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过去十年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着缺点，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错误，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它领域少，甚至还多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像其它领域那样容易被我们克服。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清楚不过的知道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
有一种情况特别值得引起警觉，那就是某些意识形态工作手段，诸如某些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以及报刊，在我们这里竟被利用来污蔑我们党和大陆人民的历史。而有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假借种种冠冕堂皇的理出，摆出种种貌似高尚的出发点，这样做更坏，危害更大。”
勃列日涅夫指出要尽快组织人员编写，本代表当代最优秀思想的历史课本,作为教育人民和揭示苏联社会美好前景的教科书。
他最后总结说:“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不能吝惜钱财，而在我们深信能对我们，对党带来好处的那些领域也是一样。在这些场合，我们不应吝惜钱财，也不应吝惜时间和其它手段。”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加强思想宣传的精神，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积极行动起来，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并于1967年3月上报政治局批准。
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三版也于1970年发行。作为响应勃列日涅夫强化意识形态正面思想灌输，给人民提供一本优秀历史教科书的指示而修订再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最突出的特点是删除了1962年版有关批判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从而为一步步恢复斯大林伟大统帅的地位扫清了历史障碍。
苏共中央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不仅迅速传达到每一个民众，而且，官传机关还会制定许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的条文。
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教学的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甚至就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人写书论证。
从 70年代起，在大学的每个班级设置了固定的班主任，每个系每个年级配备了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每一所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综合方案”。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展开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专门指出:“在大陆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我们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善意地提出批评的人看作是有诚意的批评者，我们感谢他们。
我们把那些批评错了的人看作是犯了错误的人民的一员。但是对于-小撮背离了我们的社会，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进行反苏活动，违背了法律，因而在国内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国外的支持，乞援于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煽动和情报中心。
大陆人民要求把这样的活动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们的话--当作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作反对自己祖国的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帮凶，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特务。很自然，我们已经并且还要继续依法采取一切手段和他们作斗争。”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
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
同时，绝密文件还进一步论证到:“'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密切相互联系还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实。在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在6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帝国主义推出'软化’社会主义的口号的缓和时期宣布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各色的敌人。
他们在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对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指责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曾经和正在提出的那些指责。他们的要求也和西方国家'软化’社会主义的要求相类似。
许多事实表明，这不是偶然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所谓的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从境外(从资产阶级的间谍机构，从你们所知道的人民劳动联盟，从得到帝国主义慷慨提供资金的《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得到带诽谤性声明的材料，然后以自己的名义散发，并且被当作'来至俄国的可信材料’寄回西方国家。”
政治施压、分化瓦解和逮捕关押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增加了难度，特别是7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还面临着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压力，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时，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和一些其它措施，尽量减少公开审判，避免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持不同政见者首先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各种专业协会，开除工作的危险。“凡是在要求审判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时遵守法律的各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在一个月内就有15%的人被单位解雇，而且所有的苏共党员都被开除出党。”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
1967年列宁格勒报刊书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阿赫玛托娃文集《诗歌与散文》，并邀请利季娅作注释，但书在完成三校并马上就要付印时，出版社突然通知利季娅,“书停印，开印日期未定。书稿尚未审批,”利季娅明白这是由于她的原因。作品不能同读者见面，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事业和生命的结束。
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是苏联克格勃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章。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代就曾经出现过采用精神病疗法迫害健康人的做法，1956年苏共中央曾经组成一个专业委员会，调查过这一情况，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在政治上利用精神病的做法停止了。
然而，1961年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取消了以前法典关于“精神病医生如不恰当地和无根据地把人送进精神病院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同时，受害者申诉的权限也由法律系统转归卫生部门。
这样一来，精神病学家非法把人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司法机构就可以不予受理，只能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内部来处理，这为利用精神病迫害健康人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