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东吴政府有一次派人渡海赴辽东之举，堪称三国时期最伟大的“千里走单骑”。
时间是在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故事的主角不是一个，而是四个：秦旦、杜德、黄强、张群，他们都是孙权的臣子。这个历史故事，最初被记录在三国时东吴太史令韦昭的《吴书》之中，后来司马光把这个故事又搬到了《资治通鉴》之中。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初，公孙渊派人向东吴称臣，孙权很高兴，于是在三月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军万余人，“金宝珍贷，九锡备物”，去赏赐公孙渊，并封公孙渊为燕王。满朝文武大都觉得公孙渊此举有诈，认为只要派上几百人去就行了。但是都被孙权所拒绝。为此，张昭和孙权之间还闹到“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的地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昭和众大臣的规劝是正确的。
是不是孙权此举就是错误的呢？
东吴的海外开拓之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下东吴政权要生存就需要扩张领土。然而，以东吴的实力要吃掉曹魏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有山川之险的蜀汉也不是东吴一时半会能拿下的。
况且在曹魏强势的状态下东吴和蜀汉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东吴也不可能把蜀汉设定为主攻目标。纵观整个三国时期尽管蜀吴之间曾因荆州问题爆发战争，但绝大多数时候蜀吴之间是共抗曹魏的盟友关系。既然曹魏打不下，蜀汉不能打，那么东吴就只能选择向海外发展。这是东吴向海外开拓发展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东吴在向海外开拓方面还具备独特的优势：三国中蜀汉全部国土深居内陆，缺乏向海外拓展的地理条件；曹魏的海域中作为内海的渤海占据了较大面积；相比之下真正具备通往大洋的顺畅条件的其实就是东吴。
东吴在对夷州、亶州、朱崖（海南岛）海访的同时，也盯上了辽北的公孙氏。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来在经历不断的合纵连横和相互兼并最终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势力崛起，而其他各路群雄基本灰飞烟灭。不过也有一个崛起于群雄并起时代的割据政权存活了下来。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成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在任期间诛灭境内豪族一百多家，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辽东郡的绝对权威，事实上发展成为东汉末年的一方割据势力。公孙度还对外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周边的鲜卑、乌丸、扶余、高句丽几乎都被他打了一遍，他还趁中原战乱之机越海取胶东半岛北部东莱诸县。
官渡之战后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兄弟前去投奔割据辽东的公孙家康。这时公孙家的当家人已换成了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公孙康自然清楚以辽东的实力绝不足以抗衡北中国的霸主曹操，于是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人头送给曹操，而曹操忙于准备南下的战争也就同意让公孙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半独立性，于是辽东公孙家就成为名义上臣服于曹魏的一股割据势力。
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派遣张弥、许晏等人携金玉珍宝渡海至辽东，立公孙渊为燕王，孙权此举目的是试图从侧翼包抄曹魏。
公孙渊本来就是心怀鬼胎，等到张弥、许晏到达辽东襄平后，公孙渊立即拆散东吴官兵，准备加害。在公孙渊斩杀东吴来使的行动中，只有秦旦、张群、杜德、黄疆四人翻墙逃脱。
当时张群膝盖生疮，三人轮流帮扶着在崎岖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后来张群的伤愈发严重，为了大家的安全，他要求三人舍弃自己独自逃生，杜德却说：”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于是秦旦、黄强在前探路，杜德则负责照顾张群，以野菜、山果为生。
二人出山后，又走了几日方才发觉自己已身处高句丽境内了。据《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高句丽在辽东以东一千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国土约两千里，户口三万，南临朝鲜等国，北与游牧民族夫余接壤。
为了完成归国的心愿，二人灵机一动，宣称是孙权派他们前来“诏于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给言有赐”，但是送来的礼物却被公孙渊给抢了。而这位高句丽王居然相信了秦旦、杜德，不但派人将身处困境的杜德、张群接回，还“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吴，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鹃鸡皮十具”。
经过了这一番周折，秦旦、张群、杜德、黄强才得以平安返回东吴。当秦旦等人见到孙权以后，不禁“悲喜不能自胜”。
而孙权也被他们的壮举所感动，将四人都提升为校尉。秦旦、张群、杜德、黄强不仅死里逃生，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还促进了民族关系，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同时，四人回归之举不但体现了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还表现出中华民族所一向倡导的“忠、孝、仁、义”的道德操守。
然而，东吴臣子这个“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更加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但相比那虚假的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后世又有几人记得呢？应该好好缅怀秦旦、张群、杜德、黄强这四位不远千里、不惧艰辛、排除万难才不至于流落异国的华夏志士。
这样经历，拍成电影定是令人感动的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