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茶作为一种大宗经济作物，一直是古代中国国家税收的重要财政来源，官府通过制定严格的茶法来控制茶叶生产、运输、交易。
所谓的茶法，是指封建统治为国家财政收人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茶叶生产、制作、运输、销售的法令办法等。
对于茶叶运输和交易的茶法，它们包括历代以来的税茶、榷茶、茶引、引岸、商茶、官茶、茶马贸易等茶业政策。
椎茶即对茶叶实行征税、管制、专卖的措施，由政府管理和控制的茶业，茶引就是政府发给茶叶批发商的用来买卖运输茶叶的专卖凭证，商人纳税交钱的官方运销执照。
官方指定给请引商人的买茶卖茶专门区域就是引岸，商茶是茶商依照国家茶法榷茶征税、据岸买卖的茶，官茶指国家掌握的用于贮边易马的茶。
中国古代关于茶的历史
中国种茶制茶贩茶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秦汉及以前，到了唐代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提高、饮茶习俗的形成，已有专门种植茶叶的茶园，政府开始对茶叶种植、流通、售卖进行税收，建立了椎茶专卖制度。
总之形成了国家对茶叶的控制制度，使茶叶种植运输销售税收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
宋代茶法在不断调整和变动中进一步完善和严密，特别是流通环节的茶法更为细致，茶法根据时代背景和产茶区域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管理及贸易方式。
产茶地有东南、川峡、广南等区分，销售对象有境内和境外之分，流通环节的交引法、贴射法都主要针对东南地区，茶交引和贴射券是发给茶商领取茶叶的文券凭证，他们就是茶引的前身。
茶引最早出现在宋徽宗时期，崇宁四年朝廷废除东南地区的茶叶官买官卖，实行茶引法，即官商销。
令商人到产茶州县或京师椎货务买引，凭引直接向茶园户买茶，到产茶州县合同场秤发、验视、封印，按规定的数量、时间、地点运销。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又将茶引法推广于四川地区。
茶引制是宋代椎茶制度频繁变动以适应社会环境和调整官民之间茶利分配的结果，茶引的出现革除了官府直接经营茶叶买卖的种种弊端，给予茶商和茶农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易权。
调动了茶叶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内在积极性，有利于茶叶的生产、流通和增加国家茶课收人，它体现了封建国家对已经形成重要经济作物的茶叶实行的管理制度进人引票制时代，在以后的元、明、清三代这一制度被沿袭使用。
明清以来不外乎由户部负责引量和印引、放引，商人赴部领销或由产茶州县负责招商发引，征收课税，商人凭引到当地茶场、园户买茶。
在指定时间内、以规定数量卖茶，沿途设批验所或关卡验引之真伪、时间、数量，过关引票截角，卖茶后引票缴回所属地方或州县，地方和州县封送户部，引票一年一清。
清代以来头一年领引，第二年完税，根据引票的使用情况，酌定制下一年度引票额度和调整地方差异，凡违反引法规定条款，买卖、伪造、涂改、过期使用茶引，增添夹带。
引不随茶，茶园户不按引售卖，皆以论罪处刑，官府按行茶远近对茶叶销售定有时限，超时批验缴票，也要论罪处刑。
一般以一百斤为一引，也有四百斤等列外，散茶即小额销售配给短引、茶由、护帖等。
茶发展到明代
到明代对于四川地区的商茶，政府还将其分为边引和腹引两种，边引是针对四川藏区、西藏、青海等地用于茶马互市交易的茶叶，腹引用于四川内地销售的茶叶。
它们是两类不同品质性味的茶，其采摘制作都有区分，计税方式、税率也不一样，在明嘉靖以后川茶又有引岸制度，规定各销售地区的商引数额。
持引商人从采购到销售的口岸和路线均有明确规定，不准越岸经商和中途贩卖，当时官方得以严密控制茶商的活动。
这就形成了四川地区与其他产茶地区不同的茶叶政策，明代隆庆三年政府实行抑制腹地茶叶消费的政策，大量减发腹引，腹茶供应受到严格限制.形成边多腹少的格局。
清初盐茶道推行部颁茶引制，各地州县设立专业茶商，茶商所领引票类型、引量和引岸都有明确规定，四川盆地的亚热带温润气候适宜茶树这种深根常绿灌木，自古以来就有即山树茶的历史记载。
茶发展到清代
在清代中期茶叶种植逐渐推广，产茶州县渐增，腹引的销售州县也增加，边腹引量也增加。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国内太平天国等爆发，茶叶销售格局和课税方式都有所变化，茶引所含税收名目和税额多有所增加。
在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茶叶销售市场受制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四川以外的茶叶(东南、两湖、印度等地茶叶)也挤压四川市场，使清末民初边腹引茶的销售市场举步维艰，腹引“引滞课悬”，引票和课税常有积欠。
清代行茶引，“亦有兼行票法者，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开办堰工茶票后，名目甚繁，然第行于产多或畅销之区”。
以后，官府逐渐放松对茶业的垄断管理，为推销增产的茶叶和增加税收，变通茶法，一些地区改用税单护票征收茶利。
茶引渐被茶票所代，另外还有照票、飞票等形式出现，向茶商发行茶票，以票代引，商贩凡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
茶发展到民国
民国元年，东南等产茶区域废除茶叶引岸制度，四川也破除腹茶引岸制，不再给茶票商划定销售区域，并豁免茶税。
但破岸免税，茶“反不如前畅销”，因此在民国四年四川又恢复腹茶引岸，规定年销茶票一万五千张，由产茶县会同征收局招商缴押，认岸领票配销。
民国八年四川第二次破除腹茶引岸制，从新就市场征收茶税，但茶税“反绌”，民国十四年再次恢复腹茶引岸。
民国时期四川茶叶引岸制度的反复变更，体现了在新建政治体制和近现代经济格局下四川腹茶营销方式的挣扎和边腹茶体制的衰落。
1938 年民国政府引人征收营业税的税收方式，腹茶茶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多样化多元化，茶这种单一商品再也不能承担起国家税收的重任。
官府对其的控制管理也逐渐淡化，它们和普通商品一样经营纳税，茶票代表的旧式商业管理和销售模式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腹地茶票为长方形，长 29 厘米，宽 18 厘米，玉扣纸印刷，四边黑色花纹框，中间印黑色文字。
从印章形制和字迹来看内容相同的印戳都为同一印章所盖，但它是民国十三年茶票，并由屏山县发出的，这张民国十三年四月甘七日的茶票，相应的为甲子运。
从票面印章分析，第一张茶票应为马边县征收局发的废除了引岸制的缴税票据，时间是 1923 年，另一张是由屏山县征收局发的缴税票，时间是1924年，皆是民国第二次破岸后的茶叶运销票，才有“任其运赴腹境及外省各地销售，不加限制”条款。
民国新政，仅四川一地还在行引票制，只是将茶引改名茶票，茶政由四川财政厅管理，茶票分发如票所述“于各具应领票花，复伤由财政厅于新茶等市时，先期配发，寄各县征收机关，转给某案面承领。
此时属腹茶第二次破岸，除票面茶税外，其余税目税额就场征收，据民国乐山县志记载: 贩茶之商由征收局缴银取票，然后运茶出售。
两张茶票上分别有两个征收局印，从马边出发的有马边和键为征收局印，从屏山出发的有屏山和键为征收局印。
或是马边屏山征收局印为认证印，茶税由路经的键为县征收局收，或有双重征收之嫌吧。茶税“由产地征收局按数征收，批解财政厅核收”。
据载民国十二、十三年四川腹茶税收都为一万八千多，比民国初年减数不少，民国十四年以后.茶税收入被驻军截留，连官方都无从统计。
民国实行的银本位制,以银价为折算单位收取各种赋税,所以茶票上税收以银计价征收，茶票上印明茶税税额“每票征收银壹元伍角”。
民国四年第一次恢复腹茶引岸制时,民国政府规定“每票一张,征银一两,年定税额一万五千两”。
1935 年后，“仍维持招商认岸办法”时，“改征现行银币一元六角”,说是“依旧率折合新衡征收”,体现了当时大陆银两、银元共存并且银元有代替银两的现状。民国初年机制银元一元币每枚标准重量是 26.697 克“5)。
一元五角折算下来已超过一两库平银几克了,就是说税收在折算中无形的上涨了，茶票属于有价票据，按规矩应缴印花税,票面文字明确说明“发给印花实贴包面”。
民国元年(1912 年)北京民国政府公布施行《印花税法 》3 条,征税对象为契约、账簿、发货票、提货单等 15 种凭证和有价证券。
第二年印就印花税票,开始征收印花税,印花税率大至是千分之一二，四川地区民国三年开始执行,凡物货在百元以上的，都按其价折算比例粘贴。
结语
不难看出大陆从古代到近代，茶票经历了多次的改良，也体现出了茶在大陆古代的一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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