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历史十分悠久，公元前26-27世纪，淮河流域就诞生出了人类文明。中华始祖们秉承着“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不服输精神，在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中与天斗、与地斗，最终“大获全胜”，保证了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扎根繁衍。
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勤劳又善于思考的中华民族不断总结，最终提炼出了许多生存心得，比如四书五经、《郭店竹书》、《易经》等等，构成了中华文明早期的思想体系，也包含了中华文明对这个未知世界的探索成果。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中华文明不可谓不丰富，中华民族不可谓不勤劳，中华老祖宗不可谓不聪明，但在认知物质世界方面，中华文明始终是“门外汉”，对于主宰世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科学，始终不得要领，故而中国为何未产生科学，一直是中华民族热议的话题。
科学产生的条件：绝不能受人的主观因素干扰，人文和自然界必须分开来研究
拥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文明，为何没能请入“科学”这尊大佛？反倒让为我们不齿的蛮夷之地西方找准科学的突破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西方是如何诞生出科学的。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百科全书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将自然界和人文分开来研究的思路，为此，他通过研究动物来探知动物世界的奥秘。
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掘找到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且未能完全摒弃人文的干扰导致提出的物理规律存在谬误，使得科学晚来人间2000年，但他开创性提出将科学和人文分开的研究思路，为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随后，阿基米德沿着这条思路发现了浮力定律，并给出了数学推演算法；到了1600年前后，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将真理验证的手段交给了实践，第一次彻底地将科学和人文分开。紧箍咒一解，科学研究彻底扫清了主观的人的干扰，之后科学正式步入西方世界，发挥出了巨大的动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人合一”：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但却是古代中国走向科学的拦路虎
反观古老的中国，对于自然界的探索，不仅没能摆脱人文的干扰，反倒被人文反噬。在认知自然界的过程中，中华老祖宗习惯于将人的主观思维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导致科学研究方法无法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
比方说到世界的本质，《郭店竹书》认为“太一生天地”，天地万物统一于太一，并由其所生。太一为何物？一种主气之神，人格化的主宰扑面而来，并且还会生育，人之属性确凿无疑。自然界的昼夜更替、四季更迭，也是因为人的生育导致的：神明生阴阳，阴阳生四时。
另外，对于天和地的研究，中华老祖宗往往脱离不了“人”之干扰，认为三者是共生统一的关系。《庄子·达生》有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将原本没有思想的天和地人格化，一再强调人的生育关系；
《易经》中则强调三者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易经》还进一步补充说：“立天道曰阴阳；立地道曰柔刚；立人道曰仁义”。将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无形中赋予了诸多情感色彩，不断的人格化。
中华老祖宗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人格化”天地万物，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凸显人的主宰性，也就有了少数人登顶权力巅峰、代天治天地万物进而成为“天下之主”找到了合理借口。
故而“装神弄鬼”、“假传天命”的把戏在历史上频频上演，甚至在近代科学登陆地球的一百年后，华夏大地还有人在“装神弄鬼”，假装天父下凡，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不幸，究其原因，必然是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作祟。
其实，站在现代逻辑思维角度，很容易证明“天人合一”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早在46亿年前，地球就已诞生，彼时的地球并没有人类，何来的人对地球的主宰作用？没有人的影响，地球就不活了吗？“天人合一”显然太过扯淡了。
偏离科学认知自然界的正确思维，转而成为了少数人为了一己登顶权力巅峰的私利，科学拒绝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华大地的扎根，是中华文明进入科学的拦路虎。
为何说“天人合一”不科学？杨振宁的解释太“科学”
实际上，将中华文明产生不了科学的原因归根于“天人合一”和《易经》，并非个人原创，物理学界泰斗杨振宁教授就是这么认为的，对此，杨振宁给出了一套十分科学的解释。
杨振宁认为：《易经》中的很多总结，并不是推理得来，而是中华老祖宗一厢情愿地主观臆断所为，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语气上除了“是”，就是“就是”，显然在宣示他的权威，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专制思想在作祟。
其次，“天人合一”将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研究，人的思想影响自然界并且还占据主宰地位，这显然违背了亚里士多德将人和自然分离的科学研究思路，其结局只能导向专制。故而，中国古代虽然文明璀璨、成果颇丰，但全是针对人文方面的，没有一条自然规律。
即便是到了牛顿时代，一代大儒王阳明居然将人对自然的主宰作用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大肆鼓吹“人心”对宇宙的主宰作用，将客观存在的宇宙万物曲解为人心的产物，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说“天人合一”着实不科学，也是中华文明进入科学的拦路虎，杨振宁对此解释为未能将人文和自然相分开，未能以推理演绎的思维去研究自然界，取而代之用命令的口吻强化人对万物主宰作用，只会沦为少数人专制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