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到战国时代，已经走出了传说的迷茫，有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春秋五霸争强，战国七雄图统，改朝换代作为社会向前发展的形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它的合理性就有待于理论的说明。
远在殷周之际，周公就从“天命”和“人德"两方面说明武王伐纣的合理性。
战国以降，邹衙又以“五德终始”给改朝换代一个命定论的诠释。孟子则干脆给做恶多端的桀、纣以“独夫民贼"的恶谥，为“汤放桀，武王伐纣"树立了一面堂堂皇皇的正义之旗。
秦朝建立以后，那位名为赢政的秦始皇帝服膺"五德終始”的理论，于是自占"水德"，“奉天承运”标自己的历史正当性。
幻想一世二世子子孙孙永宝用。秦末扯旗造反的英雄们，如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之流，虽然也不忘“天命悠归”的神力，但更注重“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对百姓的吸引力。
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小子揭竿挥剑，将秦始皇万世一系的理想变成了千古笑柄。西汉建立后，刘氏皇室尽管也宣传"天命佑汉”的神力，但更钟情于"忠君”观念的灌输。
那个在楚汉战争中私自放刘邦一马而于战后向刘邦邀功请赏的原项羽部将丁公，就被刘邦以"为项王臣不忠”的罪名砍了脑袋。
西汉初年，儒道互酯，辩题之一就是"汤武革命"。道家即黄老学派的黄生以破帽新鞋为喻，否定"汤武革命”，力倡绝对的“忠君”。儒家的诗博士辕固则维护孟子的理论，认为“汤武革命”是诛杀独夫民贼的正义行动。
二人的争论最后以汉景亮的不置可否的和稀泥了之。因为汉景帝虽然特别钟意于黄生的观点，可偏偏他们的汉室江山是祖宗刘邦作为秦朝的臣子背弃“忠君"观念造反得来的。
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道德信条的宣传逐步深入人心，作为汉朝的臣子而萌生取汉朝而代之的篡弑意识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道不道，一般臣子的头脑中是绝对不敢生发出来的。
虽然此时的思想家和经学家们谁也没有正面否定“汤武革命”，但是，谁也不敢将当今皇上比喻为桀和纣。
然而，西汉自元帝以后政况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一方面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激烈，面临"七死”、"七亡"的百姓痛苦难耐，不时发起武装的反抗，一方面是一些儒家的代表人物也认为“汉朝气数已尽"，于是以“天命”为幌子进行改制的谋划，因面有几个懦生敢吹"禅让"，上演哀帝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的闲剧。
然而与改制有关的人物，如盖饶宽、夏贺良之类一一被送上断头台。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几乎为朝野共识的道德判断：忠君是臣子应该恪守的首要伦理信条，无论当今朝廷怎样腐败，当今皇帝如何无能，臣子都必须绝对忠于它，与之患难与共、生死与共是臣子的本分。
然而，不管臣子对西汉皇朝的衰败如何忧心如焚，但它衰败的势头却日益加速。更为严重的是，几代皇帝的生育能力也出了问题，成帝、哀帝、平帝硬是一个毛孩也生不出来。成帝和哀帝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短命。
而当平帝成长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时又被他的岳父大人一桶毒酒送进了阴曹地府。大汉皇朝全靠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一个富于春秋的老太太，以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身份支撑残局。不出房帷的王政君当然最信任的是娘家的兄弟子侄，她只能将权力托付外家帮着打点江山。
于是与刘氏皇室日益衰颓相映的是王氏外戚集团的崛起。“一门十侯，五大司马"，父子兄弟布列朝堂，二十多年相继辅政，汉皇朝的权柄就通过王政君之手悄悄地传到了王氏外戚手上。
到哀帝病逝，王莽二次出任大司马大将军时，王氏外戚代替刘氏皇室，改易皇统的局面基本形成了。“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皇帝的荣耀，皇帝的权势，皇帝的财富，皇帝的享受，皇帝可以传给子孙的尊位，这一切，真是太诱人了。
王莽已经到了可以改易皇统的节骨眼上，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什么不抓住呢！显然，王莽起码在平帝继位的鼓乐声中就开始为自己的摄足九五谱写一首激动人心的乐章了。
王莽要实现代汉立新，虽然从实力讲并不困难，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官位掌控了汉皇朝的全部权力，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宜布改易皇统。
但是，返出这一步，他必须越过一道道德的门坎：对背叛“臣事君以忠”的信条作出解释。王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背上“乱臣贼子”的恶名。
为此，他只能求助于“天命”，反正老祖宗有现成的“奉天承运”的理论可以拿来使用，有“天人感应"魔杖下的"符命"可供任意附会，有一群攀龙附风的无耻臣子可以任意驱使。
于是，王莽一面挥舞"天命"的旗子不断加速篡政的步伐，一面千方百计将自己打扮成汉室的大忠臣。
元始元年正月，他讽喻益州少数民族首领献白雉、黑雉，并以此为由头从元后那里讨得“安汉公”的封爵。不仅如此，对于当时社会上人们称颂的一切美好道德，他都千万百计让其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道德标兵。
王莽自结发人世以来，二十多年的岁月，由于独特的历史机遇，更由于他运用层出不穷的“激发之行”，从而在朝野获得了“倾其诸父”的声望和权力。
他日夜孜孜，励精图治，建策“安汉”，辅佐九岁的刘衍做皇帝，延续大汉皇朝的香火，这是他的“忠”；侍疾母侧，用药先尝，筵席之上，数次离开，为母服药。
周旋伯父王凤、叔父王根病榻之旁，蓬首垢面，衣不解带月余，这是他的“孝"；对兄之子百般爱护，视同已出，择名儒为师，施以严格教育，与已子同日娶妇，不分轩轾，这是他的“慈”；大义灭亲，切责杀奴的儿子，严令其自杀偿命，这是他的“义"；拜名儒陈叁为师，“被服如儒生”，刻苦攻读，亲至侄儿的先生家，恭奉羊酒，惠及同窗学子，这是他的“尊师重道”；数辞封爵，几让户邑，散财赈宾客，下惠至鳏寡，这是他的"谦让"、“清廉”和“关心民瘼”。
二十多年中，王莽不断地获取美名，目的是在朝野形成“当今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局面。接着，王莽又策划从元后那里获取当年成王对周公的封赏，求得“宰衡"的印章，并加了“九锡"。
元始五年五月，为王莽举行了加九锡的大典，封赏的策文将王莽吹到了九天之上。不久，他就不顾作为平帝皇后的女儿的幸福，为了扫除自己跃上龙座的障碍，残酷地鸡杀了年仅14岁的汉平帝，立了只有两岁的广戚侯孺子婴作为傀儡。
接着，他引经据典，要求元后以周公辅佐成王时曾“居摄”、“贱天子位”、“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为根据，居然改元践祚而“摄皇帝”、“假皇帝”地干起来，同时将象征汉朝的孺子贬为自己的“太子"。
即便到了这个份上，他还是以汉室的忠臣自居，面将所有这些篡弑的举动都说成是为了汉室的安危。
正在王莽准备再进一步跨向龙座的时候，发生了翟义在东郡的起兵。王莽在讨伐翟义的诏书中，还继续将自己打扮成汉室的大忠臣，信誓且旦地重申“还收孺子”的诚意。
然而，在讨伐翟义取得胜利不久，王莽就借临淄新井、巴郡石牛和扶风的刻石向太后要求此后在朝见太后时不再称“摄皇帝"，而是直称皇帝。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他还不愿丢掉汉室忠臣的美誉，仍然表示将来一定“复子明辟"。
可是，言犹在耳，口血未干，蜀郡梓潼的无赖哀章献上了昭示天意，要求王莽立刻即真做皇帝的两检铜匮。
王莽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立刻下达了即真做皇帝、改易皇统的诏书，将刘氏皇统改易成了王氏的新皇统。
至此，“臣事君以忠”的天字第一号的道德信条终于被“天命”置换。始建国元年元旦，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下令废去孺子嬰的太子之位，将其封为只有五县封地的“定安公”。
当时年仅5岁的孺子婴，当然还无法理解这个戏剧性的场面。
而直到此时，王莽还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对誓子，实际上是对群僚，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参与王莽篡汉策划的刘汉的公孙王子，表明自己代汉立新做皇帝完全不是一己的私愿，而是迫于天命的不得已之举。
这样，王莽就算自欺欺人地摆脱了“乱臣贼子”的拖累，以一个"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经过如此这般的一番运作，至少在王莽及其党徒看来，王莽的篡弑行为也就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臣事君以思”的道德门坎而无愧于心了。
王莽以“天命”文饰纂弑，轻轻地将自己的亵读"臣事君以忠"的巨奸大敦的嘴脸涂上一层保护色。王莽及其党徒的这一套作为，尽管冠冕堂皇，似乎天衣无缝，但他自己及其周围的策划者们却心明如镜，明白这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不过，王莽的以“天命"代“忠君”的置换术尽管拙劣，但却被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篡弑者奉为瑰宝，从而在“天命”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
曹丕导演的取代汉献帝的“禅让”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朝花样翻新的更替方式，隋文帝从外孙头上摘取皇冠的手段，以及赵匡胤的“皇袍加身"剧目，都离不开这个范本。
这个屡试不爽的"天命”与"忠君”的博弈，实际上背后是不同权势集团利益的博弈，胜利者每每以“天意所钟”自诩，实际上不过是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博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