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他的一生，与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领袖都打过交道

本文为许纪霖为亨利·基辛格《论领导力》一书撰写的导读文章

1953年，一位美国学生问丘吉尔：“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担任领导后遭遇的挑战？”这位拯救了英国的二战名相冷冷回答：“研究历史，历史中蕴藏着治国之道的所有秘密。”不错，谈到决策和管理，与其读一堆理论书籍，不如从历史中寻找启迪，在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的政治实践中捕捉最高的智慧。刚刚去世的基辛格被公认为20世纪国际最顶尖的外交大师，他的一生，几乎与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领袖都打过交道，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撰写的著作《论领导力》，就是这样一部提炼治国理政智慧的必读之书。

基辛格最敬仰的19世纪政治人物，一是德国首相俾斯麦，二是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他们两个共同创造了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让欧洲拥有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繁荣。那么，基辛格最敬佩的20世纪世界领袖是谁呢？《论领导力》一书提出了六个人选：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法国总统戴高乐、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埃及总统萨达特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基辛格的一生阅人无数，他的眼光是挑剔的，那么能够入他法眼的这六位20世纪的卓越领袖，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素质呢？基辛格发现，这六位与俾斯麦、梅特涅的贵族背景不同，都是平民出身，凭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功上位。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政治结构经历了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转型：从世袭的贵族统治转向中产阶级的精英统治。贵族统治意味着“出身最好的人统治”，顶层的贵族天生拥有重权高位，他们追求的是卓越、荣誉的品质，在一个封闭的贵族圈内共享这个阶级特有的“文化惯习”。奠定了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和主权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就是当年各国的贵族以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视野奠定的，他们要维护的是一个保持均势、平衡和稳定的共同世界，而梅特涅创造的维也纳和约奠定的百年欧洲秩序，也可以视为传统贵族世界的延续。然而，20世纪的这六位领袖，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具有来自草根阶层的平民气质，雄心勃勃，能力出众。但他们将贵族的卓越与精英的抱负完美地合于一身，具有公民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基辛格感叹说，在当今的世界，这样的公民爱国主义精神已经衰落，让位给身份政治的派别主义和与之竞争的全球主义了。

这六位领袖，在青年时代都亲身亲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这就是1914年到1945年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说过：“若想懂得一个人，要看一看他20岁时的世界。”哪怕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的军人和平民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代价。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同样也是艰难的使命。因此，这些经历过战争创伤的领袖，比和平时代的人们更珍惜不同宗教、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缓和，致力于重建在均势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埃及总统萨达特深深懂得与以色列长年纠缠、陷入无尽的战火给埃及带来的伤害，他对基辛格说：“我的国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不需要更多的烈士了。”他决定打一次“最后的战争”，以便为谈判争取平等的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片反对声中，通过基辛格的斡旋，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媾和。他在以色列国会饱含深情地呼唤敌对双方的灵魂：“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共同建立基于正义的持久和平，避免双方哪怕再流一滴血。”他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注定紧密交织，他想重启这两个古老民族的对话。他坚信宗教信仰不同的社会应当兼容并存，但这个信念恰恰是他的敌人所无法容忍的，四年以后他在阅兵式上被极端分子暗杀。这位被基辛格誉为“先知”的领袖，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萨达特之所以是“先知”，乃是能够超越一国一族一时一地的利益，穿过历史的迷障，认清人类文明的大趋势。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自信的、大度的，阿拉伯帝国对统治下的臣民信奉其他的宗教保持宽厚的态度。1979年萨达特在接受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向阿拉伯世界呼吁重振伊斯兰中世纪黄金时代那种相对宽容的精神。他也深深懂得埃及有两个历史传统，除了面向麦加的穆斯林文化之外，还有另一个源自托勒密王朝、面向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地中海王国。埃及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应该成为东西方和解的桥梁。同样能够看清和顺应世界主流文明的，是阿登纳。他担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之后，认定加强与西方的联系，特别是密切与美国的关系，是恢复德国战后世界地位的关键。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访问德国，首次与阿登纳会晤。阿登纳坚定地希望德国人成为欧洲的公民，与欧洲携手，德法两国必须是欧洲涅槃重生的领头羊。拿破仑战争之后，德法两国一直是交战不断的宿敌，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与法国历史性的和解，让欧洲终于联合起来，这是后来欧盟的主心骨，没有战后德法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就没有欧洲的一体化。一旦看清了历史演化的大潮流，这些领袖都拥有特殊的领袖气质，敢于下决断，改变世界的格局，扭转命运的方向。且不说大家熟悉的尼克松派基辛格访华，一举重绘冷战的世界地图、塑造新的地缘政治，且以戴高乐为例。法国沦陷之后，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准将、新上任的国防部副部长，他以只身之力，在伦敦振臂一呼，号召抵抗德军。后来在50年代法国政治陷入分崩离析之际，再度站出来缔造了第五共和国，两次拯救了法兰西民族。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基于信息的理性判断固然重要，但正如基辛格所说：“作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面临一个固有的悖论：一旦情势需要采取行动，决策空间最大之际恰恰是相关信息最少之时。等到有了更多的数据，活动余地已经缩小。”戴高乐有惊人的直觉能力，他意识到，美国迟早会卷入欧洲战争，只要法国坚持下去，胜利的天平最后必定逆转，从轴心国倒向同盟国。基辛格特别欣赏戴高乐的直觉天赋，说“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法国和欧洲面对的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戴高乐的判断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看法相左，但没有一次是错的。戴高乐不仅有非凡的先见之明，还有凭自己的直觉采取行动的勇气”。理性的判断和直觉的悟性，再加上意志的决断，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决策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戴高乐说过：“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源自它的信念，源自它激励的信念。”基辛格对此敬佩之极，评价道：“戴高乐说服了自己的听众，把他的愿景当成了现实。对于戴高乐，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是的，这是意志的胜利。政治家比拼的不仅是理性的判断力和直觉的感悟力，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意志力。基辛格所赞赏的六位政治领袖，都拥有这样的“三种力”，方能叱咤风云，领导潮流。

谈到意志的决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了，这个外号是冷战时期英国的敌人苏联人给起的。在著名的马岛危机当中，英国政坛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赞成对阿根廷开战，连国防大臣都反对，表示采取军事行动去夺回7000英里以外的马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铁娘子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政治意志，决定派特遣舰队去马岛守护英国的尊严，最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基辛格称赞说：“她从不允许抽象概念左右她的决策，她的力量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力，通过充沛的个人魅力得以落实。”不过，对于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决断与坚定并不意味着鲁莽与僵硬，同时必须具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在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内部发生松动之后，撒切尔夫人也随之对过去的敌人释放出足够的善意。她意识到，要维护和平并证明西方价值观的有效性，最好的办法是探索与苏联的共存之道。作为吸取了慕尼黑教训的那代人的后代，虽然她不认同绥靖，但她明白强大的防务必须与建设性谈判相结合。同样的智慧在李光耀身上也体现无遗，作为在东西方文化与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小国，他深刻意识到简单粗暴的一边倒并不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他对美国有赞有弹，认为美国光有理想主义的品质是不够的，还要有对地缘政治的洞察力。他批评美国说：“美国人充满活力但盛气凌人，……他们是好意，却手法强硬，缺乏历史感。”基辛格也在导言中特别强调“历史感”的重要，他说：“领导人在两条轴线的交叉处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第一条轴线连接过去与未来，第二条轴线连接长期价值观与他们领导的人民的渴望。”在本书的最后，基辛格如此总结：“世人将记住这六位领导人各自特有的、决定了他们所造成影响的品质：阿登纳的正直和坚韧，戴高乐的决心和历史眼光，尼克松对盘根错节的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决策的力量，萨达特寻求和平的高尚精神，李光耀在创立新的多民族社会的努力中显示的想象力，撒切尔夫人坚持原则的领导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么，这些创造了历史的领袖会如何自我评价呢？有人问阿登纳，他希望后人记住他什么？阿登纳淡淡地回答：“他尽职了。”这个尽职，不是世俗的职务，而是上帝赋予他的天职，是人类在关键时刻赋予关键人物的神圣职责。

《论领导力》

作者：【美】基辛格 著

译者：胡利平 林华 译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论领导力》对六位著名领导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夏尔·戴高乐、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力进行了具象化的解读，通过梳理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演变，还原个体决策的具体细节，体现领导力的重要价值。

在基辛格看来，领导者的重要能力是学会把握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和知识（来自过去）和他们对未来的直觉（本质上是不确定的），通过自己的勇气和自身独特的品格，在复杂的环境中选择一个方向，并据此设定目标和制定战略。同时，真正好的领导者还必须具备教育家和艺术家的气质，懂得如何通过沟通，消除疑虑，凝聚支持，塑造未来。

由基辛格来论述领导力，以及领导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和准确性，极大地丰富了领导力的概念和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