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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四杰,个个都是“直男”。

作者:嘉兴正春和文化

文 | 郁震宏

临平区面积不大,但文化底蕴深厚,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乡贤,正史(二十四史、清史稿)列传的就有褚无量、钟化民、沈谦、沈近思、孙士毅、宋大樽、沈学颜妻尤氏等,一共七位,男性六位,女性一位。正史列传,就表示他(她)们具有了国家级的影响力。再往下,就只能进入省志、府县志、乡镇志,甚至干脆没有列传。一个字的记载也没有,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

临平四杰,个个都是“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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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史的七位临平人,褚无量、钟化民、沈近思、孙士毅都列在正传中,份量最重。按字数计算,《清史稿-孙士毅传》最长,2000字左右;其次为《旧唐书-褚无量传》,1400字左右;排名第三的是《清史稿-沈近思传》,880字左右,《明史-钟化民传》位列第四,440字左右。

正史记载的字数,是历史人物流量的一个硬性指标,至少说明了传统史学界对他们影响力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位堪称“临平四杰”。沈谦、宋大樽、尤氏的传记,均不到百字,其中,尤氏就是沈近思的曾祖母,也就是说,五杭的沈家,列于正史的就有两人。

临平四杰,个个都是“直男”,刚正不阿,坚持原则,这就是历史上的临平精神。比如褚无量,景龙三年(709)的时候,他在国子监做司业,官不大。当时的政治情况,唐中宗宠爱韦皇后,韦皇后想做“武则天”,唐中宗准备祭天,韦皇后也要跟着去,唐中宗就授意国子监的一把手祝钦明,炮制一份皇帝、皇后一起祭天的文件,但褚无量知道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反对,引经据典,证明皇后祭天是违反历史传统的,以此遏制韦皇后的嚣张气馅。我们看他的举动,标准的“直男”,不仅得罪了主管领导,更得罪了皇帝、皇后,以后还怎么混?

关于褚无量,《宋韵临平叙事》已写到过,就不展开了。这里简单说一说其他三位。

钟化民,博陆人,万历八年(1581)进士,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他最突出的政绩,是赈灾。万历二十二年,河南灾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惨状,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中原危在旦夕。钟化民临危受命,以光禄寺丞兼河南道御史的身份,前往河南赈济灾民,《明史》称“荒政具举,民大悦”,措置得法,出色完成使命,史称他救活的灾民,达到四千七百四十五万多人。康熙年间的杭州人俞森,编撰《荒政丛书》,其中就收录了钟化民写的《赈豫事实》、《救荒图说》。钟化民的救灾经验,对清代政治影响深远,今天也不失为政府民政事业的一个重要参考。

除此之外,钟化民每到一地,实心为民,这一点,可以“钟公路”为证。钟公路,至今还在,这是钟化民在出视陕西茶马时期,当地百姓感恩他的一个实证,也是临平与陕西略阳的一个友谊桥梁。据吴敏霞《秦岭碑刻经眼录》记载:

”钟公路”摩崖题刻。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俗称“小石碑”。长1.26米,宽2.68米。额线刻圆圈,内刻“佛”字。上款“万历十六年戊子五月□日之吉”,落款“邑民罗文光等、商旅万事通等三百余名叩头镌石”。钟化民支持修筑白水石路,当地百姓想要为其树功德碑,钟化民婉言拒绝,百姓遂于摩崖刻“钟公路”三字以示纪念。位于略阳县白水江镇徽白公路北侧石崖上。《略阳县志》、《汉中碑石》著录。

博陆钟氏,从钟化民开始,逐渐成为文化世家,家庭文化氛围非常好,他的孙女钟韫,精通《昭明文选》,擅长诗词创作,她嫁入海宁查家,生有四个儿子,分别为查慎行、查嗣瑮、查嗣庭、查谨。据查慎行回忆,他们兄弟小时候,都是母亲钟夫人亲自教读的,查慎行、查嗣瑮还曾经在塘栖上学多年,他们还遵母亲之命,每年到博陆扫墓。基于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研究博陆钟家,应该把这几位博陆外甥也纳入其中。

查慎行、查嗣瑮、查嗣庭后来都考中进士,成为海宁查家的代表人物。查慎行是清初的诗坛领袖,金庸《鹿鼎记》的回目,都采用他的诗句。查嗣庭因为跟隆科多关系好,雍正皇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把他打入大牢,第二年就死于狱中。博陆外甥被打倒了,隔壁五杭的沈近思,马上跟雍正皇帝说:“出了这样的罪人,我身为浙江人,深感耻辱。”雍正皇帝说:“浙江有你,就有希望。”这段故事,就记载在《清史稿》的《沈近思传》里,很有意思。

沈近思(1671—1727),五杭人,他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名臣,彭启丰把他与汤斌、陆陇其并称。沈近思是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一直到康熙末年,二十多年时间,他还只是广西南宁府的副市长。但雍正一上台,他的人生马上出现转机,直接到中央担任吏部郎中,雍正皇帝还特意批了一套房子给他。到雍正五年,他已经做到左都御史,如此火箭式的破格升迁,是清代历史上少见的,堪称奇迹。所以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专门有一篇《沈端恪公恩遇》,“端恪”是沈近思去世后的谥号。

陈康祺说,雍正皇帝和沈近思,开创了清代官场体制的的三大奇迹,是“自古未有之旷典”:“1、以告病同知,而特用京员;2、以五品司官,而赐第赐帑;3、以本部郎中,一年而即擢堂官,皆自来未有之旷典。”

雍正为什么会如此器重沈近思,是值得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如果沈近思能再活几年,肯定能做到阁老,可惜他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就去世了。

沈近思在清代士大夫中影响巨大,相当于娱乐圈的刘德华、李连杰,清末重臣李鸿章《复陕西臬台》就说:“沈端恪,理学名臣。”再比如郑板桥,他给弟弟的信中,就写到沈近思的故事,以此劝勉弟弟专心读书:昔有人问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贫的良法?沈曰:读书。其人以为迂阔,其实不迂阔也!

受沈近思器重、赏识的人,很多,确实都有才华,可见他的眼力。这其中,著名的就有彭启丰、杭世骏、庄柱等。彭启丰中举人,沈近思是乡试主考官。雍正五年,彭启丰中会元,主考官还是沈近思,雍正皇帝钦点他为状元,也是给足了沈近思面子。沈近思尽管不是状元,他跟状元的缘分却很深,除了彭启丰,还有一位他的门生庄柱,庄柱的儿子庄培因,就是乾隆十九年的状元,庄培因的哥哥庄存与,是乾隆十年的榜眼,这两两兄弟,见了沈近思,都是要恭恭敬敬地叫声“太老师”的。

沈近思创造了清代体制的三大奇迹,孙士毅就更多了,先看他的爵位:一等谋勇公。

我们再看《清史稿-诸臣封爵世表》,整个清朝,汉族人封王的,一共5位,分别是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孙可望。这5人都是顺治年间特殊政治形势下封的,可以暂时忽略。

除此之外,汉人封一等公爵的,就只有黄梧、年羹尧父子、孙士毅了,一共四人,但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黄梧本是郑成功的部将,顺治年间投奔清朝,所以封的公爵,跟前面的五个王差不多,都是特殊时期的产物。

年羹尧父子虽是汉人,但他们是旗籍。因此,除开特殊时期的封爵,非旗籍的汉族人,封一等公的,整个清朝,也只有一个孙士毅了。而且从孙士毅开始,汉族人再也没有封过一等公爵的,即使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也只是一等侯,比孙士毅低了两级,因为在一等公到一等侯之间,还隔着二等公、三等公两个爵位。

退一步说,即使把上述这些人都算上,汉人五个王、四个一等公,从爵位来说,孙士毅也是整个清代的“九大王公”之一。

清代的临平,虽是一个小镇,但走出孙士毅这样的人物来,让人十足领教了江南小镇的可能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