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和“外交”——苏尼特右旗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生平（19）
汪炳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于所占领的地区陆续建立了一些地方伪政权。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之后，日本扶持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作为继承中国“法统”的中央政府，并将各地方伪政权并入这个傀儡政权。
这就有了同在日本操纵下的汪伪政权与德王伪蒙疆政权协调、确定相互关系的问题。
1941年春，按照日本内阁首相制定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伪蒙疆代表李守信同汪伪代表在青岛签订了双边协定，“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承认汪伪政权为“新中央政府”，汪伪政权承认伪蒙疆“高度自治”。
对于这个双边协定，德王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承认汪伪是“中央”，即承认蒙疆是其统治下的地方政权，有悖于他所谋求的蒙古独立建国主张，尤其是汪伪承认了伪满洲国的“独立”，却不承认蒙古的独立，日本人让后投靠的汪精卫高居于先“合作”的他之上，这些都为德王不满。
不过，由于德王这时已在同重庆方面秘密联络，打算出走，对这个汪伪，蒙疆协定未予公开反对。而且，当汪精卫于协定签定后来张家口视察访问时，他也不情愿地在日本顾问“陪同”下出面款待了汪精卫。
1941年2月间，德王为参加祝贺日本天皇纪元2600年纪念活动，第二次访问日本，陪同的有金井章二、李守信等人。
在日期间，德王拜访会见了天皇和外相、陆相(陆军大臣，当时是东条英机)等军政大员，报告三伪政权合并后的蒙疆政情，提出今后的援助问题。
同时，德王仍不忘逐步实现蒙古独立建国的计划，偕当时仍在日本的吴鹤龄向日本提出要在蒙疆政权之下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专管各盟旗蒙人的“蒙古联盟政务委员会”，便于他直接掌握控制；一个是专管察南、晋北的“蒙疆自治委员会”，以放任日本控制，自己不再过问。
按照原定计划，德王本应在访日后即行访“满”，因中途在北平患病未去成。
1942年4月，德王偕李守信等第三次访问伪满洲国，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
后来，伪满又派兴安局官员博彦满都等来张家口作了回访。
1941年春，吴鹤龄从日本回来。经德王的活动，让吴当上了政务院院长。
随后，吴鹤龄又开始协助德王谋求“独立建国”。吴鹤龄主张第一步先成立“蒙古自治邦，并开始向张家口日本方面提出要求。适逢希特勒侵苏战争爆发，日本军方即允许对内改称“自治邦”，但对外名称不变。
德王仍想坚持成立蒙古“自治国”，吴鹤龄劝解说，好容易得到日方同意建“邦”，再提出坚持建“国”，恐怕一延搁，“邦”也建不成了。吴鹤龄还说，“邦”和“国”汉文词义虽不同，译成蒙文则都叫“敖洛斯”，对蒙人也能说得下去了。
就这样，“蒙古自治邦”于是年8月4日宣布成立。但只是挂上了牌子，既未举行典礼、仪式，也未对外展开宣传。
在筹划建“国”时，德王曾想以“成德”为年号，取成吉思汗之“成”，德王的“德”，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之德的意思。“国”未建成，年号也就作罢了。
1942年6月，日本为实行蒙汉分治，更便于操纵驱使，对伪蒙疆政府作了类似德王二次访日所提方案的机构改革，分别设立了专管盟旗蒙人事务的“兴蒙委员会”和专管县市汉人事务的内政部，以及专管回族事务的回教委员会。
为了给“独立建国，作准备，德王曾想通过“兴蒙委员会”议决，在蒙汉杂居区人为制造纯蒙区和纯汉区，即将平绥铁路以南的蒙古人移至铁道以北，将路北的汉人迁往路南。
又想把土默特旗青年分批迁至纯蒙地带，学习蒙文蒙语，“免受汉族同化”。因为有的蒙古族官员不尽赞同，怕惹起大的麻烦，而未能搞成。
后来，日本顾问主持在察哈尔盟实行旗县划界(过去基本上是旗县交错，分管同一地域的蒙、汉居民，谓之“属人主义”)得到德王的极力赞成、支持。
德王劝解一些不肯因此而缩小地盘的蒙旗长官，说什么现在宁肯失掉一些地方，可以从此割断汉民的移入，保持蒙旗地带的纯洁性。
在蒙旗施政方面，德王支持吴鹤龄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做过下列几件事：仍由吴鹤龄兼任生计会会长，把原有生计会加以整顿，增设豪利希亚(合作社)部。
在各旗一律组织“豪利希亚”，经营收购牲畜皮毛和运销日用百货业务，规定蒙民每人入股至少10元至多3000元。吴鹤龄及其亲信经营“豪利希亚”，从中赚了不少钱。
因为德王很支持吴鹤龄，日本方面曾怀疑两人是否有“经济关系”，并向陶克陶询问此事，陶克陶答以两人是政治关系，“还不至于有经济关系”，此事才作罢。
德王还支持吴鹤龄设立了蒙古留日预备学校，由吴鹤龄兼任校长，招收蒙古青年着重学习日语日文，补习一个时期后送往日本留学。这个学校是私办官助性质，资金大部分由伪蒙疆政府补助，少部分来自个人捐献。
德王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留下来的50000元“蒙人教育复兴费”和日军部拨给他供个人支配的50000元整数拨交吴鹤龄，作为该校基金。德王支持吴鹤龄开办这个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忠于自已的人材，取得蒙古知识青年的拥护，并藉此作为促进“蒙日亲善”的具体表现，博得日本方面的好感。
吴鹤龄制定并试行的“蒙旗十年建设计划”，也得到了德王的尽力支持。“计划”预定分期分批在蒙旗遍设“蒙古新村”，以旗公署所在地为中心新村，形成每个旗的政治(旗公署)、经济(豪利希亚)、文化(中心小学)及军事(保安队)中心。
1943年，曾组织三个“蒙旗建设队”，分别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察盟镶黄旗、乌盟四子王旗开始实施建设计划。所有建设经费均由兴蒙委员会拨给，不让各蒙旗负担。
德王和吴鹤龄等人认为，蒙旗是他们的政治资本和根据地，在蒙旗建设一些据点，即使日本人战败了，也可以作为今后东山再起、继续统治蒙旗地区的资本和条件。
此外，德王还尽力维持蒙古原有封建世袭统治制度。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以后，即将东蒙原有世袭札萨克制改为任命旗长制，在伪蒙疆，却极力维护原有封建制。
金井章二曾在某次蒙古会议上正式宣布，要“遵重现行札萨克旗制的存续”。
因此，当东乌珠穆沁旗札萨克因横征暴敛，引起旗民反对被革职之后，德王仍让其年龄很小的儿子继任札萨克。
乌盟乌拉特中旗札萨克林沁僧格当上盟长以后，呈请由他尚在幼年的儿子继任札萨克，也得到了德王的批准。
作为伪蒙疆政权的首脑，德王积极维护、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在伪蒙疆政权成立之初，即宣布“防共”、“剿共”为基本政治纲领。
德王在公开讲话中，经常强调要“防共”，遇有伪蒙军“出征”，也经常指示带兵官努力完成“剿共”任务。伪政权的军队、警察，积极配合、协助日军进犯八路军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协助日本警特机关残酷镇压抗日组织和活动。
伪政权内部，一方面网罗了一大批蒙古封建上层和汉族旧官僚政客、军阀、土匪；另一方面伪蒙疆政府各机关及各盟(省)旗(县)的实权，均掌握在“日系”次长、参与官、顾问手中。
在经济方面，伪政权所辖银行、矿场、公司(株式会社)，绝大多数由日本人出任正职长官，直接控制。不但金融、电业、交通、煤矿、铁矿、畜牧等重要资源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就是食品、石油、烟草、面粉、水泥、砖瓦、木材、火柴等也都由日本人掌握。
伪蒙疆政府奉日本旨意公布鸦片管理令之后，设立各种机构公开收购、贩运鸦片，致使烟田、烟馆遍及城乡各地。各地官署公开设立官营赌场，极力搜刮钱财和毒化人民。
在文化方面，实行奴化和同化教育，中小学普遍设立日文课，有些中等学校日文授课时间均超过汉文、蒙文，还成立“蒙疆兴亚协进会”，“蒙古兴亚协力会”等团体，极力鼓吹、灌输崇日、亲日思想。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德王以“蒙疆政府”主席身分先后两次发布“兴亚教书”，宣布要“发挥总力”，“各尽其责”，“确定治安，增强生产”，“更应全力以赴，赞助盟邦(日本)，协力战争”，“确立东亚共荣圈”。
为强化殖民统治秩序，全力支撑太平洋战争需要，伪蒙疆政府进一步在各地组建警察队、靖乡队，实行保甲连坐法；强制推行粮谷“出荷”(强行征购)“勤劳奉仕”(强迫义务劳动)，开展献机、献铜、献铁运动，滥肆搜刮、征敛。
在这种残酷统治和压榨、掠夺之下，人民群众极为屈辱怨愤，穷困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