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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皇帝背锅是幸运,如果你不愿意给皇帝背锅,后果无疑很严重

作者:清水空流

大清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这一年是雍正王朝的最后一年,具体来说距离雍正驾崩的八月二十三日,还有五个多月,当然这一切当事人并不知道。也就是在这一天,一个普通民众上访案件惊动了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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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宁府上蔡县(驻马店)。

事发当日,上蔡知县贵金马正在乡下朋友家里喝酒,就在这个时候,师爷派来的衙役来到贵知县身边耳语几句,贵金马一听顿感大事不妙,酒也吓醒了一半,随后带人骑马一路狂奔赶回县衙。贵金马之所以如此紧张,就在于当时数百名百姓闯入县衙,嚷嚷着要找知县老爷讨个公道,如果此如果处理不好激起民变,贵金马这个七品县令就是干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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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就是老百姓闹事,贵金马尚不至于如此紧张,关键在于挑头闹事不是一般人,挑头的是当地武举人王作孚以及当地富户萧天福等人,那可就不简单,这些人都是县里的核心阶层,县里的许多事情都得这些人来干,而这些人一旦聚众闹事,绝对会引发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闹事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对朝廷开垦地亩的政策表示不满,因为根据雍正的要求,各个地方必须要开垦荒地,如果完成指标有奖励,而完不成将危及官帽,可问题在于,河南当地已经没有荒地开发了,可巡抚衙门还一再催促上蔡县要完成规定指标,上蔡县上下无不是苦不堪言,难度也不言自明。对于百姓的难处与诉求,贵金马是十分清楚的也很同情,但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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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作孚等人要求贵金马撤销开垦地亩的命令,但这事不是贵金马可以做主的,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现场火药味十足。贵金马见无法劝阻百姓撤离,于是以聚众哄堂的罪名将王作孚等为首十一人拘押。人是拘捕了,但后续处理呢,贵金马直接将事情报告给了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俊。

河南开封,巡抚衙门。

王士俊时年52岁,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康熙六十年的进士,入翰林院任检讨。雍正元年因上书雍正被接纳,得以获得雍正的赏识,并任命为河南许州知州,官声不错。雍正三年赴广东任事,任命为琼州知府、雍正六年升任广东布政使,得“专折奏事”特权。雍正八年升迁湖北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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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调迁河东总督。河东总督专管山东、河南两省内黄河事务,雍正十三年兼任河南巡抚,因王士俊政绩突出,雍正皇帝特赐王士俊孔雀花翎。终雍正一朝,王士俊政绩声誉皆佳,得皇帝宠信不亚于他人,史称“世宗不次用人,士俊被特达之知,与李卫田文镜并称”。

刚刚接任河南巡抚的王士俊看完贵金马的报告,总督王士俊也深感苦恼之中。因为自雍正即位伊始,对开垦一事是极其重视的,乃至将其直接与官员考核挂钩,以激励各级官员。而在摊丁入亩的大背景下,地亩多寡决定着朝廷赋税的规模,这才是雍正鼓励开垦的真实用意。既然如此,地方官员无不拼命开荒,雍正朝第一任河南巡抚田文镜到河南后,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垦事业中,任内累计开垦地亩一万三千余顷,成绩斐然,深受雍正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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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田文镜的继任者,王士俊自然是有样学样,深知自己必须将开垦一事做得更为出色,方能得到雍正的青睐。王士俊上任后,河南累计上报开垦地亩多达一万八千余顷,竟超过了田文镜的业绩。一时间,雍正对能臣王士俊赞不绝口。但这个数字是虚报的。

可无论田文镜还是王士俊都运用了数据造假这一手段,可问题在于,开垦数据越多,对百姓的损害愈发严重,虚增的田亩必然需要新增赋税,这凭空而来的赋税重担必然要压在百姓的肩头。这也是为何上蔡县王作孚等百姓要到县衙抗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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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事,王士俊向雍正汇报了这起发生在河南上蔡的案件。但王士俊没有如实汇报,而是诬陷乡民在王作孚鼓动下,蜂拥至上蔡县衙请求降低盐价,但被知县拒绝,于是,王作孚等拥至商人程效公盐店,各按每斤十六文强买盐千余斤,并规定此后依照此价售卖。王士俊串通下属,凭空捏造了一起百姓为减盐价而聚众闹事的恶性事件,不惜犯下欺君之罪,也要保住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被蒙在鼓里的雍正自然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批复道:“此风不可长,当严究以惩刁顽。”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驾崩。当年十二月,河南开封。

就在王士俊准备继续处理上蔡县问题时候,吏部的一纸调令送抵开封府,乾隆任命王士俊为兵部侍郎,令其即刻启程回京。工部侍郎富德接任河南巡抚一职,这属于平调,当京官倒也没有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正常。关键在于王士俊这次任命,是因为他被参了。原来在十月的时候,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朱轼向乾隆上疏,公然抨击雍正先帝开垦地亩政策之弊端。朱轼指出,各省在开垦地亩数据上造假严重和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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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带头,各路官员纷纷响应,户部尚书史贻直迅速跟进,直言罪魁祸首就是田文镜与河南巡抚王士俊。对于开垦荒地的错误,乾隆自然是一清二楚,而对于那些先朝旧臣,乾隆也并无半点好感。新朝新气象,一扫开垦之积弊,正好成为乾隆革新朝政的最佳突破口。当然错误只能是这些庸官,而不可能是英明神武的雍正皇帝,况且乾隆当宝亲王的时候,对田文镜就十分厌恶。

不久,乾隆颁布上谕(大意):“河南这个地方,自田文镜任督抚以来,苛削搜求,以严厉相待。其属员又都按他的意思办事,因此剥削成风,河南百姓深受其害。而王士俊接任河南后,非但不能加意惠养,反而扰民更甚,还以此为自己的政绩,借着开垦地亩的名义,造成了一系列累民的巨大危害,河南百姓实在是可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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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王士俊被调令回朝,你说王士俊能不害怕吗,富德一上任,就开始对王士俊的过往行径进行彻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查到上蔡县王作孚等人聚众闹事的案件,这是王士俊捏造的冤案。如此一来,吏部提请对王士俊的处分:“王士俊隐匿真情,罗织罪名陷害无辜,请将王士俊革职。”此时的王士俊已被乾隆任命为四川巡抚,乾隆考虑到王士俊为官清廉,又是先朝老臣,最后仅下令将其革职留任,乾隆已经是从轻处罚,但王士俊觉得处罚太重。

乾隆元年七月,北京紫禁城。

此时王士俊上表自辩的奏报摆在了乾隆面前,因为王士俊看来,开垦地亩是国策,是雍正的意志,自己不过是按朝廷的旨意办事,即便无功,也不至于有过。朝廷的处罚他不接受,自己绝不受这不白之冤!然而,王士俊错了,他的奏疏非反而招来了乾隆的滔天怒火。你不肯替皇帝被黑锅就是最大错误,震怒之下的乾隆下诏,将王士俊逮拿回京,交刑部议处。不久后,刑部按大不敬罪拟判处斩立决,后由乾隆下旨判为斩监候。第二年,为体现自己的仁德,乾隆最终下诏将王士俊削职为民,遣返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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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王士俊为官十分清廉,罢官后于乾隆二十一年病逝,死后家无余财,子孙生活贫苦,以至于连葬礼都办不起,云贵总督刘藻听闻后专程遣人赠金三百,以纾其困。实际上,王士俊就是给雍正背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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