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１６世纪圈地运动是一个参与阶层广泛的社会运动，圈地参与者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庄园领主。以富裕农民为主力的圈地运动消除了土地上的共有产权，强化了“占有权”。在他们的带动下，领主也走上了土地产权变革的道路。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圈地运动的兴起看作外部事件推动的结果，即呢绒贸易的发展加剧了对羊毛的需求，于是人们通过圈地养羊来获得更多利润。
实际上，随着英格兰农民个体力量的成长，他们要求打破敞田制的制约、建立一种新的土地产权，这是圈地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农民个体力量的成长
早在１６世纪圈地运动之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较为普遍和充分的发展，农民人身是自由的，生活状况是相对富裕的，其中一部分农民已经积累起可观的动产和不动产，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农民。
英国农民个体力量的成长是１６世纪圈地运动得以进行的基础。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成长主要与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个体权利在西欧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个人权利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权利或等级权利，包括西欧中世纪的村社权利、市民权利、商人权利，以及相对领主而言的附庸权利，相对王权而言的诸侯的权利。
西欧的历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这种原始的个人权利及其实践的足迹，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条件下，社会下层和中层也可能有团结和抵抗的手段。
正是由于原始个人权利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它为核心的西欧法律。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西欧法律赋予了佃农依法抵抗的权利，限制了大小领主对佃农过度和任意的掠夺，保证了农民经济连续、稳定的有效积累，这主要体现在对农民赋役量的限定上：
服劳役地租时，对每周劳役时间严格限定；缴纳货币地租时，对货币数量严格限定。
在习惯法的制约下，许多庄园的地租长期稳定。托尼研究了英格兰２７个庄园自１３世纪末到１６、１７世纪之间的租金变化，发现：“一个佃农的地租往往长达２００年或２５０年保持不变。
随着土地产出率的增长，地租在土地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由劳役地租时的三分之一，减少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甚至十八分之一，而留在农民手里不断増多的产品大部分送到了市场，成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地租成为无足轻重的部分，农民能够积累个人财富。此外，西欧的法律限定了王权和封建政府的赋税，以抑制统治阶级上层的非生产性消费。
这主要体现在“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国王要依靠自己领地上的收入生活，对王室领地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谋取收益。只有在战争或某些特殊情况发生时，国王才能从臣民那里征税，并且征税需要经议会批准。
由此可见，西欧的法律保障了农民个人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农民个体力量成长的必要前提。在庄园经济鼎盛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比率上升，农民的储蓄率提高。
施肥和除草技术的改进，重犁和三圃制的出现，现代挽具以及水车和挽畜的普遍使用，所有这些集合起来成为一个为农业所利用的总体系。到１３００年，英格兰已是一个农业繁荣区域。
１３至１４世纪英国中等农户每年大约产粮１１５蒲式耳或２２８０公斤，粗而计之，每户年产谷物２吨余。对于英国农民在１３至１４世纪商品生产所能达到的水平，希尔顿是这样评价的：“在那里为了出卖的生产已很发达，纯粹的商品交换己很流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开始把劳役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劳役地租折算为货币地租意味着把最基本的封建关系一人身依附关系变成了一种简单的货币支付关系。随着劳役地租的折算，农奴不再在领主的直领地上劳作。
许多封建领主也曾雇佣雇工直接经营土地以代替以前的农奴劳役，但黑死病之后农村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得领主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领主把直领地出租出去，出租领主直领地成为庄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领地的出租使领主成为一种纯粹的收租者，庄园中不再存在领主经济，面向市场的、雇佣雇工的农民经济兴起。
在西欧法律保障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体力量获得了普遍增长，相当一部分农民能积累起资金，买下土地，成为富裕的自耕农阶层。
大约在１４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富裕农民阶层，即乔叟笔下的“富兰克林”。在《农夫皮尔斯》和《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描述的富兰克林是有着令人尊敬的地位和财富的自由人，其地位在骑士和乡绅之下。
“每个村庄常有四五家耕种着六十至一百英亩或一百英亩以上的土地、饲养着几百头牲畜的农民”，他们被称为“富裕农民”。１５世纪早期，富兰克林被约曼取代。“约曼”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扈从或者侍从，指履行荣誉役务的人。
自１５世纪开始，“约曼”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培根把约曼定义为：“位于乡绅与茅舍农之间”，主要用来形容级别在乡绅之下的富裕农民。霍斯金斯对约曼的描述为：“莱斯特郡的约曼拥有一个或两三个农场，有一两百英亩土地。
约曼在三四个教区活动，他们饲养的家畜是普通农夫的十倍。”爱德华·柯克把约曼定义为“每年收入４０先令的自由持有农”，他认为年收入４０先令的自由持有农在国家具有一定的地位，有投票权并可作为陪审员。
由此可见，约曼是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富裕农民。１６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土地被极大商品化，具有市场价值。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需要为更多的人提供粮食，农产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对土地的需求增多。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时代，没有比约曼更贪婪土地的。约曼通过买地和租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逐渐积累起财富。
一些约曼能够从没落的绅士手中购买土地，例如，１５８８年，苏塞克斯郡沃尔顿庄园的约曼约翰·弗克尼以５００英镑的价钱从蒙塔古子爵那里买下了该庄园；１５８８年，苏塞克斯郡的约曼约翰·阿克赫斯特以１００英镑的价钱买了领主罗伯特·西德尼的土地。
１５８９年，肯特郡多维尔庄园的约曼约翰·理查德把绅士约翰·艾德利租给他的１２４英亩土地买了下来。一些约曼购买修道院的土地。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夺取英国教会最高领导权之后，开始解散修道院并没收教产。
自１５３６开始，修道院被解散，地产收归王室所有。１５４２至１５４７年间，在战争的财政压力下，三分之二的修道院地产被王室卖出。
其中部分教会土地卖给了约曼，例如，１５６６年德文郡约曼巴纳德·勒斯顿用４００英镑购买了原属于赫特兰德修道院的艾伯特斯汉姆庄园；伍斯特郡约曼威廉·彼恩瑞斯的土地原来是属于伯德斯里修道院的；林肯郡的一些约曼家族也是靠购买修道院土地发家的。
除了买地之外，约曼还通过承租领主直领地来扩大土地。约曼是领主直领地的主要承租者，例如，在１５０１至１５３２年间，坎特伯雷的土地承租者中有二分之一是约曼，三分之一是乡绅，其余的是普通农民。
又如，在１５７０至１６４９年间，苏赛克斯郡有６７个庄园的直领地出租，承租者中有３0个约曼、１８个绅士、１２个商人和３个农夫。
约曼对直领地的承租使领主的超经济统治失去了基础，由约曼开创的面向市场的、雇佣雇工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迅速发展起来。约曼通过精心经营土地，逐渐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