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未真正仰视过西方，也绝不应平视之，而应俯视以教化之

最近我看到有些学者在说啊，中国应该平视西方。那么这个说法，看似很客观，其实是很成问题的。

那么有两点。一点，就是他这个说法的前提，就是认为中国之前是仰视过西方。我们现在要平视，这个前提是错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仰视过西方。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什么呢，那么西方值不值得我们平视？其实西方是配不上我们的平视的。

先说第一个。中国是没有真正仰视过西方。也有人仰视，但只是一部分人。只是在特殊的阶段。在近代以来，只是在特殊的阶段，只是有特殊的人，小部分人在仰视西方。那并不是说

我们整体的中国在仰视西方。

那么决定中国的人民大众，并没有仰视过西方。然后就是我们的上层的，被人民所认可的领导层，也没有仰视过西方。

近代以来，咱们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

你会发现啊，有两个阶段是比较西化的。在这两个阶段，确实出现了一波人哎，他是仰视西方的。就是民国和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在晚清和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这两个时期，不仅说不仰视西方，而且是俯视它啊，是鄙视它的。

晚清对西方是怎么认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清是把西方看成蛮夷的，认为其文化是落后的、蛮夷的。

晚清依然是采用我们传统的文明评判标准去看西方啊，就是“华夷之辨”。

那华夷之辨，它并不是一种基于外在的，比如说种族啊、肤色啊，去搞一些个歧视，不是。

华夷之辨中，华夏和蛮夷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就是讲理不讲理啊。

咱们中国文化，她的核心就是在于讲理，也叫义理。我们是以义理为核心、为本位，以讲理为本位，就是凡事都要讲理。我不管你贫也好、富也好，你有什么权势也好，但是你得讲理。这是自古至今中国老百姓的基本认知，核心价值。

这种义理文化，她是基于实践的，尤其是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

中国文化也可以叫儒家文化，那儒家也是以义理为核心的。它是从学术层面上，来总结我们的这种义理文化。

那儒家出现是比较晚的，对吧，在孔子的时候，在春秋的时期啊。但是中国文化出现的早了，从伏羲时代开始，经“三皇五帝”到“三代”，然后再到春秋。

那么在孔子之前，我们也是义理文化，只是说其存在方式实践的，其是基层的人民的实践。

存在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通过这种实践去一代一代的去传承。

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一点，就是你讲理不讲理。你这个文化有没有义理的概念，然后懂不懂讲理。你有义理、讲理，你就是华夏；你如果没有义理，你不讲理，就是蛮夷。

而且它是动态的。就是你原来不讲理，你通过学习啊，明白义理了，然后学会讲理了，那你就变成华夏。即便你生在这个中国、生在华夏，但是你失去了义理，变得蛮不讲理，那你就是蛮夷了。

决定这个动态变化过程的，是学习。我们重学习，通过学习能够提升你的义理水平，提升你的这个这讲理的水平。

所以我们中国啊，也是以学习为本位，是以心性为本位，以德性为本位。提高我们的

品德修养是通过学习的。所以《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那么晚清，他是以华夷之辨，以这个有没有义理，懂不懂讲理来去评判西方。你只是技术领先，但是文化上是蛮夷的，因为你不讲理啊。你凭借你的这个领先的技术，坚船利炮，然后去满世界的去侵略、去掠夺。

所以我们晚清只认可西方的技术，并不认可西方的文化。在文化上，其实对西方是俯视的、鄙视的。

只是到了民国才一变，就认为，西方之所以技术领先，就是因为他的文化领先。变成一种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文化。因为中国技术落后，就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要否定中国文化，然后是全盘西化。

不过，这只是一些上层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我们说新文化运动，对吧，它只是一些学者这么想。而且这些学者，他们的思想其实是受到外国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日本的影响。

我们看这些所谓的思想领袖，他们都是留学生啊，留学到日本，包括留学到美国。他只是一些上层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对西方的仰视。但是他们不能够代表中国，也不能决定中国。

我刚才讲了，咱们的文化是讲理的文化，是人民在坚守这一点，反而是老百姓在坚守这一点。

也有种说法说，我们失去文化自信了，我们要重新找回文化自信。其实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失去文化自信。那么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的老百姓都是主张要讲理的，都是坚信和坚守我们所固有的义理文化的。

失去文化自信的只是一些上层人。就是口口声声要开启民智，认为人民是愚昧的，要对人民搞说明启蒙的那些人。反而恰恰是这些学者，恰恰们失去了文化自信，老百姓本身没有失去文化自信。

我们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这套思想、你这套理论啊、你这套模式啊，你必须接受民心的评判和检验。

在中国来讲啊，得民心者得得天下，不仅仅说指的是一种朝廷啊，也是指任何的这种公共的东西。包括你的思想，你提出的模式、理论，必须接受民心的检验。

就是说你讲不讲理，你不要弄的花里胡哨，说自己是高精尖啊，你就可以不讲理了。不可以，你必须讲理。

所以呢，在这个民国时期啊，它也是少部分人失去了文化自信，少部分人对西方仰视，那么老百姓没有。

像这个新文化运动也好，包括这些国民党这一派，他走的就是这种仰视西方的路线，那么他们失败了。

而我们共产党，尽管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要联系中国实际、中国化，然后密切联系群众

，就是以人民为本位，以中国的实际为本位，那他其实也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啊，所以最终共产党取得了成功嘛。

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没有失去文化自信，我们也没有仰视西方。

解放后改革开放之前这阶段，我们对西方怎么认知的，对美国怎么认知的？叫美帝国主义啊。

晚清称美国、西方是蛮夷，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我们称它是帝国主义、美帝，对吧。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不讲理嘛。

对吧，哼，你不讲理，我就要鄙视你嘛。尽管说你很强大，但是我依然很鄙视你，你就是纸老虎。为什么说是纸老虎，就是你不讲理。

包括我们在朝鲜战争。为什么我们在在武器落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出兵朝鲜，而且打败了美国。我们的伟大领袖就总结说，中国是“气多钢少”。这个气也是基于理的，说理直才气壮嘛。

理直气壮就是我们讲理，然后这种理、义理又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而美国不讲理的也使他们没有气和力量。所以呢，你武器再前进，但是我们靠我们的这种义理的力量，

可以战胜你。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这个阶段，我们依然是对西方是俯视的、是鄙视的。

然后进入了改革开放之后，因为要增强我们的力量嘛，就向西方开放学习，尤其是美国，我学习你的技术啊。其实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说形式在变。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吧，我们要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干嘛，我们要改革开放，但是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研究四项基本原则，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为本位，在这个前提之下去改革开放，向美国学习，去发展经济。它其实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那么同样，我们的老百姓也是坚持要讲理的嘛。

但是这个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批人，那么他们像民国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样，也是崇尚西方，认为西方领先，然后崇洋媚外。

甚至包括很多人啊，留学就留在美国了，也有很多人要移民美国，但是他们在整个中国来讲

还是少部分。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人称之“公知”。就是这个崇洋媚外的啊，仰视西方的，他们是公知。

我们的老百姓，以及受到老百姓支持的这些领袖啊，我们的上层这些领导，他们并没有仰视西方。

那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中国从来没有真正仰视过西方。

实际西方呢，他也不值得我们去仰视啊。无论是在我们晚清所做的，把西方称为蛮夷

还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其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国也好，现代西方文明也好，其文化上的缺陷就是不讲理、缺失义理。

他们不讲理，不是说他们不想讲理，而是他们文化中压根就没有义理这个因素，就没有讲理这个因素。我们从现在西方文明的要素，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现代西方文明它有两大核心要素啊。这一点呢，当年陈独秀也是抓的很准，叫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就是一种制度啊。然后这个赛先生就是科学，就是知识体系。

现代西方文明有两大核心，一套是制度体系，一套是知识体系。民主是民主制度，包括人权呀，什么选举制度啊。然后科学的话，就是以科学真理为核心的这套知识体系。

那么对于这两者，西方是要服从的。譬如说他讲你要服从这个制度。当然他就说了啊，这个制度可以保障自由人权，保障独立啊什么东西的，但是他的前提是你要服从这个制度啊。

那么科学也是一样的，科学是知识，是研究真理的啊。人要服从于这个真理。

你会发现它讲的是，人要对制度和知识体系的服从，它这里面是没有讲理的成分的。

所谓的讲理，什么叫讲理？就是说要相互尊重吧。这个理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一个权威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理的的裁判，而且是最高裁判。

我们说评理，讲理，就是凭良心。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良心啊，良知啊，因此每个人都是理的评判者，理的裁判。

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是懂得讲理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理的裁判，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独立的评判认知能力。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心性主体。

所以我们以德为核心，这个德就是心性能力嘛。那它就是一种讲理的能力啊。

所以这个讲理它必然包含着仁。仁怎么写啊？单人加个二，二人嘛，这个仁就是相互尊重嘛，二人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一定是相互尊重的，将心比心、相互尊重，然后沟通，达成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上进行合作。这个叫仁，它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孔子孟子就叫“仁政”嘛。

所以就是说，讲理就必然就包含着对人的尊重，包括在国家之间，就是对外部的文明的这种尊重。

美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它是以制度、以知识为本位的，它是不讲理的。你人必须服从于这个制度。所以你看美国它对外部就说，我们是民主的、科学的，你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

就是不讲理，它里边不包含对人的尊重。这样制度必然会产生走形，就是所谓的双标嘛。

这个双标，不仅是说美国对外国之间是双标的，在美国内部也是双标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双标的。

双标就是说，这个制度它表面是这么写，但他们会利用它为自己的的私利服务。

你比如美国是法制，但是美国的法制它很重视律师。律师干嘛的，你请律师是让他来教育你去守法的吗？不是，他是帮你打官司。帮你钻这个法律的空子、漏洞，给你打赢这个官司。

所以律师他一定是钻法律的漏洞，去操纵法律的，然后让他的客户得到一个更好的审判结果。

所以现在美国不是什么法制，而是“律师制”，或者说“操纵法制”。每一个人都想

让审判有利于自己啊，都想去操纵法律，所以这个法律就被架空了嘛。民主制度、人权制度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双标，每个人都在双标，每个人都希望用这套制度，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就会架空这套制度。会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资本专制啊。谁有钱谁就能操控制这套制度，谁有钱谁就能可以请好的律师，甚至说贿赂这个法官，然后哎让自己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是美国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民主制度也是一样的。民主选举，谁有钱哎，就可以操纵舆论，后操纵媒体，然后就可以选的上啊。

所以他们是不讲理的，因为这种不讲理，而最终陷入一种专制的状态。用我们的义理文化的评价标准，你是蛮夷，你是落后的。

我们从历史来看啊，咱们中国从来没有真正仰视过西方，那尤其是在晚清和建国至改开这两个时期。

尽管民国和改开之后，出现了对西方的仰视，但也仅仅是少部分人，作为中国基石的基层人民并没有，依然坚守着我们所固有的义理文化，并以此为前提，来引入和改造自西方所传入中国的东西。

所以说你说啊，中国应该平视西方，这个前提就是不对的，中国从来没有仰视过西方，现在也不存在“要平视西方”。

关键的问题是，西方从文化上讲，他配不上我们的平视，因为你文化上是不讲理的，你就是一种蛮夷文化，我为什么要平视你，你没有让我平视的资格。

所以，我们在文化上，对西方应依然坚持晚清和新中国时期的光荣传统，应该鄙视和俯视。你就是蛮夷，你就是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叫他霸权主义。对于一个霸权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平视你啊。

当然我们从人格上来讲，就是他们都是人啊，我们应该平视西方，我们应该尊重他。

古代的中国也一直这么做。对周边的蛮夷文化，我们依然是要尊重的。不是说，你的文化落后，你蛮夷，然后我们就用用强制的手段，让他们接受我们文化。没有，中国不会这么做。

我们怎么做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我们要感化他，让他自动的到我们这里来。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理以德服人，让其“心服”，譬如诸葛亮通过七擒孟获，而让其心服。

《礼记》中说“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教别人什么，如果他主动地有诚心地来学，我也会诚心地教。

所以我们中国，在古代，哪怕我们认为这个周边有蛮夷，我们也不会对他进行一个强制，我只会用感化的方式，让他们来主动的来接受我们的文化啊。

这也是我们现在外交上所做的。比如我们说啊，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内政啊，我们不输出模式啊。我们不像美国那样，要输出他的民主模式，认为自己的制度先进，然后强迫别人一定接受他的制度。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我们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权，我们还鼓励他们这样做。鼓励他们说，你要独立，你的内政都要独立，你要选择合适你自己的模式、道路，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尊重他们的心性嘛。我们总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思考能力、评理能力，我们对国家也是这样认为，因此我们反而鼓励他去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

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他们，你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按照我的道路去走。

所以这也是西文化的一个缺陷。美国的话，它就是武断和随意的干涉别人的内政，然后以所谓的民主的为借口，以人权为借口，那实际上他也是为了私利，这就是所谓的双标。

即使不是为了私利，即使他真正的认为他正确，并且就是站在关心别国利益的立场，如果强制别人去这么做也是错误的，这本身也是一种蛮夷的表现，是不懂不尊重人的表现，也是不“仁”和不讲理的表现。

所以我们尊重西方，只是说在人格上来尊重它，因为他们毕竟也都是人，但是在文化本身上，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去尊重它、平视它，因为它确实是落后的蛮夷的。应该俯视地教化、感化他们，让其实现去蛮夷化和义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