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先了解一下战场的背景，这里不涉及胜败 （3）
美第8集团军开始后撤。
美第10集团军在“B-29”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撤退。十万零五百人的部队，一千七百多辆车辆和三十五万吨各类物资，在仅仅十二天中，随海军从海路撤退，这是“联合国军”一次最艰难而悲壮的撤退。
第三次战役，一九五O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对预先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除夕之夜发起的进攻达到了战役的突然性。第三次战役共歼敌一万九千余人，美，李军队被区至三七线附近，并重新占领南朝鲜“首都”汉城。
第四次战役，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这次战役自横城反击作战开始，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为前三次战役歼敌人数的总和。同时，此次战役为掩护“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的迅速集结，赢得了八十五天的时间，为一心等待和准备的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第180师匆匆进入朝鲜本土之后，师作战科的三部电台不分昼夜地与军、兵团、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保持联络。这是一个立体的指挥程序。入朝时刚刚由团作战股长提拔的师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二十二岁，瘦削，精干，双眉略略呈下挂的“八”字型。
半年前，是他奉命带领一辆军用卡车突破沿途闹事土匪的层层封锁，去军部装回半卡车十万分之一的朝鲜作战地图，从而拉开了正在四川腹地执行剿匪任务的第180师出国抗美援朝的序幕。厄运和使命同时开始了。一九五O年十月十九日，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的主力，分三路由安东、长甸河口、集安过江，秘密开赴朝鲜时，四川省成都市的上空，降落了一架专机。
当时，驻在成都的第180师540团卫生队长赵年智和一帮卫生队的卫生员瞅着飞机说：“怕有大事了”，巧的是偏偏被这帮小鬼说准，据说飞机接去了当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此时的第180师官兵正处于和平形势下的“忙碌”，除部分地区仍在进行的剿匪任务外，大多数连、排干部忙找对象，老兵关心复员回乡。
不久，第180师师长郑其贵上任，据说，他上任时有顾虑，他原先并不是军事干部;
第180师没有政委，军里决定由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兼代。吴成德表示能力不够，军里热情地鼓励他“走群众路线”;
第538团政委赵佐响上任了。南下作战时，他是第60军直属队的政工科长。四川刚解放，他调任军随营学校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前，为进军西藏修机场，他又调任机场警卫团当政委。第180师出发抗美援朝的前一周，他接到了这一新的调令；
一批战斗英雄和骨干刚刚在军事院校的硬板凳上坐定，就接令中断学习、赴朝参战；
第540团卫生队长赵年智奉命去第538团卫生队任队长。上任后，第一个任务是必须保证第538团全体官兵在开赴朝鲜集结待命的途中，在部队大运动量临战训练的前提下，每个人要结结实实长出五斤肉。“是！”赵年智欣然从命。这个来自河南孟县、祖祖辈辈当长工的后代，十七岁参加抗日武装，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他亲自翻仓库，将生虫、发霉的小米配上山东的火枣、黄豆，煮成富有营养的混合饭。每个连都修了一个热水澡池，由担架队负责烧澡水，让战士们每天泡个热水澡。他还鼓动拥军的大娘、大嫂送尿壶到营房，以免光身睡觉的小伙子半夜出门去厕所受凉感冒。到赴朝开拔时，第538团官兵平均每人长了三斤肉。
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应该先了解一下战场的背景，这里不涉及胜败（4）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正，赵年智牵着马，随同第538团卫生队的全体队员，骡马辎重，通过鸭绿江桥。在江桥的中点，赵年智心情有些异样，他从兜里摸出一只熟鸡蛋，塞进口中，匆匆告别了祖国。
“匆匆”，已经形成了第五次战役潜在的却又充满诱惑力的节奏和规律。
这是一次力图“改变朝鲜战局关键而重要的一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到第五次战役中的兵力是“空前雄厚”的，即以第3、第9、第19三个兵团全部，及第39、第40两个军，和人民军第1、第3、第5军团共四十一个师的兵力，打算歼灭自二月中旬横城以北反击战之后，于三月七日开始全线向北推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的美第3、第24、第25师，英第27、第29旅，土耳其旅以及南朝鲜军队的两个师为宏大目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O年十月二日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两个问题：
一、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战场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是有效地歼灭美第8军（美国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
二、美国和中国宣战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电文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示了他的优虑：
“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人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这份电报反映了年轻的共和国以及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本人渴望尽快解决朝鲜战事的愿望。
根据这份电报的指示，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上的二十四个志愿军师开始集结，作为即将入朝参战的“第二番”及“第三番”部队，数十万大军迅速北上。
毛泽东对于“中美宣战”的担忧后来并没有发生。麦克阿瑟在第180师奔赴集结地的途中被撤职。这位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所竭力渴望在朝鲜战争中实现的使命及宏图也被“束之高阁”，——十二月三日，麦克阿瑟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报复中国的四项措施：一、封锁中国海岸；二、轰炸中国本土内的军工产业及设施；三、派蒋介石的军队到朝鲜作战；四、派蒋介石的军队对中国本土进行牵制性进攻。
杜鲁门总统否定了麦克阿瑟开辟远东第二战场从而“与赤色共产主义决一死战”的企图，然而，形势对于刚刚诞生仅一年的共和国依然是严峻的。正如毛泽东在那份电报中指出：
（如果）“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匆匆的节奏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心理背景之上。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彭德怀司令员由朝鲜前线启程回国，到京后，立即去西山见毛泽东主席。经过前几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很大，急需休整补充，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等必需物资也十分缺乏。彭德怀认为这是关系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重大问题，必须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见到毛泽东后，他就朝鲜战场当前的敌我态势和装备情况，特别是志愿军后方供应情况，阐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毛泽东当即指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