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开始，在康生的操纵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滕海清开展了深挖“内人党”的运动，全区上下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状态，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全区实行军管。
当时对巴盟、包头实行军管的是63军，为此组建巴盟“前指”，一开始巴盟“前指”的负责人是63军副政委田荫东，1970年，田荫东被调回部队，巴盟“前指”迎来了新负责人，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余洪信，时任63军副军长。
余洪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哪些特殊的经历，一起来看一下。
1925年，余洪信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华大地战乱纷飞，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无以为继，许多生活不下去的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比如说余洪信。
据说余洪信生得高大魁梧，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能飞檐走壁，这种素质无疑是侦察兵的好苗子，果不其然，投入革命的余洪信被编入侦察兵的兵种，在革命的过程中，多次立下战功，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余洪信留在部队工作，担任187师559团团长，进入到60年代，余洪信职务迅速提升，先是担任187师副师长、187师参谋长，然后在1966年晋升为187师师长。
1969年11月，44岁的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
1970年3月，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执行历时5个月的战备支边任务，当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息，在这种情况下，军委下令由余洪信接替田荫东，成为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同时还担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管理地方的过程中，余洪信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余洪信这个人有严重的“军阀作风”，而且脾气暴躁，蛮不讲理，有一次，余洪信在百货商店看中一只手表，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扬长而去，第二天才让警卫员把钱送来。
还有一次，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仪式，这让余洪信非常生气，把担任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的张兴旺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一次，余洪信到五原县复兴公社视察，发现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竟然在打扑克，立刻下令将他们捆起来，押进县大牢，瞬间震惊了全县。
此外，余洪信个人生活作风也存在很大问题，多次强奸、污辱妇女，老百姓对此是敢怒不敢言。
1972年5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了“三结合”的工作人员外，其余军管干部一律返回部队。
就这样，余洪信回到了部队。
余洪信刚离开巴盟，老百姓便把状子告到总理处，为此63军党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对余洪信的问题，经过一番讨论，63军党委决定撤销余洪信的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谁知63军党委的处理意见被北京军区退回，北京军委政委纪登奎表示：
“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
63军书记曹步墀与副书记阎同茂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后，再次找到余洪信，表示余洪信的检讨不深刻，要继续开会讨论。
就在5月17日这一天，余洪信发现军部招待所的战士正在打扫高级房间，得知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要来，余洪信以为张政委是为处理自己的问题而来，变得焦躁不安，晚上，余洪信趁老婆熟睡，偷偷跑了出来，进入手枪班擅自拿走了挂在墙上的两只手枪。
拿到手枪的余洪信直奔63军军长阎同茂家中，敲门后没有回应，便又来到63军政委曹步墀家门口，敲门后，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把灯打开，借着亮光，余洪信朝窗户连开九枪，邢玉荣当场死亡。
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听到枪响后，紧急翻到床底下，这才躲过一劫。
余洪信没有擅自闯入曹步墀家中，而是转身往外走，恰好遇到副政委杨兆魁，余洪信二话没说，朝杨兆魁开了两枪，杨兆魁应声倒地。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向守卫森严的部队大院，余洪信竟然成功逃了出去。
余洪信案发生后，北京军区紧急上报给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又将案件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对余洪信进行搜寻抓捕。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63军几乎全军出动，对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进行搜寻，甚至还加强了内蒙古边界的巡逻，却始终没有发现余洪信的身影。
有一天，太原铁路局的两名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身边还有两支手枪，经过多方勘查检验，证实死者是余洪信。
1972年11月8日，63军党委决定，将余洪信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与军籍。
63军党委还来到余洪信两个孩子当兵的部队，表示将两个孩子作复员处理，然而两个孩子的单位表示：“孩子表现不错，不要牵连孩子，如何处理是我们党委的事，你们63军就别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