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对于全国的解放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势如破竹，以英勇顽强的战士和正确指挥的领导为支撑，同时也离不开红色特工的默默努力，而其中之一就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将军”张克侠。
张克侠于1900年出生在河北献县，16岁时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上军校期间，张克侠的母亲患了重病，为了照顾她，张克侠与通州的一位农家女李德璞结为夫妇。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于1924年与冯玉祥成婚，使得张克侠与冯玉祥成为“亲戚”，为他未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3年，张克侠加入了冯玉祥的部队，然而半年后，他得了肺结核，不得已返回家中休养。得益于妻子李德璞的精心照顾，张克侠逐渐康复。康复初期，他面临着两个选择：继续回到冯玉祥部队担任重要职务，或者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在深思熟虑之后，张克侠决定南下广州，并在人介绍下成为军政部的少校科员兼陆军讲武学校的教官。
1925年，张克侠积极参与了北伐战争，担任第一营营长。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张克侠回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成为学兵团的团副。
在这个时候，身处苏联的李德全给张克侠寄来了一封信，建议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受姐姐的启发，1927年春，张克侠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左权、张存实等人，深入了解了共产党的使命和宗旨。张克侠因此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斯大林拒绝了与国民党的一切联系。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张克侠无法继续在苏联学习。在动身回国之前，党组织找到了张克侠，表示：“当前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你在危难时刻提出入党，显示了你的赤诚。尽管在苏联无法解决入党手续，但回国后可以继续提交申请。”
与张克侠一同回国的还有张存实。张存实对他说：“你的问题，我会向党组织反映。”张存实曾是冯玉祥麾下的副官，与张克侠原本就相识，他在1926年在东方劳动大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
1929年5月，张克侠收到张存实的来信，约他在上海会面。通过周转，张克侠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张存实和当时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李翔梧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然而，在这个时候，张克侠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不可暴露身份。西北军与我党曾有多次良好合作，与蒋介石嫡系存在深刻矛盾。五原誓师后，刘伯坚、刘志丹、安子文曾在那里担任过政治领导工作，这是一支可以团结的部队……
张克侠被派遣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回到西北军，担任张自忠的第六师少将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全国上下响彻着抗日之声。然而，蒋介石为了个人私利，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许多爱国志士的不满。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冯玉祥挺身而出，坚定表达抗日决心，并与共产党展开合作。张克侠得知后毫不动摇，积极支持冯玉祥的爱国抗日行动。
在七七事变前，张克侠担任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参与了卢沟桥抗战。之后，他又担任了冯玉祥部的高级参谋。1938年，张克侠随冯玉祥来到武汉，见到了周恩来领导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并受到教诲。尽管学习时间短暂，但在张克侠心中，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1939年，他担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参谋长，后来任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司令等职务，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克侠才华横溢，军事素养深厚。他曾协助张治中在台儿庄战役中击溃板垣师团。在西北军中，他被誉为“智囊”、“夫子”，享有很高的声望。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陶铸前往鄂中的大洪山进行游击，而陶铸的妻子曾志留在荆（门）当（阳）远（安）担任县委书记。在日本侵略军的轰炸下，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曾志目睹眼前的悲惨景象，决定与郑速艳一起开设饭店。这不仅可以慰问军民，还能借机进行统战工作。
曾志高声呼喊向过路人：“老总们辛苦了，请喝碗茶，吃碗粥，没钱的，我们分文不收，有钱的，随便扔两个铜板。”
当33集团军抵达荆门时，张克侠得知有两位女同志正在发动群众、开设饭店、维护社会治安。他猜测可能是共产党的行动，于是决定与她们建立联系。曾志虽然与张克侠素未谋面，也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但她知道张克侠是一位公正廉洁的爱国将领。
有一天，国民党第三厅视察员、同为中共秘密党员的王昆仑找到曾志，对她们的义举表示高度赞扬，并说：“最近33集团军在荆门驻扎，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们。”说着，王昆仑递给曾志一张名片，让她去找33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陶新畲。陶新畲热情接待了曾志。
曾志对陶新畲说：“陶主任，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只管开口。”陶新畲当时正为一项事情感到困扰。正巧有5千袋大米需要运送到荆门，但由于战乱年代，人们都已经离开，缺少劳动力。曾志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负责这项任务。回去后，曾志通过党组织找来一批农民，不久就成功将大米运来。这不仅让农民赚到了钱，也确保了军队的粮食供应，实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33集团军副军长李文田设宴招待。李文田看到曾志天生丽质，楚楚动人，饭桌上热情周到。与此相反，张克侠文质彬彬，稳重沉着，一言不发。曾志在谈论抗战形势时，表达自如，让张克侠确信她是自己的战友、同志。于是，第二天，张克侠主动前往拜访。
曾志的饭店遇到资金困难，她向张克侠寻求帮助。张克侠借助自己在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以抗日为名，号召大家解囊相助。他还以个人名义捐款150元，解决了曾志的急需。
在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动平江惨案，下令限制共产党活动。张克侠得知后，故意耽搁两天才传达消息。期间，他通知曾志，要多加小心。曾志意识到事情不妙，立即组织党干部进行转移。
由于曾志的一系列活动，陶新畲对她的身份产生怀疑。国民党特务找来一批流氓到曾志的饭店闹事。曾志将张克侠约到村外，询问国共合作的前景。张克侠表示，国共合作的前景堪忧，但33集团军是坚决抗日的。他透露：“陶新畲想搞垮合作事业，找了一批童子军捣乱，逼迫你们关店。”
有一天，曾志因公务前往襄樊，在路上等候军车。上车后，她发现陶新畲及其家人也在车上。曾志主动打招呼，但陶新畲异常冷淡，甚至将她赶下车，不允许搭乘。
曾志隐约感到自己的处境将迅速恶化，于是找到张克侠请教。曾志详细描述了见到陶新畲的情况，并询问：“我来找你，是为了打听陶新畲准备如何对付我们。”张克侠回答：“他准备封掉你们的饭店。昨天来了两个检查组，都是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反共专家，他们的检查主要目的是抓共产党，你们要小心了。那些饭店最好收场，以免被他们查封造成更大损失。”
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志迅速寻找党组织。鄂西北区党委决定，荆当远中心县委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农村。鉴于曾志的目标较大，为确保安全，决定派她去延安学习。为了迷惑众人，曾志告诉李文田：“我回湖南老家去。”随后，她顺利北上，途中巧遇彭德怀，最终平安抵达延安。
实际上，张克侠的警告和建议都是十分及时的。曾志当时也在怀疑，张克侠是否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党同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志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在国民党内部，腐败的风气盛行，然而张克侠却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着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品格，毫不受其影响。在当时，很多国军高级将领都沉迷于发国难财，各种非法手段获取财富，而张克侠却对此嗤之以鼻。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交结不正之友，一直以来都淡泊名利，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曾与他共事过的五十九军和三十三集团军的同仁都对他赞不绝口。
当部队驻扎在贾汪时，当地的矿产资源丰富，很多军官趁机倒卖煤炭谋取私利。然而，有人却主动将煤送给张克侠，他却坚决拒绝了这种行为。在部队转移时，其他人大箱小箱装满了金银珠宝，而张克侠只有两三口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书籍。
张克侠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也同样要求严格。有一次，子女随军出发，其他家的孩子或骑马或坐轿，而张克侠的孩子却自己背着行囊徒步前行。虽然孩子们感到委屈，向他诉苦，但张克侠却教育他们：“你们想坐轿子，为什么不想想抬轿子的人？对社会毫无贡献，让别人伺候你们，是十分羞耻的。将来如果有了成绩，如果有嫉妒心、虚荣心，想坐轿子骑马，也会被狠狠地甩下来。”
然而，在淮海战役前夕，这位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张克侠却出人意料地重用了贪官来修筑工事。
1948年，人民解放军逼近徐州，当地准备加固外围工事，这项巨大的工程交给了当时的徐州守备司令张克侠来负责。众所周知，修筑工事是一项利润颇丰的任务，如果交给追逐私利的人，必定会导致腐败行为的滋生。然而，张克侠却宣布由第三绥靖区参谋处的李世芳来完成这项任务。
李世芳是谁？他是三十三集团司令冯治安的同乡，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冯治安实施贪污行为。张克侠这样的决定让很多人看不明白，按往常的情况，像李世芳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得到张克侠的青睐，这次为何会如此反常？
果然，工程完工后，有关单位前来检查，结果所有部分都未达到合格标准。国军原本计划建造一处坚不可摧的炮兵阵地，但在李世芳的操控下，却成了“豆腐渣工程”。炮兵司令对此极为不满，前去质问张克侠。然而，这时济南已经解放，国民党意识到形势危急，都在匆忙搜刮财富准备逃离，谁还有心思来追究责任呢？
在解放军的炮火下，徐州的工事宛如一堆无力抵御的废墟，毫无抵挡之力。直到徐州解放之际，人们才意识到，张克侠之所以重用李世芳，实际上是希望他在工程材料上采取次品替代上品的手段。这一策略不仅帮助解放军节省了弹药，还减少了战士的伤亡。
张克侠在国民党内长达十余年的潜伏工作，一直渴望重返党的怀抱。1946年，冯玉祥被蒋介石放逐海外，张克侠趁送行的机会来到南京，与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感慨地说：“克侠同志，自武汉分别，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了。”张克侠回应：“感谢党的关心，我一切都好。”
张克侠向周恩来介绍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并详细阐述了今后的起义计划。周恩来表示：
目前，我们要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指挥官，说明我们党的政策，为他们指明出路。蒋介石是决心进行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陪他打。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还要从敌人内部加以打击，从国民党军内争取和策动更多的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
这次与周恩来的会面让张克侠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了今后的斗争方向。
张克侠加紧组织起义的步伐，并对起义进行了周密的计划。1948年11月8日凌晨4点，张克侠带领随从乘坐吉普车，向贾汪出发。此时，徐州已进入戒备状态，但守城士兵见到张克侠身着高级将领的军服，不敢拦阻，放行了他。然而，冯治安已经派陈继淹监视他的行动，稍有异常就匆忙来报告。
发现张克侠出城，陈继淹急忙来报告：副司令张开溜了。高级参谋尹心田住在冯治安楼下，他与张克侠不仅是同学，而且于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治安准备向徐州“剿总”刘峙汇报此事，但被尹心田拦住，他说：“事情还没搞清楚就去报告，如果出错了，刘峙肯定会批评你过于慌张。”冯治安想通了，于是先打电话询问张克侠的行踪。
为了安抚冯治安，张克侠到达贾汪后给他打电话，说：“前线战事紧急，在这场大战面前，我们必须与部队同生共死。我希望你也能前来支援。”冯治安自然不敢前去，只好让张克侠坐镇前线指挥，为接下来的起义赢得了时间。
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率领两万余人成功发动起义，规模和编制之完整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解放军迅速南下，黄百韬兵团陷入严重围困。毛主席对这次起义非常关切，他迫切地期待着起义的电报，当消息传来时，毛主席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兴奋地说：“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成功，淮海战役又多了一份胜利的把握！”在这喜讯之下，毛主席高兴地举杯庆祝。
淮海战役胜利后，五十九军与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张克侠被任命为军长。随后，他积极参与渡江战役，在广德追击战中成功歼灭了数万敌军，之后又参与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张克侠先后担任华东农林部长、国家林业副部长，于1955年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荣誉。1984年7月7日，张克侠因病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