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党没有屈服，依旧重建新四军。
并且此次重建一改曾经“支队”、“大队”此类游击编制，转而使用“师”、“旅”这样的正规军编制，这是在另一方角度展示我党的决心。
此后的几年里，新四军陆续有了七个师，在解放战争中这些部队大多都归入了三野系统，只有第三师、第五师在不同的野战军。
第三师还好说，其前身是中央嫡系八路军115师343旅，一直也相对独立。日本投降后接到命令出关支援作战，算是重回中央嫡系序列。
那么，第五师又是为何辗转到了二野呢？
这个问题，跟第五师这支队伍的脉络和所处环境有关。
第五师师长是李先念，作为一个从红四方面军走出的干部，他跟由红四方面军发展而来的二野，有着天然的亲近。
1939年，李先念听从毛主席的指示，带着一支百余人的队伍重回战斗过的大别山地区，他非常熟悉这一带的环境，对民情了解程度很深，所以很快就打下不错的群众基础。
在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后，他发展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人数多达九千余之众。
随着部队人数不断增加，独立游击支队也扩编成了挺进纵队，这时李先念麾下可谓兵强马壮，有列入编制的武装1.5万人，另还有民兵十万。
能在面临着日寇、国军双重威胁的中原地区，打造出一块强大的根据地，这个成绩让中央非常欣喜。
皖南事变后，中央重建新四军，挺进纵队就成了第五师，李先念出任师长兼政委。
不过，第五师跟新四军其他几个师区别是很大的，从地域上来看，新四军其他部队基本都在江南地区，而第五师独自在中原，彼此无法形成统一指挥，也难以协同作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皖南事变时，李先念的部队只能看着干着急，没办法赶过去支援接应。往后也是一样，双方相隔太远，基本是指望不上的。
若非当初两党对南北共军部队改编的谈判约定，第五师还不一定在新四军序列下。所以，最终第五师没进入三野系统也不奇怪。
另外，李先念跟三野的主要干部都不太熟悉，土地革命时期他在红四方面军，三野首长陈毅、粟裕等人则是在红一方面军。
长征途中懋功会师、长征结束三大主力会师，李先念见到了很多这一方面军的干部，但就是没见到陈、粟，这也没办法，这两人都留在了南方打游击。
连接触都少有，怎么可能配合默契呢？
反观第五师后来加入的二野，李先念就与几位领导很熟络，早在懋功会师后，刘伯承就被编入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中，这时李先念跟他来往非常多，相处起来要更融洽。
说起来比较可惜，在抗战刚结束时，中央将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
这时候的中原军区下辖了多支纵队，是我党主要战略区之一，如果发展得好，李先念都不用去跟随二野或三野，自己都能组建出野战军。
然而中原军区的生存环境太差，四面都是敌人，且又靠近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所以最终国军就选择中原军区作为突破口，随即就有了中原突围。
中原军区在此次战略转移中伤亡惨重，有大量人员散落在了大别山地区。李先念突围后辗转到达了延安，这时原新四军第五师整体已经没有成建制存在。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奉中央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他们的目标是在大别山地区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将战火燃至国统区。
而李先念之前就在大别山地区独立发展过，很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他被调往刘邓大军共同南下，一路收拢旧部、提出合理的意见。
后来李先念的老部队大多数都被编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12纵当中，成了刘邓大军中的一支主力。
1948年5月，军委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司令员是刘帅，政委是邓公，副司令员则是李先念。
李留在二野系统中，无论是跟第五师老部下还是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沟通都要顺利得多。
他协助着刘邓统帅大部队、发展根据地，后来不断建功立业，被毛主席赞为“不下马的将军”。
本来按照李先念红军主力军政委、新四军师级干部、解放军野战军副职的资历，1955年要被授予大将军衔并非难事。
只不过建国以后各方面都很缺人，李先念就转到行政系统、离开了军队。当年有毛主席做表率，凡不在军队的就不参与授衔，因此李先念就遗憾错过。
不过呢，李先念在其他领域成就非常大，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国家主席等职，是正国级领导人。
这个成就即便是元帅里也仅有朱老总、林总、叶帅三人达成过，其他的哪怕威名赫赫的彭老总最高时也只是副国级，这方面不如李先念，他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