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唠家常#
河池市金城江南桥，腊月十四上午十时，天寒地冻。身穿棉衣的我脚步匆匆，从山水湖畔小区往现代花园小区走去 。当我走到水电广场旁边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一个声音撞入我的耳朵:“安升侄子，是你呀，你在去哪里呢 ？”
我抬头往旁边，看到两个戴口罩的人，一个正在摘下口罩。我一看是老家一位堂叔，叫宝光叔。另一位应该是婶婶，可是她戴口罩不作声。
我说:“叔叔，是您呀！您怎么在这儿呢？”我伸出手，想和他握手。可是他没有伸出手的意思，我便收回了手。
宝光叔说:“我大儿子在旁边这儿金地王小区买一套房子，这几天我来这儿，这房子旁边是市里的重点高中 ，孙子以后读高中方便。但是，我和你婶婶主要是长住深圳，我老二安峰在深圳那边，住的小区，环境挺好。”
我说:“叔叔，您两个儿子很能耐，大儿子当农民，却来金城江重点高中旁边买房子，真不简单。我知道这儿房价挺贵的，买这儿房子，小孩入学还是非常好。您二儿子安峰在深圳工作，更是了不得呀！”
宝光叔说:“这所重点高中，是我家的福星学校，我的老二安峰，当年就从这所高中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现在在深圳工作，已经是一个副处级领导了。我听说你也在金城买房了，好像是在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区，是吗？”
我说:“叔叔，真不好意思，是的，我是在金城买房子，可是我买的房子地段比较偏僻，不是学区房，很不方便的。我现在正往前面去坐公交车回去呢 。哦，这位是婶婶吧，戴口罩我都认不出来。”
宝光叔说:“是呀，现在有流感，可要注意一些才是。你怎么不戴口罩呢？”
我说:“以前几年都一直戴口罩，我见口罩都快吐了。叔叔， 到我家去喝一杯吧？”
宝光叔说:“不去了，你的家那么远，不方便。我不去了，我和你婶婶在水电广场和体育馆这一带溜达溜达。安升，你有空就来这儿串门。好像你快退休了吧？”
我说:“是呀，我还有一年退休了，现在是等退休，不用去单位上班。一个月就拿生活费。”
宝光叔说:“你工作一辈子，现在一个月有3000块钱没？安峰一个月都给我4000块钱给我零用呢。”
我说:“叔叔，人比人气死人！您的二儿子安峰那么聪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考得上深圳公务员，现在是副处级干部，年收入一定30多万以上，真羡慕您。您的大儿子是农民，都还来市里面重点高中旁边的楼盘买房子。我在企业干一辈子工作，也只能买偏僻小区的房子，真的比不上呀。叔叔，我去搭公交车回去了。再见！”
我叫安升，今年59岁，是一个股份制公司退居二线的人员。我不用到公司上班了，生活显得悠闲。
我的宝光叔已有73岁了。他的父亲与我的爷爷是兄弟。我爷爷有3兄弟，爷爷排行老大，宝光叔的父亲排行老三。在那个年代，我爷爷的三兄弟中，我爷爷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两位叔公却喜欢做小生意，脑瓜多灵光些。
那个年代，我爷爷和两位叔公都分别娶了两个奶奶，爷爷有5个儿子，两位叔公有4个儿子。我父亲是我爷爷的二儿子，我父亲与母亲生了二男五女，我排行老五。我爷爷的孙子有10人，孙女11人，号称“10大金刚”和“11朵金花”。
二叔公与三叔公的后代，人丁发展也不输我爷爷这一脉。二叔公有4个儿子，三叔公有5个儿子。而这位宝光叔是三叔公的第四个儿子。宝光叔与婶婶生养两个儿子，年纪比我小。
我们大家族，可以说是人丁兴旺。然而，我们家族人员，世代以来都是以种田种地为生，没有谁吃上国家“皇粮”。
所谓的“富贵”，在我们家族，都不曾出现过。那时候，我们家族人员对当地一位普通教师的身份，都是羡慕不已，对老师毕恭毕敬的。
上世纪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我们大家族依然没有出现了一个人才。1981年中考，我考上中一所民族师范学校。我成了大家族中第一位吃上“皇粮”的人。
我之所以选择读师范，是因为家里穷，没能供我上高中。考不上师范学校，我就辍学回家。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学校，而且是民族师范学，在校就读，生活补贴比普通师范好得多。
我记得去读民族师范的时候，把户口也转到了学校，从那时候起，我就吃上了“皇粮”，学校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挺高，几乎不用父母再给钱了。假期回家，我能到粮所买大米带回家，我父母高兴的劲儿别提了。
当时，我考上民族师范学校，也就成为大家族里的希望之光。家族里的兄弟姐妹们，纷纷以我为榜样，发奋读书。
那时候，在邻近一个县的乡下一个村庄上门的宝光叔，回到老家，曾对我父母说:你们的二儿子安升，算是脑子聪明的，不应该去读师范，当个小学老师没出息。
我父母听了宝光叔的话，有些气愤却不做声。后来我父母告诉了我。我说:宝光叔说的也没错，我们家太穷了，只能先当小学老师，以后再说。
我1985年7月，从民族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在一所初级中学当老师。此后，有4位堂弟堂妹，先后也考上了师范学校。后来，他们师范毕业后，在我们老家的学校，当上了中小学老师。
我当了老师之后，虽然很用心教书，教学成绩立竿见影，颇有欣慰。可是，我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平静过。我耳畔时常响起当年宝光叔对我父母亲说的“不应该去读师范，当个小学老师没出息。”的话语，于是，我百计千方想改行。
当时，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公检法部门，之后是去政府部门当秘书。然而，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钱，每个月的那点工资只够吃喝。最终，我在地方的改行梦落空了。
1992年年初，我跳槽到一个国有企业里去工作。当时我对国企的概念是模糊的，我只想离开教师岗位而已。假如我对事业单位和企业有足够的认识，我应该不会选择跳槽去企业工作。
不曾想，我到企业之后，竟然混得风声水起，我采写的系列报告文学等体裁的作品，频繁发表在行业报和地方省市级报上，还获得多个奖项。很快，我获提拔当上企业内的科级干部，工资奖金是普通职工的2倍。
那一年冬季，我去大连学习1个月，我跟着团队把东三省主要景点玩个够。我们还到俄罗斯亚洲版块的海参崴城市去观光了几天。
那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改行到国企来，视野得拓展扩大了，值得了！(当然，后来我获提拨为企业内副处级领导，我利用学习机会把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份的著名景点，都走马观花看一遍，我还到北欧6国走了一趟。我更体会到，企业与事业单位比，自有它独特之处。此是后话了。)
我从大连回到北京。当时，宝光叔的二儿子安峰，刚考上中国政法大学不久，正在这所211大学里读书。我决定去这所神圣的大学，看望我的这位从未见面的堂弟，给他几百块零花钱。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这安峰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宝光叔曾在大家族里渲染很多，他自豪叫喊道:我的安峰考上这样的大学，才真正是光宗耀祖！
家族里的人说起这个事，都觉得宝光叔狂妄了。我说:宝光叔有狂妄的资本，我们都应该学宝光叔，激励自己的子女上好的高中，考上名牌大学。
如今，我到北京，去看望宝光叔的儿子，是应该的。我便与老家人联系，取得了宝光叔家里的电话号。我便拨打了他家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了，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估计是婶婶，却不敢肯定，我说:“你好，这宝光叔家的电话吧，我叫安升，现在在北京，我想去中国政法大学看望一下安峰老弟，你能告诉我他的联系电话吗？”
对方立刻传来声音:“你是安升？你不是在乡下当老师吗？你有什么本事去到北京？吹牛也要看人，瞎扯大炮，笑话而已！”
我听着，骤然间血压猛升，险些骂人了。然而，我依然压住怒火，解释说:“我真的在北京，我出于好心想去看望安峰……”
然而，对方却已挂掉了电话。从那时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找宝光叔家的人。后来，我在企业里获提拨为企业内的副处级高管，年薪35万元。
我偶尔回老家，请父老乡亲喝酒。乡亲们问我:听说你当上了副总，成了副处级领导，年薪30多万，你太厉害了！
我说:企业里不说级别，我的收入比以前多些，够吃吧。
他们说:你回老家这样说话，我们听了开心，而宝光回老家喝酒后却胡乱教训人，他说他儿子是大法官，想谁死谁就活不了，他还和他哥哥的儿子狠狠吵了一架！
我听了老家人这么的话语，心里一番难过。我只好开导大家说:宝光叔酒后失言，大家听怪他。
这些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和宝光叔联系。万万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自己家旁边，遇上宝光叔和婶婶……
我很快就回到家，我跟妻子说在路上遇到宝光叔的事情。妻子听我陈述低调的话语，有些气愤了。
妻子说:“这宝光叔，太高调了，自己也不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怎么开口闭口这么的高调呢。在这种人面前，你就不应该谦虚，你就应该老实的告诉他，你仅仅中等师范毕业，都混上副处级领导，曾经年薪35万，现在不上班一个月都拿8000，我们这儿有两套学区房子，家用车30万，我们在南宁有房有商铺……他儿子那么的名牌大学毕业，才混副处级干部，有什么值得炫耀？老公呀，是你自己在别人面前那么低三下四，才怂恿别人看不起我们……”
我说:“老婆，我们得承认宝光叔，他仅仅是个农民，却有眼光，培养出一个211大学毕业的儿子，这儿子在深圳当处级干部，今后的前途不可限量，这是我们大家族的光荣。”
妻子说:“老公呀，这只是你一厢情愿，你太忠厚太善良了，别人却不是这样，宝光叔是长辈，是亲戚，看不得别人比他好，也恨别人穷！”
……
妻子对我“猛批”一顿。我听着妻子的每一句话，觉得似乎也有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