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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位研究战后国际史的专家写道：“到1950年，没有任何事件的出现是事先计划好的，是期待发生的，或者是可以预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短短几年，世界局势变化之快、之大，远远超出世人按常规作出的预计、推测和想象。
特别是1950年，一系列突发事件接踵而来，令人应接不暇。不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年发生的某些事件，竟会造成一个到新的世纪来临时也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由此产生的分裂和对抗，历经数代人依然看不到尽头。
朝鲜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1、朝鲜战争前的双方均势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后来向朝鲜战场上投入重兵的国家，虽然双方行动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从形式上看，二者都是在没有足够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卷进这场它们原本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中去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在三八线上突然爆发。这场战争，本是因大国干预和朝鲜内部政治矛盾激化相结合而导致的一场内战。北南双方究竟谁先打了第一枪，其实并不具有决定的性质。
一个基本事实是：
当时已经分别建国的北南双方——北方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方为大韩民国，其矛盾和对抗已经达到了顶点；双方都发誓要按自己的政治意愿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并同样准备以武力手段最终解决问题。
这个以三八线为导火索的火药桶，注定或迟或早是要被点燃的。
从根本上讲，朝鲜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强权，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酿成的一幕悲剧，朝鲜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不仅如此，北南之间兄弟阋墙，又生生地将几个大国拖了进来，使这场原本是内战性质的战争迅速升级扩展成颇具规模的国际性战争。
内战打成了外战，大国被小国拉下了水，先后跑到这场本不想打的战争中充当主角。这一情况，堪称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观。
今天，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相继解密，虽然人们对这些历史材料仍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读，但已经能够大致还原有关各方在战前那段时间里颇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抗取代了战时同盟关系，通过协调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半岛南北分裂状况不仅得以固化，而且注入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冷战精神，为危机、冲突和战争播下了种子。
当美苏军队在三八线两边驻扎时，朝鲜半岛尚能保持稳定。
1948年底苏军率先撤军，力量开始失衡，局势趋于紧张。起初，南方军力较强，拥有6个师，并得到美国的训练和武装，而北方只有3个师，感到压力很大。
1949年3月，金日成访苏，与斯大林讨论安全问题。
斯大林回答：
加强北朝鲜的军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人。
为改变不利的力量对比态势，斯大林一方面同意加大对北朝鲜的武器援助力度，一方面建议金日成与中共领导人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作战部队编入人民军。
1949年6月，美军从南朝鲜撤出之后，李承晚集团更加热衷于在三八线附近制造紧张空气。尽管李承晚并没有一个可供立即实施的全面进攻计划，但他仍然高调宣布：他的军队正准备给共产党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威胁性言论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加倍刺激北方加紧战争准备。
2、中苏都不支持的战争
到1950年上半年，朝鲜人民军已拥有10个步兵师（其中有3个师主要由中国返回的部队编成)、1个坦克旅和若干空军、海军及警备部队，总兵力达到13.5万人。
北南双方军力对比为兵力2：1，坦克6：1，飞机6：1，天平明显倒向北朝鲜一边。
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与特定的国际情势和国内政治需要结合到一起，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发生的直接诱因。
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和冲动迅速萌生，战争这一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也是最后的手段，自然被视为扫清政治前进道路上障碍的有力工具。
中国领导人支持朝鲜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但不希望在当前形势下贸然采取行动。
据当事人回忆和已披露的历史档案记载，早在1949年5月，中国领导人就对朝方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当时，金日成派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一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通报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并提出希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转属朝方的请求。
金一说：我们获悉，美军即将撤出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将于美军撤离后向北朝鲜发起进攻，希望中国能够给予兵员上的帮助。
毛泽东当场表示：
如果李承晚集团敢于挑起战争，我们将给予北朝鲜以援助。待大陆解放战争结束，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人民解放军里的朝鲜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考虑编入朝鲜人民军的问题。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要争取实现全朝鲜统一，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近期内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朝鲜的支持，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2个师（第164师和第166师），连同全部装备，整建制地移交给朝鲜政府。
这显然是针对朝鲜领导人对美军撤出南朝鲜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担心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目的是加强北朝鲜防御力量，以应对南方李承晚集团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对北方的进攻。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会谈中谈到持久战问题，谈到当敌方占优势时，为了保存力量，需要牺牲某些地方，实施战略转移的问题，并希望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此做好思想准备。
毛泽东会见金一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均在座，这一姿态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的高度重视。
3、苏联态度的改变
当时，斯大林也不同意朝鲜方面主动发起进攻，并于1949年9、10月间否决了“夺取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从而把北朝鲜的边界推进到汉城附近的局部战役”计划。
10月21日，毛泽东就朝鲜问题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该发起进攻行动”。
11月2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赞同您的意见”，并称苏方也曾向朝鲜朋友指出，不应该采纳“向南方进攻的计划，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这期间，朝鲜得到苏联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等方面的大力援助，人民军力量迅速增强。
而对中国，朝鲜领导人除表示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朝鲜人组成的师，转隶过来之外，并没有提出更多的军事援助要求。
1950年1月，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当得知朝鲜方面根据局势变化，提出了采取行动“解放南朝鲜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并请求苏联予以帮助时，斯大林即让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3月30日，金日成从平壤起程，前往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访问期间，双方领导人就加快推进朝鲜南北统一进程作出了决定。
就在金日成踏上秘密访苏行程那一天，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奉命面见毛泽东，传达金日成想与毛泽东会见的愿望。
毛泽东答复可以在4月底或5月初来，并提出，如果朝方已经有了行动的具体计划，会见就必须秘密进行。
李周渊没有对会见的时间和方式表达任何意见，只是说“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实际上，这时金日成已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
4、金日成访问北京
5月12日，访苏归来的金日成约见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告诉他将与朴宪永（劳动党中央副书记、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一起去中国会晤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
什特科夫没有正面作答，只是要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
金日成说，他本来想为从中国归来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师配备一些弹药，及一定数量的马匹，但从人民军总参谋长那里得知，他们已经有了3个基数的弹药，所以这个问题就不需要提了。
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在这次约见中，金日成还告诉什特科夫，他已就有关行动准备问题向人民军总参谋长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
5月13日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当晚，金日成与毛泽东在北京会谈。有关会谈的内容，近年公布的相关文献有记载，但不甚完整，其中披露的一个情节耐人寻味：
当金日成当面向毛泽东通报斯大林关于“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的意见后，毛泽东的反应是深感意外。他当即让周恩来去苏联大使馆取证，以得到“菲利波夫同志（即斯大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马上向莫斯科发电，向斯大林报告此事，称“中国同志请求速回电”。斯大林立即复电，全文如下：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国内和平建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尽管中央军委已制定了攻台作战准备的时间表，正在大力推进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准备；尽管中国领导人完全可以预计到，一旦家门口的朝鲜半岛发生战端，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正在进行的攻台准备意味着什么。
但是，由于朝鲜已与苏联达成一致，斯大林已经作出支持朝鲜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难对朝鲜领导人说出来了。
更何况，中朝两党间一直存在着相当特殊的关系。在反对日本侵略的长期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
金日成领导的游击武装主要在中国境内活动，一度被编入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朝鲜党给予东北地区的中共军队很多帮助。当时中共在东北的南、北满根据地主要通过朝鲜北部来沟通联络。
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根据地时，中共一些部队和后方机关还撤到朝鲜境内，因而当时不少人将北朝鲜称作中共南满根据地的“医院”和“后方”。1947年上半年，金日成给中共东北局主要领导写信表示，双方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中国求援之事情总是尽力帮助的。
中共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报告，整个解放战争中，“配合总部及南满来的同志向北朝鲜索取和购买的作战物资，先后从北朝鲜获得了2000多车皮武器弹药”。
可以说，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在革命、解放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上，中朝两国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相通的情感。
特别是，毛泽东曾对苏联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对中共事务的干预表达过强烈不满，指责斯大林“不许革命”，如今面对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朝鲜同志，他当然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去做“不许别人革命”的事情。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他原来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可以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
在与毛泽东会谈中，金日成谈了采取行动加快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决心，没有谈行动的时间、方式等具体内容，而在这之前，朝方已将有关情况向苏联方面作了详细报告。
5、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的影响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述，苏联方面深度参与了朝方的相关筹划过程。
在行动准备阶段，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和军事顾问瓦西里耶夫中将、波斯特尼科夫少将参与了战役计划的研究和审定，对行动方案涉及的关键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
5月30日，什特科夫将行动方案拟制情况电告莫斯科，请求予以批准。6月1日，莫斯科复电：“上级赞成您的建议。”
这里所说的“上级”，就是斯大林。
显然，朝鲜战争是一场由不受中国控制的因素导致的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不得不中止攻台计划，将最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向后推延。
就党和国家的总体工作部署而言，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后，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也面临着要不要调整和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建设速度，以适应新的战争的需要。
当时在中央分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指出：
“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
毛泽东后来将调整后的方针概括为“边抗、边稳、边建”六个字，把“抗”放到了第一位。
在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又成为中国国内叫得很响的口号。
6、朝鲜战争前，朝鲜半岛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
1945年8月10日，在得知远东苏军已对日本发起全面攻势的消息后，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连夜开会，匆忙将北纬三十八度线划为美军和苏军在朝鲜执行对日军事行动的临时分界线，以阻止苏联利用对日作战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三八线从划定那天起，就被赋予了遏制苏联的政治含义。
冷战开始后，美国越来越多地从遏制苏联的观点出发来对待朝鲜问题，将朝鲜视为美国与苏联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强调一旦朝鲜“落到”苏联手里，不仅是美国在东亚的损失，而且是对其全球战略的损害。
不过，这个看法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提出来的，还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认为在军事战略上朝鲜对美国有同样的重要性。
1947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美国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问题提出一份文件，根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需要的紧迫性”两项标准，对相关对象国加以排序。
按第一个标准排列顺序如下：
1、英国；2、法国；3、德国、4、比利时；5、波兰；6、奥地利；7、意大利；8、加拿大；9、土耳其；10、希腊；11、拉丁美洲；12、西班牙；13、日本；14、中国；15、朝鲜；16、菲律宾
如果把“重要性”和“紧迫性”两个标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日本将上升到第8位，其他国家大致上还在原来位置。
由此可见，在美国军方眼里，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而言，日本在亚洲国家中高居首位，朝鲜和中国的位置则相对靠后，特别是朝鲜，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更低。
参联会文件指出：
“如果目前外交上的意识形态战转化为武装战争，朝鲜几乎或根本不能对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有所裨益。”
因此，美国只应在“尚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可考虑对朝鲜的援助问题。
当年9月，美国首任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在答复国务院有关朝鲜对美国有多大军事利益的提问时表述得更为直白：
美国在朝鲜保持现有驻军与基地，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如爆发战争，朝鲜将是一个包袱。美国向北面的任何地方进攻，都可以绕开朝鲜，空中行动就可以使朝鲜不起作用，而代价要比地面行动小。驻朝鲜的4500人的部队在别处使用更有实效，现在把部队留在那里，将来还是耍丢脸地被迫撤走的。
这就是说，在美国国防部眼里，出兵防守朝鲜这条“远在天边的防线”，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1949年6月，美军从南朝鲜全部撤出。同年12月23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SC48/1)为“美国必须在亚洲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地位”划了一条线，作为“我们的第一道防御线，也是我们的第一道进攻线”；这条线位于“亚洲沿海岛屿的连线”上，“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
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都被划在这条线的外面。
1950年1月，艾奇逊发表讲话，阐述美国亚洲政策调整，在谈到朝鲜半岛时说：
没有人能够保证美国太平洋防线之外的南朝鲜不会受到进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是要依靠南朝鲜人自己起来抵抗；二是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
这一讲话反映了美国亚洲防线的收缩，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便对朝鲜撒手不管了。
实际上，艾奇逊提出“依靠联合国集体行动”来保卫南朝鲜免受苏联进攻的设想，已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将来美国介入朝鲜冲突的手段和方式，尽管当时美国并没有料到朝鲜半岛真的会发生战争。
按情报部门的估计，亚洲地区如果要出乱子的话，最先会出在印支，而不是朝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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