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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知青，但我和知青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当年有一位漂亮的知青姐姐就借住在我家，她还是我的小学老师，我对她的印象特别好，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石锁是我的小名，我上面有两个姐姐，可能是为了让我茁壮成长，也许是为了好养活，妈妈给我起了这个很淳朴很结实的名字。我的大名叫张健成，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老师给我起的，我的老师就是那位漂亮的知青姐姐。我老师说健成寓意着健康成长、学有所成，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的老师是一位上海女知青，她的名字叫陈玉梅。有关我和陈玉梅姐姐的故事，听我慢慢跟大家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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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恍惚惚记得那是1969年3、4月间，我们遵义地区的张家寨大队来了一帮上海知青，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他们背着挎包拎着大提包，都穿得很洋气，说一口我们听不懂的洋话。那年我还不到八岁，我们一帮孩子都跑到村头去迎接大城市来的知青，看小伙伴都帮知青们拿东西，我也帮一位大姐姐把她的一个提包拎到了大队部的院子里。
在大队部开完会，大队书记分派给我们四队九名上海知青，四个女生五个男生。由于队里没有可供知青哥哥姐姐吃住的地方，队长（我三大爷）就安排知青暂时到社员家里借住，我家安排了一名女知青来借住，就是我帮她拎提包的那位知青姐姐。
说句实话，当时我家就三间堂屋外加一间厨屋（简易偏房），三间堂屋的中间那间房子算是客屋，我和爸妈住东间房子，我的两个姐姐住西间房子。当时我妈也跟我三大爷说家里住不开，我三大爷说让二凤（我二姐）去奶奶家住。我妈说咋不让知青住奶奶家里，我三大爷说我奶奶年纪大，怕人家上海来的知青不愿和老人一起住。
就这样，上海来的那位知青姐姐暂时借住在我家，和我大凤姐姐住在了西间房子里，睡在一张床上。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知青姐姐叫陈玉梅，十七岁，比我大姐还大两岁。刚开始我看到陈玉梅姐姐就躲开，不好意思和她说话，也不敢正眼看她。那天陈玉梅姐姐叫住我，问我：“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上学了吗？”“我叫石锁，七岁了，还没上学。”我抬起头看着她，怯生生地说道。
陈玉梅姐姐打量了我一下，又问我：“为什么叫石锁？谁给你起的名字啊？那以后我就叫你石锁弟弟吧。”“那我叫你什么？”我反问道。“你就叫我玉梅姐姐，我的名字就叫陈玉梅。”陈玉梅姐姐笑着对我说。这时我才发现，陈玉梅姐姐长得特别漂亮，牙齿洁白，眉毛很黑，说话很好听。
春耕春播前的那段时间，玉梅姐姐教我认识了不少字，首先教会了我写石锁，她说每个人都要读书识字，要是不识字，以后到了城里，连茅房都找不到。因为城里的茅房是分男女的，不像农村的茅房，男女共用，谁想去茅房，都要站外外面咳一声，先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过了没几天，就开始春耕种地了，玉梅姐姐也和我大姐一起跟着社员们下地干农活，往地里挑粪，拉车拉耧，反正什么农活都干。我妈听玉梅姐姐说挑粪压的肩膀疼，就找了一点旧棉絮和一块旧布，给玉梅姐姐缝了一个棉垫，让她挑粪的时候垫在肩膀上。我大姐也想让我妈给她缝一个棉垫，我妈却说没有棉絮了，就没给我大姐缝棉垫，我大姐撅着嘴生了好几天的气。
麦收的时候，玉梅姐姐可能是中暑了，她说头痛恶心，浑身难受，队长（三大爷）让她在家歇着，我妈给她熬了绿豆汤，让她喝了解暑。玉梅姐姐不愿吃饭，我妈给她擀面条，煎鸡蛋，还给她喝白糖水。
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我们家一年四季都很少吃鸡蛋，更没喝过糖水。看妈妈对玉梅姐姐这么好，我和大姐二姐心里都怨妈妈偏心眼。有一次我偷吃了一点白糖，还挨了妈妈的一巴掌。
麦收结束后，我三大爷领着两名社员把队部的那两间房子拾掇出来，搭上了板铺，知青们就都搬到队部居住了，陈玉梅姐姐也不在我家借住了。玉梅姐姐搬走后，我二姐也回家来住了，她说奶奶家有虱子，她身上都被虱子咬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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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陈玉梅姐姐到我们大队小学校当了老师，我也上学了，我的大名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陈玉梅姐姐给我起的。校长让玉梅姐姐教一年的学生，她就成了我的老师，我再也不能喊她玉梅姐姐了。
那年秋后，大队为知青们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玉梅姐姐他们又都搬到新房子居住了。也是那年秋后，我家也盖了一间新房子，我也有了自己的房间，我爸还用土坯给我垒砌了一个台子，上面搭上一块木板，让我在上面写作业。
别看陈玉梅老师在我家没借住多长时间，她对我却特别照顾，给我买本子，买铅笔橡皮，有时放学后还留下我看着我写字，我写字不认真，她就批评我，教给我慢慢写，一笔一画都要认真写。在陈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养成了认真写字的好习惯，学习成绩也是全班最好的一个。
一晃就到了1975年夏天，我该小学毕业了，可我们大队没有初中班，要想读初中，就得倒六里路以外的邻村联办中学读书，去那里读书很不方便，我爸妈的意见就是不让我读书了，说我都十三四岁了，再过两年就该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了。陈老师非常希望我去读书，因为当时就算推荐上大学，也要参加文化课考试，考试分数达不到，也不能去上大学。
我觉得陈老师说话有道理，就哭着闹着去读初中。正好大队会计家的儿子龙玉文也想去读初中，大队会计就做我父母的工作，我父母就答应让我和龙玉文一起去读初中了。
就在我们读初三的那年冬季，全国统一恢复了高考，陈玉梅老师到县里参加了考试，结果她考上了遵义师专，1978年春天就去遵义读书了。陈玉梅老师离开我们张家寨大队的时候，她送给了我一支钢笔和一个挎包，鼓励我好好读书，争取能考上高中，最好能考上大学。
我接过陈老师送给我的钢笔，很感动地说：“谢谢陈老师！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陈玉梅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石锁弟弟，只要你能考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喊我老师了，喊我玉梅姐姐就行。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就永远是我的石锁弟弟。”
陈玉梅老师去遵义读书后，我的同学龙玉文就不读书了，他辍学回来顶替陈老师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他说他学习不好，就算能读到初中毕业，也考不上高中，还不如回来当民办教师呢。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陈老师离开我们张家寨大队后，再也没回来。
1981年秋天，我考上了贵州大学，我们全公社就我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我很高兴却也很失落，因为当时在我们大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招工进城了，我联系不上陈老师，也没有办法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当年她离开我们大队时，还说只要我考上大学，我就永远是她的石锁弟弟，不知她是否忘了当年说过的话。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贵阳水利部门工作，随后在贵阳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成了父母和全村人的骄傲，因为在我们村，就我一个人是通过上大学混到省城的，也是全村唯一一个在省城当干部的农民子弟。
说句心里话，当年要是没有陈玉梅姐姐的严格要求和鼓励，我连初中都读不了，更别说读高中上大学了。我能考上大学，是我勤奋努力的结果，也和陈玉梅姐姐的鼓励息息相关。陈玉梅老师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姐姐，我永远都要感激她。
参加工作后，我也多方打听陈玉梅姐姐的消息，后来听说她调回了上海，我也就没再联系她。
退休后，时间充裕了，我又想起了我的玉梅姐姐，在我的心里，玉梅姐姐永远都是你最漂亮的，她永远都是我的姐姐，更是我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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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心中最漂亮的玉梅姐姐，你还记得你的石锁弟弟吗？我真得很想念你。当年你送给我的那支钢笔，我还保存着呢。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健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