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辙的兄弟情》之第十章：高光时刻（上）

自元丰八年（1085）三月支持旧党的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逝世，共八年多时间里，无疑是苏轼兄弟一生的高光时刻。此间，两兄弟同时在朝为官有三年时间。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掌管内制，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负责撰拟皇帝发出的文诰等。苏辙任中书舍人，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掌管外制，负责撰拟中书省、门下省的文告等。内外两制的大权分别掌握在两兄弟手中。

先说苏轼。从元丰八年（1085）五月到元丰九年（1086）九月短短十七个月里，他从一个犯官飙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宰相只有一步之遥！而且他还被聘为小皇帝哲宗的老师！这样的升迁速度和待遇当然主要源于太后对他的信任和他早期属于旧党阵营的关系。但在政治上，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参与了对新党的清算，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同意旧党的做法。苏轼复出后对待新法的态度是：“校量利害，参用所长。”意思是，要实事求是地权衡新法的利害得失，那些对国家和百姓确实有利的政策要继续施行，对待新法也不能全盘否定。

苏轼当初反感王安石狂飙突进地推行新法，现在同样反感旧党人物上台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加之其不谙或者也是不屑官场之道，率真执著、一吐为快、不拘表达方式的言行举止，明里暗里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司马光、程颐、吕惠卿、赵挺之（李清照的公公、赵明诚的父亲）等大咖。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去世之后，由于宰相职位的空缺，那些对苏轼不满的人物生怕苏轼登上这个位置，纷纷把矛头指向苏轼，明枪暗箭，明争暗斗，新一轮矛盾纷至沓来，苏轼颇为厌烦，感叹：“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随后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以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图个清净自在。元祐四年（1089）他来到杭州，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太守，中间短暂回京，任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元祐六年（1091）又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兼颍州太守，出任地方大员，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主政地方期间，他勤政爱民，尤其在杭州治理西湖、抗击疫情等方面，千古流芳。

再说苏辙。八年间始终在朝为官，可谓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右司谏到起居郎，从中书舍人升至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的官阶从七品到从六品，升到四品中书舍人，又到从三品侍郎、中丞，再到二品副宰相。元祐四年（1089）十月，他还代表朝廷出使契丹，途中与苏轼多有唱和。十月二十六日行至涿州（今河北涿州），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夜雨从来相对谈，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在此诗中，苏辙提及“夜雨对谈”，抒发了对兄长的思念之情。

此次出使契丹，苏辙深切体会到契丹人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彼时，正逢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刚刚刊印不久，然而苏辙在奉使途中，已经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盗版盗得飞快。苏辙住进驿馆后，一抬头又看到墙壁上也题有苏轼的诗文，着实让他又惊又喜。当有人知道他是苏轼的弟弟时，更对他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纷纷向他打听苏轼的情况。苏辙将此事告知哥哥：“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辙在朝期间，甚至还代理过一品太尉。在哲宗大婚时，苏辙任告期使，告知大婚的黄道吉日，这是一品三公太尉的职责，太皇太后让苏辙代理，这是给他莫大的信任和荣誉。遗憾的是，小皇帝对这桩婚姻很不满意。宋哲宗不喜欢他奶奶为他挑选的这个孟皇后，他喜欢小他两岁的婕妤刘氏。哲宗亲政后，很快就废掉了孟皇后，甚至还杀了她的养母，打发皇后去城外的瑶华宫当道姑去了。

在京期间，兄弟俩公务繁忙，在政事上当然多有协调。苏轼外任杭州、颍州后，苏辙在朝内也给予了兄长众多政策和资金支持。元祐三年五月初一，兄弟二人还恰巧“转对”轮到一起。所谓“转对”，就是皇帝召见百官轮番奏事，议论朝政得失，每次限定二人，主要是宰相以下的中下层官员，甚至还有县令。“转对”从机制上保证了基层官员可以有机会与皇帝直接面对面交流，是很好的制度。

兄弟俩碰头“转对”可谓千载难逢，成为两人最宝贵的共同记忆之一。当时苏辙的《转对状》是要皇帝裁减冗官，“明诏有司，减去寺监不急之官，以宽不赀之费”，具体有三条：一是减少科举取士人数；二是限制官二代不经考试选拔，即可当官的“任子”制度；三是精简机构，因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苏轼的《转对条上三事状》也谈冗官之弊，希望皇帝多听意见，改革贡举，严格选官。苏辙在《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中记录了这段历史：“赢病不堪金束腰，永怀江海旧渔樵。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异，中茅服食旧相要。一封同上怜狂直，诏许昌言赖有尧”。但遗憾的是，就在这高光之下，兄弟俩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党争之祸，为后来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每日创作打卡#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