师是蒋介石重视的精锐部队，其成员普遍持有坚定的国民党忠诚思想。
根据华野首长的指示，处理整编74师官兵的方法是“提高一级待遇”，即按照官兵原有职位再提升一级对待，这种策略极大地震动了这支部队的心理防线。整编74师的参谋长魏振钺深受触动，他曾公开表示，从政治上虽不明朗，但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物力人力上已难以为继，战争的持续已无胜算。
魏振钺与其他几位高级军官如黄政、陈传钧共同起草了通电，宣布反对继续内战。1947年6月12日，这份通电在《大众日报》上发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华东野战军司令为此亲自会见了这些起义的整编74师高级官员，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讨论了国民党军队为何走到这一步的原因，74师副旅长贺翊章甚至表达了见到粟裕将军的强烈愿望。
至于那1万多名普通士兵，华东野战军决定采取两项关键政策：一是提高被俘官兵的待遇，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优于普通国民党军队的标准；二是不随便释放任何士兵，包括轻伤兵。这是因为整编74师官兵由于受到蒋介石亲自的思想教育，有着较为坚固的反共思想，如果轻易释放他们，很可能会返回国民党军队，再度成为解放军的对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和改造后，这些官兵被逐步补充进解放军的各个部队。每个团补充了大约一千多名前国民党士兵。解放军的老战士们通过分享自己作为翻身农民的经历，激励这些新兵，还通过立功的机会来鼓励他们。这种策略让原整编74师的官兵对解放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激之情，他们感叹在国民党军队中升迁无望，而在解放军中很快就能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尊重。
1948年8月4日，新华总社发布的文章再次强调，对俘虏的待遇应当是“宽待”，而不是“优待”，以确保不超过我军士兵的标准生活水平。文章解释称虽然通常使用“优待”一词，但实际操作中要保证不使俘虏的待遇超过我方战士，以维持部队的公平性和士气。
在淮海战役期间，一个关键的战术决策是对夏庄地堡群的进攻。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特务连的第二排，其中副排长庄德贵带领的班只剩下八名战士，其中绝大多数是之前投降的国民党军士兵。
在紧要关头，庄德贵安排了两名前国民党士兵去执行炸毁敌方地堡的任务，然而这两名士兵显露出犹豫和恐惧。看到这种情形，庄德贵毅然决然地接过了炸药包，亲自前往完成任务。在成功炸毁第一个敌方地堡的行动中，庄德贵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右眼。
尽管排长已经下令让他撤回后方接受治疗，庄德贵坚决留在战场上。他的话语坚定且震撼人心：“新兵太多，干部太少，我不能离开！”他的这种牺牲精神和坚持深深影响了周围的战士。
之后庄德贵在准备炸毁第二个地堡时英勇牺牲。他的这一行为，特别是在面对如此困境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领导力，极大地激励了他的班里士兵。之前犹豫不决的士兵们，受到庄德贵精神的感召，后续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异常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展现了极高的战斗力。
中国军队在对待外国俘虏时往往展现出更高水准的待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尽管志愿军面临严重的物资和粮食短缺，前线战士的日常供应非常有限，仅有的一些炒米和雪水勉强维持战斗需求。
但对于美英等国的战俘，中国军队却提供了相对优厚的生活条件。每名战俘每日的食物配给远超一般士兵，包括高至875克的粮食，以及额外的油脂、肉类和鱼类供应。
在1950年的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在朝鲜战场与联合国军交锋，并迅速取得了胜利，仅仅一个多小时便夺回了温井地区，并俘获了多名敌军士兵。对待这些俘虏，志愿军展现了其人道主义的军事传统，这些俘虏的待遇与其战场上的敌对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战争的残酷背景下，中国军队的对待俘虏的方式与西方历史中的做法截然不同。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便有“降者不杀”的优良传统。孔子的教诲影响深远，提倡仁义对待俘虏，让他们享有与自由人同等的权利。而在现代战争中，尽管《日内瓦公约》已规定应对战俘进行人道主义待遇，现实操作中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标准。
志愿军的对美军俘虏的优待策略不仅是道德的体现，更是精明的战略决策。根据英国历史记录，志愿军甚至会给予战俘烟草，以及在严寒中提供自己的军大衣供战俘取暖。联合国军的高级指挥官李奇微曾对此表示惊讶，他提到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人道行为，例如有次将伤员放置在公路上后撤退，以免交火中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这种对待方式不仅是出于人性的关怀，也是战略上的精心设计。彭德怀元帅在第一次战役之后决定释放100名美军俘虏，这一决策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许多战士感到困惑，不解为何要在战争尚未结束时释放这些用生命换来的俘虏。彭德怀的决策背后有更深远的考量，他在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解释了释放战俘的多重意图，包括扩大我军的宣传效果，打破敌军对我军的恐惧心理。在得到批准后，彭德怀不仅组织了战士对俘虏进行基本的人道教育，还巧妙地利用战俘传播信息，以影响敌军的士气和战略部署。
战士们在与俘虏的互动中，有意表现出我军装备落后、粮草不足的虚弱形象，这些信息通过战俘传到美军高层，使得敌军对志愿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彭老总的这种策略，不仅在舆论上为志愿军赢得了国际支持，更在实战中迷惑了敌人。
麦克阿瑟将军因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轻视，大大低估了志愿军的战斗能力。他错误地预计，自己的部队能够轻易取胜，甚至定下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的目标。彭德怀的深谋远虑和战士们的严密执行，让释放的美军俘虏无意中成为了志愿军的宣传使者。
他们回到自己的阵营后，可能会带去对志愿军的误解，但更多的是将我军人道主义的形象传播出去，这在心理战中无疑是一种胜利。这些策略的运用不仅凸显了人民军队的高明战术，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战争的部分进程，这是对传统战术的一种创新性扩展。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期间，同样的政策被继续实施。尽管印度军队俘虏的数量不如朝鲜战争期间那样庞大，中国军队依然保持了对战俘高标准的生活保障，展现了对国际公约的遵守及对人权的尊重。
这种战术的应用显示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智慧和高度的道德自觉。通过优待战俘，中国不仅成功地改善了其国际形象，也有效地使用心理战策略来瓦解敌军的士气，提升了战斗的整体效率和减少了我军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