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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改革史的得失——读马立诚著《历史的拐点 》

作者:静水M流深
回顾中国改革史的得失——读马立诚著《历史的拐点 》

一、写作背景

当下的历史热仅集中于帝王将相,却鲜有对改革史的回顾。如今的改革已历30年,有必要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为借鉴和思考。

作者的这本书恰好兼顾了学术研究和现实需要。他写作的特点是,将历史上的改革整理成一个个生动易读的故事,并与国外的改革进行参照对比。此外,搞改革总是要挨骂的,因而在众多的历史资料中多有歪曲不实之处。所以,作者特别注意辨析真伪,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

二、中国改革史的得失

书中整理了从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改革到晚清的宪政改革。以下分别从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改革家、改革教训三方面进行总结。

(一)重大的改革

1. 公布刑律

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为了保持专制的神秘和恐怖,故意将刑律秘而不宣,以便他们随意处置百姓。子产在改革中却“铸刑鼎”,把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公之于众。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既打击了贵族特权,也接受百姓的民主监督。

2. 改换服装

改革不是只能高屋建瓴,也可以从改换服装这样的生活习惯入手,最有名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及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改穿汉服。

服装的变化推动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也提高了生产力、战斗力和政权稳定性。

3. 市场调节

针对官办和专卖的弊端,唐代改革家刘晏放弃了官产官销,更多发挥私人和市场的作用,达到活跃经济,增加国库和民间收益的目的。

他还将雇用制引入到漕运中,建立了劳务市场。这在强制无偿服徭役的古代,无疑是一种创举。

4. 量出为入及常驻人口

唐代的另外一位改革家杨炎推出的两税法,除了很多改革都有的精简税负之外,还有两处亮点。

其一是财政制度由量入为出改为量出制入,即根据支出额度确定征税额度,以满足国家庞大开支的需求。其二是在确定每家应缴税金时,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即现在“常驻人口”的概念。

古代执行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人口稳定在当地有利于农业生产及征兵征税,一切伦理纲常和社会文化也根源于此。流民是令历代统治者最不安的因素,总是力图将其赶回原籍。在《龙王之怒》这本书中,当时的民国政府就采取各种措施驱赶流落到城市的难民。

相比之下,杨炎的理念显得颇为超前。

5. 一切权力归国会

晚晴的资政院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通过了新宪法的纲领,即重大信条十九条。

《十九信条》将一切权力归于国会,而皇帝仅留虚名。从此,皇权不再至高无上,民权成为政治的核心。

(二)改革家

大多数改革家具备坚定的意志、丰富的从政经验、其中有三位格外值得评说一番。

1.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商鞅

为了便于专制统治和高效行政,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有娱乐,以及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专心做秦国战争机器的劳力和战士即可。

商鞅变法很成功,不仅使秦国成为强国,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而且他的很多制度和理念延续了千年之久。所以,有“百代皆行秦政法”的说法,像蒋介石的保甲制度就可以追溯到商鞅制定的户籍连坐。

他的独断专行演化到后来,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这种做法是造成中国创造力缺失,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2. 最受误解的王莽

史书上所记载的王莽,都是一个乱臣贼子的形象。虽然他食古不化的改革有许多槽点,而后世的不少历史学家也逐渐对他本人予以客观的评价。

柏杨和吕思勉都认为,王莽与许多迷恋皇位的人不同,他当皇帝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缔造一个理想世界罢了。

3. 最幸运的子产

很多改革家都遭受过各种打击,或死于非命,或身后亦难逃非议。

而子产是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在去世之时,还掌握大权,并稳定地向继承人交班。去世后,他仍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和尊重,既没有开棺鞭尸,也没有千古骂名。

(三)失败的教训

梳理书中列举的历代改革,可以总结出以下失败的教训。

1. 时机不佳

改革须在适当的时机推进,错失良机,则大事难成。

在永贞革新中,改革派所依靠的顺宗在几个月后病死,很快诱发局面的崩溃。《十九信条》如果能在早先推出,就可能会促成变法的成功。

有一种说法称,搞改革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来压制反抗,否则就需要给利益损失一方足够的补偿。当时,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打击和拉拢均无效。所以,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2. 权力基础脆弱

改革需要具备坚强的权力基础,才能保全队伍,落实各种新政措施。

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派毫无根基,难以与之抗衡,根本无法掌控改革的走向和自己的命运。

改革特别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万万不可触及皇帝的底线。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反被诬告结党营私。而北宋特别忌讳官员结党,历代皇帝均下诏“戒朋党”。不料,欧阳修竟撰文《朋党论》称,“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此番明目张胆地为朋党论鼓噪,更加恶化了改革派的处境。

张居正与太监冯宝结盟,执政基础十分稳固。但他一直严厉对待明神宗,最终引发其强烈的逆反心理,落得死后抄家的结局。

3. 改革派本身的缺陷

改革派也不能避免人性的弱点,如收受礼金、提拔亲友、内讧分裂、残酷打击异己等等,不一而足。

一些改革家,如商鞅、张居正和王安石,为了强力推动新政的实施,往往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专制手段。张居正还追杀了有持不同意见的何心隐,实在是改革中不应有的悲剧和污点。

自身的种种缺点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同时又失去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改革焉能成功?!

4. 不善于妥协

作者发现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是,对立的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达成妥协。

而中国的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获得和失去利益的两方总是要拼得你死我活,试图用暴力的方式将对方彻底消灭,以至于多少改革都在这种零和游戏中惨淡收场。

5. 改革的初衷

评价改革的成败,不能仅看所完成的短期目标, 更要重视改革的初衷。

王安石改革的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并不是富民。他没有做大经济的蛋糕,而是改变财富的分配,大搞经济集权。官方的垄断破坏了市场,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民间的富足稳定。

如果广大民众不能从中获益,那么再精妙的变法设计也终将失败。

6.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无需赘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最后连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

经过近40年的洋务运动,中国逐步对外开放,工业化也开始起步。但是,体制的一成不变,终于酿成甲午战败。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改革派吸取了洋务运动的教训,下决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三、简评

作者在书中的态度明显是赞成市场作用,而反对体制垄断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也着墨甚多,清朝改革就占了两章之多。他特别强调了妥协的必要性,但在现实中并不大容易做到,原因有二:一是传统文化的集权惯性使然,二是改革者往往是弱势一方,而保守派的势力更加强大,并不愿意与之妥协。

总体来说,作者看待改革史的视角,既有广阔而有深度,也难怪在初版后的多年仍然受到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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