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不居东宫”：唐玄宗为何打压太子及对大唐国势的影响
导言：东宫一直是皇太子的居所，同时也是对属于皇太子之官署的总称。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令“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这一规定不仅仅是改变了太子的居所，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太子的政治地位。在唐初，太子地位尊贵，在处理军国事务上拥有极大的权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多次的太子监国之事中得到佐证。唐玄宗改变旧制，实质是打压太子。太子是皇帝未来的继承人，从江山永固的角度讲，理应精心培养，唐玄宗为何反而会打压太子？此举对大唐国势以及后世王朝的皇位继承制有何深远的影响？
皇宫中不再有东宫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着手在京城旧日藩邸兴庆坊（隆庆坊）营建宫阙兴庆宫，开元十四年（726年）置朝堂，开元十六年（728年）正月正式听政于此。
我们认为，唐玄宗营建兴庆宫的真实目的在于营造一个取代太极宫·大明宫的新的政治中枢。他的这一决策在客观上会改变以太极宫·大明宫为核心的宫城布局之下的各种权力配置关系，消除原来那些依附于宫城的影响中枢政局稳固的因素或者政治势力。如陈寅恪先生等所论宫城北门——玄武门以及驻扎在玄武门的禁军与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的关系、唐玄宗对左右屯营禁军驻扎地点的调整与变更，都与他以兴庆宫为新的政治中枢的思路有相通之处。另外，经营新的政治中枢，可以摆脱唐睿宗之前历代政治对当前政局的影响；不令继承人居于东宫，而是在皇帝居所近侧的别院另外安置，皇帝便可对太子的势力变动情况有所掌握，并使太子与诸皇子处于现实皇权更加直接、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如果说在唐玄宗把政治中枢转移到兴庆宫之前，还偶有部分屯营兵入宫城作乱的话，自开元十六年以后，经过唐玄宗对宫城布局和宫城内力量部署的调整，京师内就几乎没有发生过禁军叛乱。
唐玄宗在把政治中枢转移到兴庆宫以后，并没有给皇太子一个相应的类似于原来东宫那样规格的居所，而是让皇太子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这实际上就把皇太子与其居所东宫以及东宫所属的官衙署舍分离开来了。而在原来的宫城布局中并非如此。据考古实测，唐初的东宫规划分为东、中、西三路，东宫各官署的布局是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的，其主体建筑明德殿（嘉德殿）、东宫正门（重明门）和东宫朝堂均在这一中轴线上。这一点与太极宫的太极殿、承天门一线是整个京师和宫城的中轴线一样。由此可见，东宫不仅与太极宫同属于宫城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有其独立的核心和对称布局。此外，从宫城和皇城的官衙分布来看，属于东宫系统的衙署与所谓南衙机构也有相通之处。比如，东宫衙署中的左、右春坊等，在宫城中有一套，在皇城中也有一套，这与南衙机构中的中书、门下在太极宫中有内省，在皇城中有外省是一样的。而且，从这些机构的组成与职掌来说，左、右春坊之于东宫的意义，与中书、门下之于朝廷的意义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整个东宫机构建制几乎可以比拟朝廷体制，而且东宫机构又有与之相对应的朝廷机构。
因此，东宫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宫城建筑，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系统。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使它组成的具有合法性的权力系统与政治集团又不可避免地游离于现实皇权之外，与现实皇权发生矛盾，甚至因为东宫依据这一合法力量进行政治经营而发生宫廷政变。玄宗之前，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的情况尽管各有不同，但凡是太子参与或者介入的政变均有抢班夺权的性质。
唐玄宗之前的东宫体制已相当完备，东宫官署的建制确立了对太子严格赞导、精心教育的制度，这套制度可以使太子熟悉治道，谙练国家体制运行的诸多环节与关联，以便能够在承继大统后很快进入角色、行使权力。
东宫的政治意义被有意识地淡化
然而，自从太子不居东宫后，东宫和东宫体制的政治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也就是说，东封泰山之后，随着唐玄宗辉煌时代的到来，东宫在宫城中、东宫体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政治意义逐渐被有意识地淡化。在这一点上，十王宅内诸王与王府僚属的景况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据文献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光王、仪王等年长者诸王授开府仪同三司，而如陈王等诸王因年幼虽“未授官，并置府官僚属。……俄除十五王府元僚，并未有府幕，同于礼院上，亦无精选”。这就是说，诸王虽然有王府僚属，但因为不出閤，根本不可能与僚属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而已”，甚至有些亲王虽有僚属却“未有府幕”，那么这些僚属则系挂名，只是虚衔而已。这样，十王宅中诸王就在政治上被严格控制起来，他们所能做的不外乎游乐消遣了。
同样，太子不居东宫后，尽管所属宫僚的衙署还没有从东宫中撤销，但东宫官与太子的联系开始慢慢疏淡。到天宝时期，东宫官与诸王府中的僚属类似，逐渐变为闲职，失去了它们往日之于东宫的政治意义。不过，东宫官与太子在名分上还保留着隶属关系，唐朝从未像隋朝那样颁布“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之类的诏令。在以东宫官身份进呈太子笺表时，他们还要向太子称臣。开元二十三年（一说开元二十五年）八月的《仪制令》中明文规定：“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皇后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皆称妾；百官上疏于太皇太后、皇太后称殿下，自称皆曰臣；百官及东宫[官]对皇太子皆称殿下，百官自称名，宫官自称臣。”这显然保持了皇太子对皇帝称臣、东宫官对皇太子称臣的旧仪，当然，朝廷百官对皇太子不称臣而自称名。
改变东宫在整个宫城中的地位，并非唐玄宗突发奇想。降低东宫的地位和压缩东宫体制的规模，关于这一政治意图，我们在从唐朝建国以来到唐玄宗改以兴庆宫为新的政治中枢这一历史时期中，还是可以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只是在唐玄宗开元以前，这种变化还不够显著，没有对现有体制造成多大的冲击或者影响。经过十几年—开元天宝之际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几年—的发展，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东宫体制的一些变化开始较为鲜明地表现出来。
“太子不居东宫”为何顺利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改变太子居于东宫的旧制，宰相或其他政治权力集团并未提出异议或表示反对。但在唐太宗时期，类似的做法却遭到大臣的反对。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室），令太子居之，绝不遣（令）往东宫”，就引起了门下侍郎兼太子宾客褚遂良的异议，他上疏征引古礼与周室问安、汉储视膳的旧事进行谏诤，要求皇帝“远览殷周，近遵汉魏，常许（太子）旬日半月，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唐太宗最终听从了他的奏请。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褚遂良乃宰相成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子居东宫，因与皇帝异宫分处，所以在政治上与生活上具有相对较大的独立性。这表现在太子生活的许多方面，从唐玄宗之前屡屡见诸文献记载的皇帝对东宫的视察与召见太子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的朝廷大臣尤其是东宫官员会自觉维护太子生活的独立性。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长安三年（703年）太子詹事崔神庆上疏一事。崔神庆认为武则天临时征召太子入内朝参，太过随意，不符合重慎之道，故上表提出质疑。其表略云：“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龟者，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国本，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也。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应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臣愚谓太子非朔望朝参、应别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他在上疏中还提出：“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召太子，先报来日。”对于这一建议，武则天表示赞同。
显然，皇太子因居东宫而与皇帝异宫分处，皇帝召见太子就少了一些随意性。太子在生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对太子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的控制。唐玄宗时期，太子不居东宫而居于皇帝起居所在之“别院”，崔神庆所谓“别敕征召”之法也就失去了意义。太子居所的改变，不仅导致太子日常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太子权力地位的若干变化，引起东宫体制的变化，使皇位继承权在国家权力中枢内的地位产生变化。相关情况我们会在后文中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太子生活居所的变化，并没有因为唐玄宗之后国家政治中枢重新转移到大明宫而发生改变。自开元十三年“太子不居于东宫”后，后来唐朝的皇位继承人再也没有回到原来属于宫城的东宫，其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的状况也没有发生改变。
“太子不居东宫”：基于个人政治生活经验的政治策略
考察唐玄宗改变太子居于东宫的旧制之缘由，可能与他设立十王宅一样，一定程度上是他根据个人的政治生活经验而采取的政治策略。唐玄宗位居东宫之时与太平公主的冲突以及与唐睿宗之间的微妙关系，使他当政后势必会对皇位继承人在国家政治中枢中的地位有所关注。
太子不居东宫、诸皇子不出閤，这些政治举措为唐玄宗之后的帝王所继承。此外，玄宗还命人在宫院与诸皇子的宅第之间设夹城以相通，这样既保障了皇帝起居往来的安全，也加强了对太子与诸皇子的控制。此后，太子居于“少阳院”，或者称为“长生院”。长生院和少阳院似乎并非同一所在。大明宫内只有一个“少阳院”，而在兴庆宫中虽然不见“少阳院”之类的太子居所，但我们推测在皇帝居所附近必定有一个太子居所。十王宅作为诸皇子在宫苑内的居所，后来又称“十六宅”，由内使家臣“十王宅使”管理内苑诸王的起居。实际上，十王宅使的任务就是监视诸皇子，唐长孺先生曾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十王宅使监视诸王活动的职责。毋庸置疑，唐玄宗的这些做法使太子与诸皇子处于现实皇权更加直接、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下。
总之，在开元天宝之际，唐玄宗不曾把皇位的继承问题提到政治日程上来，权力的交接与皇位的延续还不是他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政治大前提之下，基于个人政治生活经验与政治利益的驱动，尤其是稳固个人现实政治权力的需要，唐玄宗在潜邸营建新的政治中枢时，改变太子居于东宫的旧制，从而造成了对太子政治生活空间的压缩，使当时太子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加强了对太子的政治监控。如此一来，庶几可以防止因为太子的成长与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皇位继承权与现实皇权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
“太子不居东宫”对大唐国势以及后世王朝的影响
太子不居于东宫，原有的东宫体制就一直处于被压缩与削弱的状态，唐朝律令所确立的东宫体制之规格也就只保留了一个躯壳。这一躯壳，就是所谓“非实体化的”东宫体制。在这样一个非实体化的东宫体制下，太子的政治活动空间和职权地位与以前实体体制下相比也发生了若干变化。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安禄山在朝会上“见太子不拜”，论者总用安禄山所谓“只知陛下，不知太子”一言来说明其行奸使诈，而在我们看来，这正好说明当时太子地位之低微。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马嵬之变中太子虽然除掉了多年的政治对手杨国忠，但并没有同时夺取最高权力，逼唐玄宗退位。唐玄宗不仅能够平安入蜀，而且在李亨即位灵武之后，他仍然能够以法律的形式维持其最高政治权力。
皇太子政治地位的下降，不仅是唐玄宗之后皇太子政治地位变动的一个明显趋势，而且从唐朝以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演进过程来考察，自赵宋以降，皇位继承人的地位亦无不渐趋下降，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就废除了预立预选皇位继承人的制度，改为密建皇储制度。这并不是说皇位继承制度遭到质疑或者否定，恰恰相反，预立太子制度的废除与密建皇储制的确立，正是皇位继承制度得以完善与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只是皇帝权力的威严在此过程中得到更大、更充分的体现，使皇位继承更加符合皇权的需要。
本选摘来自重庆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的《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略有整合和改动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任士英 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24年3月
ISBN：978-7-229-18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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