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网络上，如果有人称你为“义和团”，你会有怎样的反应？
或者我们换个问题，你会不会称别人为“义和团”？在你心里，“义和团”又代表了什么形象？
曾几何时，对义和团的定义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可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历史事实不断被披露，坊间对义和团的风评却直线走低，在大部分的语境中，把一个人称为“义和团”，都是形容他愚昧无知和排外暴戾的贬义。
为什么一场群众自发兴起的爱国运动，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场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呢？
起源
关于义和团起源，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晚清官僚出身的音律学家劳乃宣所说的“白莲教说”。
劳乃宣是晚清著名的保守派官员，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中，根据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嘉庆皇帝平乱的上谕，和嘉庆二十年（1815）那彦成的一封平乱奏折，推测出义和拳是“造反专业户”白莲教的分支。
这两份资料虽然时隔数年，内容都是说鲁西、豫东、苏北一带，有白莲教的党徒聚众闹事，扰乱地方的事情。
前者是嘉庆皇帝发上谕要求地方严查，后者是那彦成汇报严查之后的成果。两份资料里的确都出现了“义和拳”的名号，而且那彦成还很明白的指出，“义和拳”是白莲教分支“八卦教”之下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门下的小分支。
在劳乃宣看来，义和团发源的区域是在山东，嘉庆皇帝和那彦成的奏对中有出现了“义和拳”的名号，那么义和团是白莲教分支，无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第二种说法，是近代史专家戴玄之先生的“民间自发聚集说”。
戴玄之比劳乃宣年轻几十岁，出生时清朝已经灭亡十来年了。他在《义和团研究》中，明确表示劳乃宣在的“白莲教分支说”不靠谱。
因为劳乃宣1899年正担任着直隶吴桥县令，《义和团教门源流考》是劳氏所做的“报告文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义和团从山东进入他的辖区，所以干脆污蔑义和团是造反的白莲教，为自己镇压义和团提供理论支持。
戴玄之为了弄清楚义和团的起源，查阅了山东各县的县志，最终在《冠县县志》中，发现线索。
根据《冠县县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国的一个郎姓神父，到冠县的梨园屯传教，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吸引了不少教众。
梨园屯地处直隶与山东的交界处，民风彪悍管理混乱。这个郎神父拆毁玉皇庙改建教堂，引发了村民聚集反抗，最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的时候，梨园屯村有个教民分地的时候，分到了三亩玉皇庙的地皮。光绪年间这个教民不知道怎么想的，转手把这三亩地送给了传教士梁司铎。
这个传教士梁司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竟然仗着这三亩地在手，直接拆了玉皇庙改建十几间教堂。
玉皇大帝作为大陆民间信仰的至高神之一（实际存疑），别说晚清那会儿，就是现在也农村也会引发不小的争议。
当地村民为了表达不满，推举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德胜联合具名上告，要求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
晚清时期的地方朝廷，对洋人的畏惧几乎不亚于害怕上级，村民们告状，哪里能得到公平处理？
王世昌、阎德胜一路上告到府、道、院，结果不但没能要回来玉皇庙，还把地皮全给弄丢了。
当地人见告状这条路走不通，一怒之下，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个人聚集在一起，号称“十八魁”，带领当地乡民强行拆毁了教堂。
光搞破坏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神父又拆掉了玉皇庙，重建教堂，乡民不服，再次打官司要求拆除。
此后的几十年间，这块地皮上到底是建玉皇庙还是建教堂，成了当地官府头疼不已的问题。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天，当地团练组织梅花拳队，在与传教士谈判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教士一方关门之后，试图用火枪击退梅花拳队众人。梅花拳队众人被枪打之后，用扔石块和火把向传教士还击。
双方武器装备差距这么大，冲突的结果可想而知。
腐败无能的清廷官府不管，梅花拳队一怒之下请道士魏合意到玉皇庙主持大局，并且把民团的器械都搬到了玉皇庙，跟教士教民展开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出现了多人死伤。
官府收到消息之后，不但派兵弹压了梅花拳队一方，还把玉皇庙又断给了传教士。
这种明显偏袒洋人的做法，肯定不能服众。
附近各个地方的民团、拳民纷纷声援梅花拳队，并推举直隶威县沙柳寨拳民赵洛珠（又名赵三多）为首，四处袭击教堂，杀害教民。
地方官为了不让形势进一步恶化，就召集各地民团，劝令他们解散民团拳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梅花拳队为了避讳官府，把民团和拳队合二为一改名为“义和团”。
早期的义和团，基本以咸丰时朝廷下令地方组建的团练组织为主，成立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跟教士教民对抗，自保的成分明显大于扩张，活动区域仅限山东冠县一代。
那么义和团是怎么蔓延开来，最终形成席卷多省的运动的呢？
发展
义和团从成立开始，就很不讨很多地方官员喜欢，屡次被地方上派兵弹压。
不喜欢归不喜欢，当时清廷的情况却非常危险。鸦片战争之后，不可一世的清廷一败再败，甲午战争败于邻近的小国日本之后，更是体面全无，几乎成了案板上任人宰割的肥肉。
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德国人以传教士被杀为由，派兵强占胶州湾；俄国人以传教士被杀为由，派兵强占旅顺、大连；英国人占威海卫；法国人占广州湾……
洋人不但强占领土，还掠夺铁路权、开矿权等经济权益，国内反洋的呼声愈演愈烈。
在这段时间里，大街上甚至动辄出现这样的招贴告白：“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
你看，连比“不转不是中国人”还恶毒的“不转男盗女娼”都出来了，可见当时的民间对洋人的仇恨有多深。
老百姓不管多么恨洋人，实事求是的讲，都没有多大作用，在晚清统治者们眼里，老百姓的话，不好使。
义和团在山东被袁氏设计弹压之后，流亡河北、天津等地，一路仍是袭击教士教民，坚持排外。
这时候的义和团缺乏统一管理，任何人只要头包一块红布，都可以自称是“义和团”。各地的流氓土匪趁机混入其中，随意污蔑人是洋教或毛子，便光明正大地杀人放火，劫掠妇女。
走出山东，就是义和团变质的开始，他们不再是以地方团练兵丁为主的乡民，变成了混合乞丐、流氓、甚至人贩子的巨量乌合之众。
这些人把洋人称之为大毛子，教民称之为二毛子，跟洋人或教民有间接关系的为三毛子，一直排到沾洋就算的十毛子。
客观的讲，当时洋人进入国内已经几十年了，老百姓的生活想要不跟洋人洋货有一点关联，几乎毫无可能，就算自己不跟洋人发生关联，家人朋友也避免不了。
所以“十毛子论”一出，这些人几乎想杀谁就杀谁，想抢谁就抢谁。
据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当时的匪徒冲去人家劫掠杀人之后，把尸体扔到路边，谁敢收尸，就以毛子诬陷杀之，以至于被他们所杀的人，最后尸体竟然被猪狗之类啃食，都没人敢阻止。
杀人的手段也极为残忍——活埋、肢解、油炸、烧磨等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一群人挖坑，把女性倒栽埋进坑里，扒掉下衣点蜡烛插入下体，围观取乐的禽兽行为。
很多禽兽行径连义和团成员本身都看不下去，屡次爆发真团和假团的争斗。可由于缺乏统一管理调度，这些争斗并没能起到良好作用。
真正让义和团崛起的，是百日维新的失败。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慈禧太后对通晓洋务的大臣都不再信重，重用徐桐、刚毅等顽固派守旧大臣。这种调动造成了清廷中枢的认知，达到堪称“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大倒退。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洋人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又庇护外逃的维新党人，让慈禧太后对他们极为不满。为了制衡洋人，慈禧一直都对义和团态度暧昧，嘴上说着弹压，暗地里却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对抗洋人。
尽管一些人坚持认为，慈禧太后一开始就知道义和团不可信，只是想利用他们。但实际上，慈禧相信义和团真可以“神兵附体”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慈禧本人虽然精于宫斗权谋，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认知，几乎是一片空白。她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迷信的老太太，再加上常年居住在深宫之中，对当时世界的认知，不会比一个宫外的民妇高到哪里去。
庚子年四月，义和团初入京城，慈禧派出了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明为晓谕解散，实际上却是探查义和团的“神兵附体”是不是真可信。
刚毅极力鼓吹义和团的“神兵附体”，赵舒翘是个滑头，慈禧问他义和团的“神兵附体”怎么样时，他故意不正面回答，只说“神兵附体”时义和团成员眼睛怎样，鼻子怎样，手脚怎样，就是不说可信度如何。
慈禧几次召开御前会议，徐桐等人又宣扬“神兵”克“洋鬼”的“理论依据”，让慈禧有了和洋人放手一搏的底气。
不过当时礼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学士联元、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力主不能同时对全部洋人用兵，痛陈“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
即使慈禧太后态度强硬地要跟洋人开战，他们也只主张对一国开战，绝不能对全部洋人开战。
这些大臣说的是摆到脸上的基本道理，但凡有点脑子，想必都能听明白，所以慈禧太后还有一些犹豫。
后来端王载漪为了让慈禧下定决心与洋人绝交，废掉光绪，立他的儿子溥儁为皇帝，竟然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主要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
说是四条，为什么只有三条呢？
因为第四条是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自己一边养老去！这一条没有当庭提出来，载漪私下向慈禧太后奏陈的。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前三条可能都还能商量余地，第四条却跟要她老命没区别了！
于是，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下诏，向“彼等洋人”宣战，而义和团的活动也达到高潮。
覆灭
慈禧向“彼等洋人”宣战之后，各地义和团与清军一起抗敌。
实事求是的讲，义和团本来也只是一些团练乡民，根本没有多少军事实力，扩张到京津冀一带之后，成员愈来愈多，更是龙蛇混杂，根本就谈不上多大战斗力。
虽然他们在廊坊一带跟洋兵殊死斗争过，但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的差距，毕竟不是一腔孤勇可以弥补的。再加上清军有意利用义和团，往往不给任何装备，就驱赶他们到前方当炮灰。义和团经历几次惨烈的伤亡之后，很快就跟清军离心离德了。
那些混入义和团的匪徒败类，不但不帮助清军抗敌，反而趁机烧杀劫掠制造事端。爱国将领聂士成的家属，就是被这些匪徒败类虐杀的。
慈禧太后看到义和团久攻使馆教堂不下之后，也开始对义和团的能力产生怀疑，态度也随之转变。
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时，慈禧还希望能够鼓动义和团打退洋人一阵，然后再跟洋人议和。没想到守旧派连败数阵，义和团溃散逃离京师之后，慈禧一路只得仓皇西逃。
慈禧西逃之后，为了推脱责任，讨洋人欢心，对义和团的态度瞬时大变。
起初慈禧支持义和团时说：“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
狼狈出逃之后，慈禧改口了：“此次祸端，肇自拳匪，非从严剿办，不足以惩凶顽”，“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昔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
用的着的时候是“义勇”，用不上了就翻脸称“拳匪”，把祸国殃民的黑锅，朝着义和团劈头盖脸的一通乱扣。
何止是无耻，简直是无耻。
更令人不齿的是，清兵畏惧洋人如虎，但慈禧太后一声令下痛剿义和团时，立刻生龙活虎了起来，不但四处搜捕杀戮各地拳民，还把拳民首领的首级砍下来，挂在路口向八国联军献媚。
当时除了山东部分团民因为天下了雨，回到老家种地之外，直隶许多地方的团民都还在跟八国联军斗争，他们万万没想到等着他们的，会是清军的屠刀……
从慈禧太后西逃，到《辛丑条约》签订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清政府联合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进行了残忍地镇压，许多人放下武器之后仍被他们追杀，轰轰闹闹的义和团运动至此灰飞烟灭。
结语
义和团的矛盾在于，教科书上对他们的“爱国”的定义是对的。一群连自身衣食都没有着落的农民，自带干粮抗击洋人的进逼，打击洋人的嚣张气焰。这种行为都不能算爱国主义精神的话，那还有什么能算爱国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义和团杀伤洋人太少，残害无辜教民、良民太多，造成的破坏大于成就，却也是无法否认的。
他们始于高尚，成于勇武，却败于愚昧和残忍。
如今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会看那段历史，义和团的暴戾和排外背后，是浓烈到令人窒息的悲哀。
他们本来大多都是只想过好日子的农民，为了基本的权益凝聚在一起。
列强欺压他们，打压他们；腐朽无能的清廷煽动他们，利用他们，最后毫无廉耻地背叛出卖他们……
杜月笙曾有一个著名的“夜壶论”：老蒋急的时候拿他来用一下，用完就嫌他脏，把他踢到床底下。杜月笙因此觉得气愤，觉得委屈。可义和团之于慈禧，甚至连夜壶都不如。
说义和团是“义勇”，要加恩的，是她；说义和团是“拳匪”，请洋人“助剿”杀光杀净的，也是她。
可怜无数团民自备粮食远赴他乡为朝廷抗敌，被当成炮灰死在洋枪之下也就罢了，死后还落一个“拳匪”的骂名……
环顾古往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