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在的打工人身上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班味儿”，那是一种“上过班才有的疲惫气质”。如果你也曾接受过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强迫自己每天辛勤工作，不妨听一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如何为慵懒辩护。
罗素警示我们，“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为了辛劳而辛劳，而是要通过辛劳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工作之外，打工人能不能拥有闲暇，如何在生活中寻回自我？罗素说，每天工作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
罗素：为慵懒辩护
同我这代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这样的谚语长大的。作为品行端正的好孩子，我对这类教诲深信不疑，并以此约束自我，努力工作至今。不过，虽然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观点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工作得过于辛苦，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现代工业化国家需要弘扬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理念。
大家都听说过那不勒斯旅行者的故事：旅行者看到十二个乞丐躺在地上晒太阳（故事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前），说会赏给最懒的那个一里拉。十一个乞丐都跳起来说该给自己，于是旅行者将钱给了第十二个乞丐。显然，旅行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不过，对于享受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来说，想要真正做到闲散可谓难上加难，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宣传加以引导。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过下面的文字，能够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学会闲散，如此我便也没有白活于世。
在为慵懒辩护前，我必须先驳斥一个令人难以苟同的观点。一个衣食无忧的人，如果仍想从事某项日常工作，比如教书或打字，人们就会说，他这是在抢别人的面包，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一说法成立，我们每个人岂不都该游手好闲，这样大家就都能有面包吃了。
持这一观点的人忘了，赚钱通常意味着花钱，花钱就是在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只要此人将收入花掉，他就是在给别人送面包，且数量同他赚钱时从别人嘴里抢到的面包持平。如此看来，攒钱不花的人才是真正的不义。如果像传说中的法国农民那样，把积蓄都藏在袜子里，那肯定无法促进任何就业。不过，如果他将钱拿去投资，事情便又复杂起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常见的一种投资就是借钱给政府。然而，多数文明政府的公共开支，大部分都用来支付过去的战争和筹备未来的战争。考虑到这一事实，将钱借给政府的人，同莎士比亚戏剧中买凶杀人的恶人并无二致。这种节俭的习惯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帮借钱的政府扩充了军备。显然，他还不如花掉，哪怕是花在喝酒赌博上，也比借给政强。
这时，又有人说，将积蓄投资于工业企业就不一样了。一旦投资的企业成功，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这种投资便无可厚非。可惜，以现在的形势，没人敢否认，绝大多数企业都终将走向破产。这意味着，大量劳动力资源，原本可用来生产供人享用的东西，结果却被用来制造机器，机器被生产出来后，又变成毫无用处的闲置品。可见，将积蓄投资于必将破产的企业，简直是害人害己。
如果他把钱花在，比如开派对招待朋友上，那不仅他的朋友（我们希望）会收获快乐，那些从他身上赚到钱的人，卖肉的、烤面包的、卖私酒的，也都会收获快乐。可如果他将钱投在（打个比方）修建电车轨道上，但当地居民却压根儿不想要有轨电车，大量劳动力就被浪费在了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地方。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的人，大家还是会将其视为时运不济的受害者；但那些怡然自得地挥金如土、乐善好施的人，却只会被鄙视为不务正业的傻瓜。
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
以上这些只是铺垫。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要么是改变地面或其附近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要么就是吩咐别人去做。
第一种工作辛苦且报酬微薄；第二种工作舒适且报酬丰厚。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既包括发号施令的人，也包括为发出何种号令出谋划策的人。通常，两个有组织的团体会同时提出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需要的不是有关建议本身的渊博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演讲和文字去说服别人，即营销的艺术。
在欧洲还存在第三类人（但美国没有），他们比从事以上两种工作的人更受尊敬。这类人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租金，这样其他人才拥有生存和工作的资格。
这些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似乎应该赢得赞美。不幸的是，他们的游手好闲建立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他们好吃懒做的欲望，促成了人类辛勤工作的信念。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别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前，一个人的辛劳所得，通常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即便妻子同他一样卖力工作，即便孩子稍大一点也会加入劳动。基本所需之外的少量盈余没有给到生产者，而是被武士和神职人员霸占了。遇上饥荒，明明没有任何盈余，武士和神职人员却依旧像平日一样索取，以致无数劳动者贫困交加而死。
这一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1917 年1，许多东方国家至今仍在沿用。英国虽然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依旧盛行，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掌权才画上句号。在美国，这种制度在独立战争后便结束了，但南方除外，在那里，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个如此旷日持久又刚刚终结的制度，自然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理所当然想要工作的愿望，大都源于这一制度，但工业社会前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它不再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一种可以在整个社会进行平均分配的权利。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很明显，在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农民如果有选择权，便不可能将微薄的物质盈余拱手交给武士和神职人员，而只会减少生产或消耗更多。
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被强迫劳动并上交盈余，但渐渐地，有人发现，可以诱导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观念会让他们认为拼命劳动是一种义务，即便生产所得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其他人闲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此前劳动中的强迫成分，管理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高于普通劳动者，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英国工薪阶层依旧会感到难以置信。从历史的角度看，“义务”这一概念向来都是权力阶层诱导他人为主人而非自己谋利的手段。当然，对此权力阶层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确有其合理性，比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时光，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绝对公正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下，公正地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劳动量，是可能得到大规模缩减的，大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军队里的男人、参与军需生产的民众，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战争宣传以及在战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从原本的生产岗位抽调来的。尽管如此，协约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
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掩盖了：借贷令民众误以为他们正在用未来养活现在，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画饼并不能充饥。大战充分证明了，通过对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现代社会只需一小部分劳动力，便可以令全体民众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如果大战结束时，那些原本为抽调民众参战或从事军需生产而创建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延续下去，并由此将工作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旧制度卷土重来，受雇的劳动者要被迫工作更长时间，而其他人则沦为忍饥挨饿的失业者。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依据的不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其表现出来的勤劳美德。
这便是奴隶制国家倡导的道德，可当今世界的外部环境已经同奴隶制时期截然不同，难怪这种道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一定数量的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别针生产。他们每天工作（比如）八小时，生产的别针刚好能满足社会需求。这时，有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同样数量的人生产出的别针由此翻了一倍，但世界消耗不掉这么多别针：别针已经很便宜了，再降价也不可能卖出更多。
在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所有参与别针生产的人会将工作时间由此前的八小时缩短为四小时，这样一切便可以保持正常的运转。但在现实世界，人们却认为这是意志消沉的体现，于是继续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导致别针生产过量，一些雇主走向破产，一半参与别针生产的人迎来失业。
从最终结果看，社会整体的空闲时间同四小时工作制一样，只不过现在一半人无事可做，另一半人劳动过量，不可避免的闲暇沦为普遍苦难，而非普遍幸福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