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高举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崇高愿景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动人诺言，然而其实际所为却与这理想世界大相径庭。在曾国荃指挥的湘军铁桶般的围困之下，身心疲惫的洪秀全终究未能摆脱现实的困境，在忧虑与绝望交织中离世，走向他所描绘的那个虚幻天国。
早在挥师湖南长沙的征途中，他便已按捺不住称王称霸的欲望，迅速命人铸就玉玺，并欣然接受“万岁”的尊号，同时册封其妻为“娘娘”，这些举措已然显露出权力欲望的膨胀。而在永安驻扎安定之后，一套详尽而森严的规章制度应运而生，诸如《太平军目》、《太平条规》以及《太平礼制》等纲纪法典纷纷出炉。尤其是那部《太平礼制》，以繁复的礼仪规定将天王至普通士兵划分出森严的等级秩序，甚至对诸王、丞相乃至检点的子女亲属在称呼上都做了细致区分：丞相之子被尊称为“丞公子”，女儿则冠以“丞玉”之称；检点的后代相应地被称为“检公子”和“检玉”，并且还要按照官员品阶来决定如何恰当地使用这些尊称。不仅如此，从居住条件到车马待遇，再到服饰仪仗，无不依据官职大小设置了严格的差异标准。
这样一个严密且典型的封建等级制度，与洪秀全口中所倡导的“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尽姐妹”的平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对这种美好理想的无情嘲讽。他的实践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即便是在追求社会变革的农民起义之中，领导者也无法彻底挣脱旧有体制的束缚，反而在建立新秩序时悄然复制了曾经试图推翻的封建特权结构。
公元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浩大声势中步入了南京城门。伴随着开道的吆喝声渐落，全城百姓纷纷跪地，屏息静待这位天王教主的莅临。十六名身着黄马褂、头戴黄帽的壮硕轿夫，肩抬一顶华丽无比的金色大轿，前有几十对鼓乐队奏响激昂乐章，上百面旗帜猎猎翻飞，引领着队伍前进；后有一万多名威武护卫紧随其后，手握长矛，气势如虹。洪秀全端坐于龙袍加身的大轿之内，足蹬龙靴，威严庄重，犹如真龙现世。
甫入南京，洪秀全便急不可待地展开大规模建设，着手打造那座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天王府邸。每日动用万余民工昼夜赶工，这座王府以原两江总督府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四周环绕着高达三丈的黄色宫墙，外设宽深各二丈的御沟，并架设精美的五龙桥供行人进出。金碧辉煌的天王府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尊贵的“金龙殿”，外层则称为“太阳城”。宫殿内部还构建了东花园、西花园以及后林苑，其中湖泊之上置有石舫，湖畔矗立着巍峨的五层高楼，登楼可远眺四方。据历史记载，这宫殿内的装饰极尽奢华之能事，雕刻繁复精致，饰以黄金并绘以五彩斑斓的图案，朱漆蟠龙盘绕庭柱，屋顶鸱吻镀金闪烁，门窗以绸缎裱糊，墙壁泥金彩画，地面铺设珍贵大理石。宫门口悬挂一副黄绢巨幅对联，上联书曰：“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下联写到：“予一人，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宫门外，则是洪秀全亲笔书写的一纸布告，警示大小臣工：至此必须止步，唯有持有诏令方可入内，否则将面临严厉惩罚。参与建造的工人，多为征召而来的未随军妇女和老人，技艺精湛的工匠则是按照天王诏令从安徽、湖北等地招募而来，且均为无偿劳动。
为了满足洪秀全的日常起居与生活需求，天王府内官员及各类服务人员多达一千六百多人。尽管洪秀全在民间推行一夫一妻制度，但自己却享有特权，后宫拥有上千名宫女，正式的妻子就达108位之多。自从金田起义起，他的女人数量就不断增加，在永安时期已达到36人。他还给后妃们制定了一系列奇特而严苛的规矩，比如禁止女子抬头直视他，有诗曰：“起眼看主逆天行，哪怕半点罪滔天。仅许瞧见肩膀处，胸前以下更勿观。”洪秀全头戴八斤纯金打造的王冠，颈佩同样重达八斤的金项链，身穿绣满金龙的锦袍，出行时由美女牵引镶金华车，所使用的生活器具大多皆为黄金制作。
洪秀全用餐之时，更是场面宏大，鼓乐喧天、钹锣齐鸣直至餐毕。当享受到如此豪华的生活之后，他几乎再未迈出过皇宫一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京诸王及其他豪贵们竞相效仿，争奇斗富，排场愈演愈烈。从最基层管辖25人的“两司马”开始，官职越高，舆马规格越显赫。例如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乘坐的是由48人扛抬的豪华大黄轿，夏季甚至备有注水养金鱼的玻璃水轿，出行时前后仪仗绵延数里，犹如盛大的节日游行。
令人深感惋惜的是，洪秀全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文化破坏者的角色。一个民族的延续与进步，往往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试图毁灭文化的人，在世间可被视为罪行最大的恶徒。洪秀全，这个屡试不第、心怀怨愤的老秀才，对科举制度有着刻骨的仇恨，而这份恨意蔓延至整个儒家文明。他决心摒弃华夏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教化，力推独尊“天父天兄”之道——即所谓的“洪术”。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孔子被贬称为“妖”，孔孟之书被称为“妖书”，并以疾风骤雨般的激进手段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官方明令规定：“凡持有或诵读儒家经典者，一律处斩；凡发现私藏‘妖书’者，一经搜出，立即斩首。”军队内部更是严禁研读《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甚至幼天王的教育也受到严格控制，只准阅读天国钦定书籍，严禁接触儒家著作。
洪秀全亲自监督审查起事以来的所有文件，一旦发现引用《四书》《五经》或其他古籍内容，全部删削干净。例如，《原道醒世训》中引用《易经》的一百三十四字，也被尽数删除。他还专门设立了删书衙门来执行这一政策。与此同时，各种歌功颂德洪秀全的小册子大量涌现，将他塑造成“真命天子”、“圣天子”和“万国独一真主”。
南京城内，太平军更是在孔子庙前举行亵渎性的杀牛屠狗仪式，以示对孔孟之道的极端排斥，这种排儒行为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是士人公认的“至圣先师”，《四书》《五经》更是读书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阶梯，因此，太平天国的“反孔”、“焚书”举措自然招致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与抵制。
正如李秀成在被捕后反思所言，“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正是用人失当导致了败局。“存亡兴衰之际，重用人才则国家兴盛，忽视人才则必然走向灭亡。”在中国古代社会，神祇崇拜深入人心，各行各业皆有各自的守护神灵，孔子、孟子、关公、岳飞等人更是全民共敬的偶像。太平天国却唯独尊崇上帝，废弃其他一切神像偶像。在其势力范围内，湖南遇神必毁，湖北逢庙便烧，安徽勒令焚烧神像，江苏、江西、浙江乃至山东等地寺庙神殿尽遭铲除或焚毁。如此一来，不仅触怒了知识阶层，也深深冒犯了广大民众的信仰情感，实可谓众叛亲离，万人唾弃。
回顾历史，不禁让人扼腕叹息。洪秀全的行为操守与其曾经享有的赞誉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腐败、极端以及欺骗之举，使其无法承载那份时代的光环。他在临终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诏旨，声称要上天堂请领天兵保卫天京，这无疑是一场最后的骗局。洪秀全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自身，是他亲手种下了覆灭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