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清王朝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方实权督抚开始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创办了一系列军工企业以及与其配套的能源与钢铁工业。
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斥巨资从欧洲引进全套钢铁冶炼设备在武汉(汉阳钢铁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等地兴建钢铁厂。之后中国初代钢铁人在钢铁冶炼过程中对原料的选取、配料的成份、入炉冶炼的时间、热处理等环节不断进行改进与优化，经过近20年时间的努力终使国内钢铁厂所炼制钢材的品质得以稳定并接近欧美钢铁厂的水平。至20世纪初期，国内兵工厂的生产用钢，从小到步枪大至305mm口径要塞炮，国内钢厂均可提供。
炼钢一端，选料最难，配炼尤难，经营几二十年。枪炮胚料、镀镍钢盂、硬面轧辊，反复推研，认真考核，近始能有把握，而于烘炉炽焰之中，机轴刀剪之下，斟酌火候，试验成色、较量尺寸。在工人役，时有炙肌灼肤之痛，受煤毒跌打之伤。二十年来，因伤殒命者已有四五十名之多。其余轧伤跌损，折指断骸者，更不可以数计——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张士珩致袁世凯书
然而一次钢材冶炼技术的进步，使这一切努力化作了泡影！
19世纪90年代，欧美强国的钢铁厂相继研发出铬、钨、镍等合金钢。较之前的碳素钢，铬钢的硬度和弹性更高,镍钢的降伏强度更大且更耐腐蚀，钨钢更耐热、耐磨、耐腐蚀且强度更高，合金钢的冶炼技术成熟后，这种优质的材料随即被应用到军工领域。用合金钢材料设计制造的火炮能够使用更强的装药，承受更高的温度，更大的膛压，以及更剧烈的磨损，在射速、射程、破坏力上较之前用碳素钢材料制造的火炮具有跨时代的优势。在“一战”的刺激下火炮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合金钢火炮迅速淘汰了碳素钢火炮(部分迫击炮、山炮、步兵炮等炮口初速较低的火炮仍然使用碳素钢材料)。
早在合金钢材料问世之初，国内的有识之士就呼吁兴建能冶炼合金钢材料的新式钢铁厂，然而此时已被庚子赔款折磨的只剩一口气的满清政府哪还有能力建设新厂。北洋政府建立后，虽说决策层也清楚的认识到合金钢是现代军事装备和武器制造的关键材料，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受困动荡的时局与窘迫的财政，新式钢铁厂的建设计划一直无法落实到实处。国内生产所需的合金钢只能依赖进口，昔日能生产重型火炮的军工单位，也逐渐沦落为来料组装的加工厂。不仅如此，即使是国内钢铁企业能生产的碳素钢领域，由于欧美钢材种类齐全、质优价廉加之北洋政府内部的腐败官僚与买办阶层狼狈为奸靠进口钢材攫取高额回报，从而导致外国钢材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内钢铁行业在“洋钢”的倾销下举步维艰，日渐萎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萌生新式钢铁厂的建设计划，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开始筹备建设新式钢铁厂即马鞍山中央钢铁厂，然而近亿元的投资是当时长期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的。没办法，南京国民政府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外来资本的投资，实行官商合办。然而钢铁工业建设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利润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使实业部的引资计划屡屡碰壁，马鞍山中央钢铁厂项目一直停留在纸面。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新式钢铁厂建设计划终于迎来了一缕曙光。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重新选址湘潭建设中央钢铁厂，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德国对华1亿马克的信用贷款中划拨出5800万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了一整套现代化钢铁厂的机器设备，新厂预计于1939年完工。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大陆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与码头相继沦陷，克虏伯公司交付的首批机械设备只能转道仰光港寄希望于通过滇缅公路运输到国内，然而用于合金钢冶炼的炼炉设备太过沉重根本无法用公路运输。此后数年，这批对中国全民族抗战万分关键的钢铁冶炼设备默默的躺在仰光港的仓库里吃灰，最终于1941年日军兵锋直抵东南亚时被仓促甩卖。
1939年，迫于无奈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了湘潭中央钢铁厂的建厂计划，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也就成为了没有新式钢铁厂的战争。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极度缺乏合金钢材料，国内的军工企业仅生产了94门37mm战防炮、4门20mm高射炮总计98门现代身管火炮。在美苏军队面前犹如玩具般的日本豆战车，却可以在中国战场耀武扬威，横冲直撞，中国军队往往要付出整排、整连的牺牲才能将其摧毁，钢铁的贫乏只能用鲜血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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