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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挺进蓉城，顺利解放大西南的中心城市之一，成都。
但当时的西南地区非常复杂，土匪、特务极多。
为应对这种情况，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率领数名同志日夜紧张工作，宣传党的政策，直到上级下令，将他调任至外交处工作。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由十余名武装解放军战士护卫的朱向离竟然在距离成都市中心仅16公里处的龙潭寺被土匪埋伏。
八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其余战士和朱向离被百般凌辱后残忍杀害。
以龙潭寺暴乱为标志，西南匪患正式爆发。
就连戎马一生，见惯了血染疆场的刘伯承元帅闻知此事后都勃然大怒，拍了桌子要
“王疯子立刻到剿匪指挥部去”。
可见当时局面之复杂，土匪之猖獗。
这些土匪为何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如此肆意妄为？
刘伯承元帅又为何专点“王疯子”剿匪？解放军又是怎样平定百万之众的西南土匪的？
今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硝烟滚滚的时代。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1949年11月1日，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解放军以二野为主力，一野、四野一部配合，正式揭开了解放西南四省的序幕。
同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标志着解放军解放了整个大西南地区。
可大西南真的彻底解放了吗？
首先，重庆是抗战时国民政府的临时陪都，国民党大量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此扎根。
其次，西南地区是大陆核心地带中解放最迟的地区。
许多起义或投降的国军不但“心未服”，甚至还为国民党遗留在西南的特务土匪传递情报，泄露我军军事机密。
除以上两点之外，蒋介石政权在撤离大陆逃往台湾之际，实施洗脑宣传，大肆鼓吹什么
“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即，国军反攻大陆”。
许多基层士兵、百姓信以为真，在白崇禧等国军遗留大陆军官的指挥下，落草为寇。
种种原因导致国民党势力在此盘根错节，牵扯甚广。
如果只用一句话总结，那便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同地方土匪恶霸勾结起来，蒙骗裹挟一部分群众，四处杀人越货、抢夺物资、攻击我党我军干部，甚至一度攻击县城。
正如前文所述，朱向离身为师级干部，又随行二十余人，光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就有一个加强班之多，竟然还是在距离成都不远处被土匪伏击。
朱向离被敌人俘虏后，敌匪首巫杰对其施加了惨无人道的酷刑。
60军参谋长看到我军信号弹后紧急集合了两个连队兵力前来救援，竟然被土匪千余人围住。
考虑到土匪中有许多被裹挟的群众，解放军难以使用重火力还击，在人数远远少于敌人的情况下寸步难行。
直到一周之后，我军才在一处烂泥地中找到了朱向离烈士的遗体，他身上光枪眼就有二十四处。
朱向离烈士在龙潭寺遇害后，西南匪患开始全面爆发，其中尤以四川匪患为最。
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川西军区下辖的四十余个县中，除了六个县匪患较小，其余三十多个县均有大股匪徒活动。
几十座城镇被土匪占领，数个县城居然被土匪攻击，解放军只能勉力守城。
甚至绵阳市市区一度被土匪占领小半，成都对外的大部分公路也被土匪切断，仅有川陕主干道还在解放军手中。
道路被切断后，我党我军干部出行如同易水潇潇。
在龙潭寺暴乱后的一周之内，我党我军派到川西、川东两地的征粮队和政工队干部就被杀害一千余人，许多烈士是被土匪虐杀而死。
原二野虎将杨勇司令都被土匪有预谋的伏击，幸而土匪们弄错了车子，杨勇得以开车脱离。
甚至连贺龙元帅在往返重庆、成都一线时，都数次遭遇土匪袭击。
1950年3月上旬，匪患规模达到顶峰。
据后来西南军区粗略估计，仅川东一地土匪人数就在八万以上，千人以上活动的就有二十余部。
而整个大西南地区，除了还有零星战事的云南以外，其余三省土匪数量有百万之众，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西南匪患如此严重，可仅凭当时西南军区的力量恐怕短期内难以剿灭匪患，我军兵力不足是个问题。
当时新中国四处用兵，西南军区人数本就不多，分摊到守卫各个城镇的兵力自然就显得捉襟见肘。
而匪徒们常常呈大股流动，见我军重兵便逃，我军控制下的乡镇稍有不慎，便会有大股匪徒进攻。
除此之外，土匪熟悉地形，掌握我军情报。
许多土匪常年盘踞山岭，对地形十分了解，又有国民党提前安排的内应提供情报，以至于我军行动近似单向透明，土匪们自然来去自如。
当然，最重要的是，民匪不分使我军投鼠忌器。
许多匪徒煽动裹挟群众，当时我军许多政工干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宣传政策，让群众弄清楚谁是敌人，谁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朋友。
朱向离烈士在被敌人伏击的第一时间，也是害怕伤害到群众，命令战士们不要冒然还击。
否则，解放军掌握着大量的重火力，土匪尚没有和我军正面交手的资格。
此时此刻，西南匪患已经到了不剿不行、不除不行、不灭不行的地步了。
重庆、成都物价飞涨，就连解放军护送下的征粮队都难以幸免，干部被杀害的消息雪花般的传到西南军区最高军事长官刘伯承的手上。
干部遇害、民不聊生，刘伯承知道，当用重典了。
他亲自点将，拍了桌子问：
“‘王疯子’去哪儿了？让他去剿匪！”
就此，大西南剿匪进入了新阶段。
川东剿匪
1950年3月，西南军区向中央汇报相关情况，在中央的支持下，大西南剿匪正式开始。
而所谓的“王疯子”也早已蓄势待发。
王疯子就是王近山，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陈赓麾下虎将，彭德怀、刘伯承都曾对其军事指挥能力大加赞赏。
因为打起仗来不要命，所以被老领导或是相熟的人称之为“王疯子”。
他是从一个普通战士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军高级指挥员，也因此，战争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功勋章”。
在1950年3月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因病正在医院休养。
可刘伯承一纸命令便将他叫了回来，川东军区司令员这个岗位非他莫属。
虽然绰号是“王疯子”，可戎马倥偬几十年的王近山可是十分细心谨慎，经过仔细研究，他将目光放在了涪南巴一带。
涪陵、南川、巴县物产丰富、产粮极多，保住了涪南巴就稳住了重庆、成都的粮食，稳住了两地粮食也就稳住了四川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信心。
此处规模最大的一伙土匪由谭席珍率领。
此人自少年起落草为寇，为祸两川地区，在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之际，受宋希濂“招安”投靠了国民党军，对我党我军十分敌视。
他在川东地区有匪军三千余人，分为七股，并且在诸多土匪中战斗力最强。
当时大部分指挥员考虑一股股消灭这些土匪，可王近山想的更多，新中国四处用兵，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随时可能反攻大陆。
西南剿匪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晚。
“是否可以考虑一次性消灭土匪大部？”
这是王近山在川东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认为有一定可能，最终，王近山认为可以采取合围战术。
“铁壁合围”是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对我军使用的战术，与“囚笼战术”搭配，曾使我军遭受极大损失。
在多年与日寇相抗的过程中，我军指战员也在不断学习日军的战术、战法，例如夜战、近战等。
在此基础上，王近山大胆考虑，使用合围战术一次性围剿这些土匪。
当然，要使用合围战术还得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兵力由何而来？
解放军前期之所以不利，正是因为兵力不足，这种合围战术要的兵力还要更多。
对此，王近山与师以上干部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只保重要节点和关键交通线，其余兵力统归调配。
这样一来，川东军分区可以用来实施合围战术的兵力便大大增加。
除此之外，王近山拿出了北方根据地的经验，将部队同地方联系起来，尽快建立地方武装，也就是民兵、区小队、县大队这种非正规武装力量。
一方面可以充实整个川东地区解放军的人员数量，同时也可以让小股匪徒不敢靠近，压缩大股匪徒活动空间。
第三点，则是这种合围战术对协调能力要求极高。
可毕竟这是剿匪战斗，而不是淮海战役或是辽沈战役，不可能拥有那么高的通讯配置。
于是，王近山想尽办法，以营为单位配备一个电台或是通讯机。
以上三点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何分清民匪。
从更高一层的角度考虑，王近山把建立政权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地方政府要派人同部队一起，通过户籍对比、宣传引导等方式，揪出人民中的坏分子，将当地老百姓的思想彻底转变过来。
军事上要攻坚，政治上更要攻坚。
决心下定之后，当年三月末，王近山便率队进发，以7000余名战士组成剿匪队伍，势要一举还两川人民以安定。
部队军事进展十分顺利，同时每支队伍都带了大量的宣传标语，指定专门的宣传人员，准备劝降工作。
同时，为实现真正的铁壁合围，到核心区域之后，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不能随意进出，这也是考虑到敌人在我军安插进了特务的缘故。
到次月初，大包围圈基本形成。
土匪们向来习惯了以多欺少，恃强凌弱，见到解放军大军压根不是一合之敌。
除少量精锐土匪依靠洞穴或堡垒抵抗较为激烈之外，大部分土匪被我军逐渐向圈内压缩。
过了一周之后，我军包围圈不断缩小。
许多土匪仍未能窥见我军意图，还在不断地向中心地带逃跑，这让王近山心里沉甸甸的担子稍轻一些了。
到4月末，包围圈仅剩方圆二十余华里，匪徒们都知道自己已经被围死了，大量土匪向解放军投降，一些顽固份子被我军击毙。
同时在川东各个乡镇中，解放军开始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贴上大字报，允许土匪们自首，并承诺从宽。
同时积极发动群众，鼓励群众检举有嫌疑者。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历时40天的川东剿匪胜利结束，歼灭匪徒一万余人，俘虏六千多人。
杀害朱向离烈士的巫杰被我军捕获后公审，并用其杀害烈士的同一把手枪枪毙。而号称川东最大的匪王谭席珍也在某次战斗中被我军消灭。
至此，川东匪患基本平定。
参考资料
1、王近山．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2-09-25]
2、袁冬梅.建国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工作的历史实践与意义．《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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