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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展望2024年经济形势,开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作者:NewEconomist
王一鸣:展望2024年经济形势,开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作者: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王一鸣最新演讲:展望2024年经济形势

大家上午好,我主要从政策面的角度,对2024年宏观经济形势做一些展望。我大概围绕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看,我觉得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但仍面临困难挑战,第二个是怎么办?我觉得要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来巩固回升向好的态势。

首先我想讲一下怎么看,那么我个人理解就是中国经济已呈现趋势性的恢复态势,去年政策就在发力,我们政策上很好,消费回暖,预期也有一定的改善,多重作用下经济是有一个回升的,前三季度是5.2%,我想全年大体是5.2%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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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虑到前年的基数的因素,我两年的平均增速也就4.15,这个依然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有一个产出的缺口,表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是不足,那么往后看更长的时间跨度,我觉得经济经增速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基本要收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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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以从国际经验来做一些判断,像日本和韩国从高速转向中速,它的降幅大体也就40%,它会稳定一点。我们2010年是10.6%的增长,到疫情前2019是6%,已经降了40%,疫情这三年是4.5%的年均增长率,这是个特殊情境下的增长。那么我觉得到现在如果能5-5.5%左右,大体也就是稳定一个阶段。我觉得现在也在向潜在的增长水平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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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增速放缓,从高速转向中速,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上半场它的基本特征是增速的持续回落,同时也伴随着结构的变化,伴随着投资收益的边际递减。到下半场增速逐步稳定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后在稳定中防范和化解过去积累的风险。当然质量和效益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与日韩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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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重点说说一下经济恢复仍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举了很多方面,比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不畅。但其中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那么从最近的价格变化可以看得出来,CPI连续两个月负增长,PPI的降幅略有扩大,表明需求仍然在走弱,那么这种内生性的需求不足与市场预期偏弱,还会相互强化,是造成产能过剩、风险隐患暴露以及其他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因素。我们要追溯一下,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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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既有周期性的,比如疫情的冲击滞后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放缓,比如今年我们按美元计价的出口还是负的,尽管前10个月按人民币计价是持平的,美元计价还是负的,这些我觉得是周期性因素有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结构性因素,即有效需求不足。

结构性因素里面,从新旧动能转换看,现在仍然存在需求缺口。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制造业我觉得也在陆续到了一个平台期,基建投资的空间也在相对的收窄,所以对经济运行造成一个巨大的需求的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新动能也在迅速地成长,比如新能源汽车、绿色产业,还有部分高技术产业发展非常迅猛,但短期内还难以对冲和填补这个传统动能收缩带来的这种需求的收缩,所以它中间会形成一个需求的缺口,我觉得有效需求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性变化,就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这个新旧动能转化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它是形成需求缺口的关键变量,房地产如果加上建筑业它在GDP的比重是14%,土地出让收益和房地产相关税收要占地方综合财力的一半,它的这种乘数效应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市场的这种调整,它还会造成信用创造的收缩,会对需求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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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背后一个层面,从发展模式上,我们过去持续多年的“土地-债务-投资”的这种循环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现在我们的新发城投债大概60%多一点是还本,20%多是长期,剩下的可以用于新增投入的也就百分之十几。

实际上一些地方它的发展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比如从以前的债务投资,债务驱动的投资正在转向这种股权投资,比如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都在搞产业投资基金,但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而过去积累的这种庞大债务,形成的还本付息的这种巨大压力和风险敞口,依然会反过来抑制这种投资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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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它也引发了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三年疫情冲击应该说对资产负债表是有结构性损伤的。市场主体会主动去修复资产负债表,主动地去杠杆,这个往往就伴随着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企业投资倾向的下降,也会带来有效需求的不足。我们并不是日本这种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但是你要看它无论是资产增速和债务的增速,它都在放缓,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势下,市场主体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支出能力和投资意愿都会下降,这个也会对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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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包括发达经济体的去风险和供应链的调整,这个反过来也会加大我们需求不足的压力。

我展望一下2024年,经济应该会进一步企稳回升,这种回升既有周期性的力量,我想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大体会软着陆,美联储的政策大概率会发生逆向的调整,它不再加息了,外贸出口的压力会趋缓,居民消费也会加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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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端进一步放松和三大工程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会逐步地筑底,投资降幅会大幅地收窄,但是正在推动的一揽子化债,对新增债务的严格限制,对明年这些化债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我觉得也会带来一定压力。

但总体来看,周期性力量里面推动向上的还是主要的。我觉得向上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力量。结构性力量,就是新动能的不断地聚集,我觉得会推动2024年甚至往后经济的持续的回升。

这种新动能主要是4个方面,一个就是科技创新新动能。它会带动和驱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从去年芯片、人工智能、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的投资增长来看,这种趋势我觉得还是很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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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产业升级新动能。我们现在不光是新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也在加快,数字化的转型,智能化的改造,当然也包括新兴产业的迅猛的发展。下一步像集成电路、5G、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我觉得这都有很大的空间。

当然现在国家也在布局未来产业,包括人型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6G、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我觉得这这些都是在未来有投资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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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城市发展新动能。我们的城市也在发生转换,我们城镇化的速率正在从高速转向中速。2022年城市化率只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这个是非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正在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质量提升为主;从吸引外来转移人口为主转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从大规模开发为主转向开发与更新并重;从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为主,转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这些我觉得也会为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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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绿色转型的新动能。我们去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达到13.22亿千瓦,超过煤电的装机了,新能源装机占全球1/3以上。我们的风电、光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都是世界第一的,所以新能源投资中国也是第一大国,也是主要的设备的供应国。去年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我们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续八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有望超过9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超过30%,我觉得这些都表明了这些动能正在迅速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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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样,我觉得今年要达到5%的增长,光凭市场的内生力量也是很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的政策,来巩固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在政策层面,我觉得现在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应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当前社会投融资活动不活跃,企业和机构避险的情绪上升,资本市场的活跃度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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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中央财政是有空间的,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比较低,杠杆率是主要经济体当中最低的,所以增加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应该是有空间的,增加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也是有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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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政府的信用来为经济注入原生动力,我觉得应该安排适度规模的赤字并发行一定规模的长期国债。这种筹措的资金除了投向跨区域的重点工程和三大工程以外,我觉得更多应该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来激活企业和居民的信心。

第二,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我们现在货币应该说总体是宽松的,但投融资不活跃,直接融资占比在下降,间接融资占比在提高,而且资金更多地向大银行集聚。从11月份来看,M2及社融和M1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表明资金的活跃度在降低。资金供应量还是充裕的,但是中小企业流动性仍然偏紧,可能信贷资金更多地在向优质大企业在集聚,所以形成了所谓的惰性资金,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就是盘活存量贷款,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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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银行体系贷款余额超过200万亿,社融超过300万亿,每年新增差不多20万亿,社融是30多万亿。所以怎么来提高存量贷款的使用效率,还要适度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当然,这个就受到我们跟美元的利差的制约,当然也受到银行的净息差的制约。但是有没有空间,我觉得还是有空间,随着美元利率的反向调整,我觉得这个空间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的名义利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是考虑到价格的因素,实际利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第三个,供给端就是怎么以科技创新来推动产业创新,主要是要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来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包括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特别是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延伸。信贷融资怎么支持科技创新,需要探索新的模式,怎么用股权投资的方式来支持科技科创,还要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创投、天使投资基金,满足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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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个是牛鼻子。因为房地产对居民财富、消费、市场预期都有重要影响,它是稳需求的一个牛鼻子,所以在供给端进一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在需求端研究鼓励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政策举措,我觉得还需要深化研究来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当然房地产也在从旧的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型,模式转型过程怎么有效的衔接,你比如现在保障房建设怎么和存量房的处置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我去了一些地方,保障房还在新建,你能不能跟存量房能够更好的结合?政府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基金来按市场价收购法拍房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我们过去这方面是有缺口的,是有欠账的,能不能收购存量房,然后来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来弥补过去保障房的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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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有序化解地方债务,有些现在已经在做,主要是债务置换,但是只能时间换空间解决短期的问题,那么更长期来说涉及到这个地方的投融资模式,地方的财税体制,怎么样城投平台公司的整合、改革与转型,我觉得未来任务也是很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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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怎么处置,最后都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说要夯实银行体系的资本储备,建立风险隔离和缓冲机制,避免风险的传导和扩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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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政策,我觉得整个政策发力还要和改革加力结合起来。政策需要加大力度,但是我们怎么样通过改革来激活发展的动力,通过改革来开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周期,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期待的,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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