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吴天凤有什么故事？

吴天凤老师，贾桂林的长女、贾派艺术嫡系传承人、有名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北路梆子名家。

今天我们走进北路梆子名家吴天凤，说起吴天凤就不能不提到她的母亲、一代北路梆子大家贾桂林，日寇侵华期间、贾桂林为了拒绝为日伪演出、而蛰居河北张家口。在张家口贾桂林成家立业相夫教子，1947年吴天凤便出生在那里。自己出生在张家口市，就因为自己母亲不给日本人唱戏，她就跑到有个叫、自己也没去过、叫塔马市的一个地方，女扮男装、把脸涂上锅底黑，就是怕人们找到，想办法去了张家口，去了张家口后经人介绍、后来就嫁给自己父亲了，嫁给自己父亲一直生活了十八年，十八年就生下我们姊妹四个。到1953年，就领上我们儿女们回了太原，自己老家是太原吴家庄的，这是自己父亲的出生地，当时我们在有个和平市场、和平市场那里买了房子就在那住下，住下以后、自己妈妈就到缝纫厂、就去了那里上班。到了1953年的时候，自己姥爷和姥姥都在代县居住，自己没回去、自己妹妹跟着自己母亲回了代县，当时代县县委听说自己妈妈回来了，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在代县唱戏非常红火，“小电灯”这个名字当时在代县也挺出名，后来就找到自己妈妈说、我们想成立北路梆子剧团、你有心思出来吗，后来自己妈妈考虑了以后说、反正当时也觉得恢复起来也挺困难的，最后就决定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就到了忻州，到了忻州就把、忻州那时候是叫地委，把各方面的老艺人们都组织到一起，最后就成立了北路梆子剧团。当时领导也非常重视，部长、局长经常来嘘寒问暖，有什么困难、当时还可以，参加了剧团以后、自己妈妈因为当时各方面条件嗓子也不行了，身段也不行了，所以非常的刻苦，自己妈妈早上四、五点起来，出去喊嗓子、练功，跟上剧团的青年一起练功，当时是1955年、北路梆子准备进国务院演出，当时自己妈妈拿的是《算粮》，还有董福拿的《访白袍》、“狮子黑”，人家的名剧，那个演员也非常好。到了以后总理这些领导都看了，反映挺好的、也挺受欢迎的，所以这就巩固下来，巩固下来以后、从各个县里，各个区里，那会儿咱们忻州和大同还是一个地区，所以就从各方面、从西兴县（兴县）团里把好的演员都调到咱们剧团，阵营也非常好，后来慢慢就扩大起来。

当时自己小时候、自己妈妈在太原演戏，后来自己和自己妹妹在台下看了、演的是《劈山救母》，自己当时看着、把自己妈妈压到山底下了，后来我们就都哭了，说怎么把妈妈压到山底下了，后来剧团的演员把自己拉上去、这不是你妈妈，你看好好的，那是演戏、又不说是真的压到山底下，我们这才刚接触戏剧，慢慢地就、看了以后自己就对戏剧有了爱好，后来自己就跟自己妈妈说我想唱戏，自己妈妈说唱戏可苦了、你能受下这个苦，自己说我行。到了1958年，自己11岁自己妈妈和当时艺校的校长，说我姑娘想学戏 你看行不行、他看了自己一下、说行，我就收下你了，后来自己就参加了、那时叫北路梆子训练班，他们是1956年成立的，自己1958年参加了以后、到1960年，毕业了自己就跟着自己妈妈、又开始学戏，当时自己妈妈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自己妈妈五点起来喊嗓子、自己也跟上去喊嗓子，就在城墙边，自己记得冬天特别冷、就在城墙边跟着喊嗓子，喊嗓子完了回来、就开始练功，练功自己妈妈也跟自己一起，当时青年人也挺多的，那个氛围也挺好。

在新中国的戏曲发展史上，名角成就一个剧种的例子不在少数，比如严凤英之于黄梅戏，“小白玉霸”、“新凤霞”之于评剧，“越剧十姐妹”之于越剧等等，对于北路梆子而言、如果没有贾桂林的出现、这个剧种或许将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贾桂林艺名“小电灯”，她生于大同，学艺于塞外，成名于代州、成就于忻州，她传奇的艺术人生和她历久弥新的独特声腔、共同为北路梆子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己妈妈在唱腔的创新方面有非常好的创意，它是激昂慷慨，但是它是不是咱们北路梆子过去的风格，她在演《李三娘》的时候、比如有时候有哭腔，自己妈妈她觉得北路梆子的哭腔是从民间、就是做丧事时、丧事有女人们哭的那种“嗨嗨嗨”这种的，所以在演《李三娘》、《血手印》中有哭腔的地方、她都融合进来了。她就融合了妇女们哭腔的那种调子，自己在这方面也学得不少，“一脉青山”就是《王宝钏》那个唱段里面、唱的就是她自己创造的，一脉青山披嫩草。她这一段唱腔是前边这一段是她创新的，后边那个“垛板”下来以后，她就是跟大家叙述这个事情、她就是一句一句地跟你拉家常一样，不是说卖弄什么技巧，观众有好多人跟自己说、你妈妈唱《王宝钏》那段真是好，就跟坐在一起跟你倾诉她十八年的甘苦这方面特别到位。再一个就是《金水桥》，那是1985年自己母亲拍电影的剧目，那个剧目也是倾注了她非常多的心血，她到北京以后拍电影也非常累，一开始是录音、录音因为乐队也很庞大，她开始也不太适应，有时候唱腔唱十来回是很普遍的，但是就那一天录下来也挺累的，但是自己妈妈都坚持下来了，还有拍电影期间、当时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当时导演非常严格，比如说多少个镜头今天就要拍完，反正当时化妆、只化妆就三四个小时才能化好，因为她六十多岁了，脸上有时候都得贴那个鬓、反正是很累的，化妆三四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录、录的时候导演要求也非常严格、挺辛苦的。自己记得当时自己妈妈在上边拍 自己在下边看，这个戏自己一直跟她有半年多了，一直跟她拍下来，自己当时在里面扮宫女，跟她拍下来对自己受益匪浅，因为导演手把手地教给她，自己看了又对我有很大的提高，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触动。

自己1960年毕业以后到了剧团、到了剧团他们就是剧团的学员，后来就一起练功，他们也帮助我们过小翻、就是翻跟头，反正慢慢得认识了，那时候也小没其他说法，这一晃就是十年，慢慢就跟自己爱人结婚了，结婚了又生了小孩，自己被调到印刷厂、在印刷厂待了两年，待了两年调回来以后，当时调回来以后、反正就是给人家搬布景、跑龙套就是这些，后面慢慢就好一点了。

吴天凤与爱人郭占高相识于特殊年代，二人患难见真情、结为伉俪，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不仅在生活中相濡以沫、举案齐眉，更在艺术事业上相互扶持、共同进步。1987年夫妻二人带领着繁峙县大营镇北路梆子剧团，在振兴北路梆子调演中凭借自编自导自演的《杀庙》双双获得了金奖，此后北路梆子演员杨仲义又凭借这出戏摘得了第十届梅花奖，从此《杀庙》成为了北路梆子须生、青衣的看家戏，被众多专家誉为“天下第一杀”。

《杀庙》是我们1986年在大营镇有个北路梆子培训班，我们两个去给人家教这些学生、带了一年还不错，出去演出的大戏还能演四五天，我们也跟着去、自己妈妈的《血手印》，《王宝钏》，还有《李三娘》，这些戏我们都演出，小孩们也演出《钓金龟》、节目也挺多的，天天早起叫他们练功、出去演出，后来听说“振兴山西北路梆子调演”要出节目、让大营镇也出节目，后来我们就考虑我们得自己出一个节目，最后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杀庙》，自己老公他比较擅长导演这方面，他后来就已经是导演了，所以他就冥思苦想地 从剧本到各方面的结构都要想一下，这也就半年多时间，我们就排就改，当时也没乐队、乐队后来是趁李万林他们团、趁人家休息就把他们乐队叫过来给说一说，慢慢地就比较成熟了，成熟了以后当时自己妈妈，还有当时的编剧是武承仁、马彬，当时看了说是挺好的，马彬是给《杀庙》编剧，自己老公提出什么想法跟他沟通、他从字面上改动，改得挺好的。郭占高说：“《杀庙》刚才说了一下，自己认为这也是个难产儿、也是一个幸运儿，说它难产、当时我们被调到繁峙大营北路梆子剧团去培训学员，可以说就是一穷二白，给他们往起建了一个剧团，所以说我们整整在那一年的时候赶上1987年“振兴山西北路梆子调演”这个活动，当时让我们拿戏表演，这个戏的话实际上我们没有调演之前、实际上就准备好了，自己就在下乡演出的时候暗暗准备。这里有一个艰难的时候片段，《杀庙》里面最后韩琪拔刀自刎的时候，一般自己的师父也是，把刀放到脖子上，一个僵尸倒就死了。自己呢，拿出刀以后一抖缠头过脑，腾空三百六十度僵尸倒，这个表演方式震动全场，所以说效果相当好。可是练腾空旋转三百六十度不好练，所以自己就边演出边练，就在农村的场地里面、打场的场地，场地有土塄，土塄底下是麦秸堆，自己就站那上边练，旋转起来一转、摔倒，回来以后又到戏校，在戏校的海绵垫上练，这样比较有效果，就这样痛苦地练出来，所以说这个戏演出来以后、轰动了全体忻州人，轰动了北京来的专家。又说起来为什么难产，我们当时回来以后我们没有团址、没有资金、没有服装，服装是我们自己买的，韩琪的腰刀、靴子、头上都是自己买的，她的话是她母亲留下的服装。乐队从哪整，乐队就是联队，什么叫联队，那就是剧团里的人也有，社会上的人也有，还有外聘的，集中起来，当时人们很同情我俩、所以都愿意来帮忙，连文工团的也来，文工团的拉二胡、拉小提琴、拉大贝司的，都来组织这个联队，效果相当好，当时那个乐队、在咱们当时来说，那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主管乐队的指挥是任新宁、咱们现在在省里，省戏校的任新宁，他是搞创作的，所以说当时也算是就差用西乐了，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交响乐的伴奏，到现在是、人们都说两个团都演这个戏，甚至外面的剧团也演这个戏。”当时剧场气氛非常的热烈，鼓掌声不断，这个戏也非常有激情，最后演出完以后、一致认为这个戏是特别感人，而且演得非常好，最后我们两个人得了主角金牌奖和配角金牌奖。后来当时有个团长叫岳成祥，找到自己老公说、能不能把《杀庙》移植给他们、教他们演，杨仲义功底挺好的，后来他就同意了，最后贾粉桃和杨仲义两个人拿上《杀庙》、双双得的梅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