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老家不经意间从青同农中（它的前身就是青同中学）门前经过，放眼望去，已经大变模样，大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在了西南角，里面多了一座小洋楼，面积也扩大了不少，眼看着目前的变化，却勾起了我深深的回忆……
青同中学简称——青中。它是河北省灵寿县的一所普通中学。我一九七四年三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在这所学校读高中。
当时灵寿县有四所高中，分别是；灵寿中学、青同中学、慈峪中学、陈庄中学。灵寿县的地理形状是南北一条线，东西狭窄，宽不到15公里 ，南北长130多公里。这四所中学正好成四点式从南到北成点状分布在灵寿境内。灵寿中学在最南面的县城，而青中在县城北九公里处的青同公社现在改为青同镇。慈峪中学再靠北离县城二十多公里，最北边是陈庄中学，离县城有八十多公里。
每所中学按地域收取所在片区的学生。那个时候没有统一考试招生，而是按照学校和所在村里的领导来决定谁去上高中。能上高中的人很少，仅仅是初中在校生的百分之二十多一点。青同中学收纳青同公社、南寨公社、护驾疃公社、马阜安公社十多万人口中的初中生升入高中。青同中学一九七四我们读高中的那一年，共招收高中生五个班，每班五十人，共计250人。在那个年代能上高中已经很不容易了。
青同中学在南青同村北，座北朝南，一座四四方方的院落，大概有四十亩地的样子。三排灰砖瓦房分东西三座房屋。中间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中间西头是老师们的食堂。后排和前排是教室，大门开在中间，大门两边建有各一间小瓦房，右边一间为门房，后来改成勤工俭学的小工厂。左边那间是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再往左是一排厕所和猪圈。院内大部分是大杨树；东北角有一眼大口井，井的四周种的是柳树 除了操场，大口井的周围还是同学们活动的场所。
一九七四年，是比较正常的，老师们很认真的教，学生也认真的学，我们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青同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这些大城市毕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县里领导为了搞好教育，把这些大学生充实到教育线 ，青同中学也得到了几位这样的高才生。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物理老师谷明杰、数学老师黄庆兰、俄语老师孔祥茂、语文老师范重光、谷晨欣、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本地老师，比如化学老师赵明星、语文老师李敬祥、李秀夫、吴美群、政治老师刁偶，赵素月等几位老师，这些人当时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业务能力都很强，教的都很好。谷明杰老师天津人，个子不高，每天早晨我们去学校早一点的还都会看见他一个人在校园里边跑步，两只手有节奏的小幅度颤抖着。孔祥茂老师石家庄市人，大概有一米八的个头，国字脸，高鼻梁，戴一付黑边眼镜，穿一身合体的中式衣服，看上去很是精神。孔老师当过我们几个月的班主任，教我们俄语。他爱唱歌。学校有一架小钢琴，赵明星老师弹琴，他唱，经常在校园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我的感觉是他唱歌的水平不亚于蒋大为和李双江。
到了一九七五年，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以黄帅为榜样。这一年比较乱，再加上老师们也分成了两派，个别老师因为和女学生关系不正常而被对立面的老师抓住不放，进行公开批判，在操场上集中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开了几次大会批判范重光老师，最后被公安局抓走判了刑。据说下一个被整的对象是马（暂不说名字）老师，吓得他回了秦皇岛老家不敢再来上班了。这一年就不能正常上课了。一方面我们搞勤工俭学，到学校西北方向的庙沟岭上去开荒，那个岭是一片荒地，表层主要是石英石卵石，有拳头大的也有南瓜大小的，还有更小一些的，土很少，把石头捡出来，放到一边，再把地弄平。每周基本上有一天去开荒，中午学校给送饭，所谓的饭也就是红薯加白菜汤。学生们也不觉得苦。平时同学们都是在家里带上两个饼子，饼子可谓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红薯面加谷糠，有的是玉米面加红薯面，最好的也就是白面加上玉米面的饼子，我家属于中等水平，玉米面加红薯面。大部分学生干吃或是就着凉水吃。我们当学生干部的和老师来往的多一些，关系也密切，黄庆兰老师又是班主任，她家里中午吃面条的时候，就喊我们过去喝面汤。直到现在想起这个事来，还是非常感激黄老师的。另外就是到青同村东那个县良种场劳动。我记得就去过两三次，一次是麦收后锄玉米，地头很长，我感觉有三百米长，一天锄了两垄，一垄八毛钱，一天挣了一块六毛钱，那可是我有生一来的第一次挣钱。中午还管饭，第一次在良种场吃上了土豆加牛肉，肉不多，但油水很大，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放那么多油的菜 。每个人还有两个馒头。现在看来一天一块六毛钱实在不算个什么，但那个时候一块六毛钱可算是大钱了，因为好多农民壮劳动力干一天活的工值也就四五毛钱，好的生产队也超不过八毛。还有一次是麦收后检麦子，从麦秸里面把丢掉的麦穗检出来。当然了，干这些活都是有报酬的，也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
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校教育紧跟社会实践，课本的名字也变了，化学，改叫化工，物理，改叫机械，数学改叫会计，反正是有点乱。因为是两年制的高中，到一九七五年，就分成了文秘班、会计班，机械修理班等，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报这些很实用的学习班。听起来这样的教育很接近社会实践。文秘班教我们怎么写介绍信，工作总结，生产计划等等，而机械维修班呢，看到他们拆卸柴油机。反正是除了上西北岭开荒就是玩，不上课了。由于我生性爱静不好动，别的学生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在教室里看会书。
由于不上课了，上下学也基本上不按照正常的规矩走了。因为上学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步行走读，因此，南北贾良，韩哇的学生都不从学校的大门进出，而是在学校的东北角从墙头上跳下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那个地方围墙砖头凿了几块，弄了个窟窿，学生们就从那个窟窿眼里出入。出墙洞直向东北 蛮荒满地，在秋后就踩出了一条路。也真应了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本无路，踩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那个时候学校学年也随着农时变化，不像现在七月到七月，而是一月到一月。我们是一九七六年一月毕业，我们不像城市里的学生，也不用上山下乡，因为你本来就在山上啊，前途很伟大任务很艰巨：就是修理地球。
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但那一年大学中专分别考试。突如其来的机会，让我摇摇欲试。但考虑到自己的基础太差，就不敢报考大学，就报了个中专，记着那年考试下着大雪，考场就在青同中学，考试完后我见到了黄庆兰老师和谷明杰老师，告诉他们，我考中专了。他们俩都很惊讶，说“你怎么能考中专呢？”我告诉她们说自己底子差，考大学没把握，考中专有把握啊！看的出他们感觉我不应该考中专，因该考大学。但我离开农村心切，感到考中专挺有信心，觉得怎么也能考上，因为没感觉题难，并且也答完了。哎！结果连个声响都没有，没考上。
没考上中专，心有不甘，一九七八年继续考，一边在队里上工，一边复习功课。考试前我就成了黄庆兰老师家的常客了，下了工就到青中找黄老师，向她请教数学题，有时候很晚才能回去。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九七八年考了285.5分，那一年的初选分是300分，实在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很是遗憾。
还好，一九七八年十月灵寿中学出了一个政策：高考成绩200分以上的学生可以到灵寿中学复读。由于我有点特殊原因十一月才去灵寿中学，去了后学校告诉我这里已经满员，告诉我去青同中学看看吧。
就这样，我又到了我的母校青中，这里还有我读高中时的很多老师，可以说是人熟地熟，离家也近（八里路）。但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的备考班就一个，几个优秀的应届生加上几个复习生也不足五十人，绝大多数是理科生，只有我们六个准备考文科，青中还没有专职的历史和地理老师。上语文、数学、政治、英语的时候和理科生在一起上课，理科生上物理化学课的时候，我们就跑出去随便找个地方，自己看历史或地理书，自学，因为没有老师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蹿过学校的北围墙到青灵渠的阳坡上半躺着看书。
从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到一九七九年的七月，在这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谷明杰和黄庆兰老师对我帮助很大，我主要是数学底子差，一九七八年高考数学只考了十六分，一九七九年，我数学考了六十三分。总分超过初选分四十多分。这一年我们复习文科的六个人，考上了四个，整个复习班升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一九七九年高考以后，黄庆兰老师和谷明杰老师也调回了天津市；孔老师在我们毕业前就掉回了石家庄，其他几个有名的老师也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大城市或调到了灵寿中学。据说我们那一届高考是青中的高峰，其后逐渐走向低谷直到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农业专科学校——农中，昔日的辉煌已成为一种深深的回忆。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