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集解》
“近思”一词来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无邪”……
春秋战国是一个思的时代，独立思考盛行，出现了一批中国最伟大的思哲。哲学家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小了，太狭隘了。那种思不是西方的思辨，而是诗思。他们是用汉语这种诗性语言完成的思。的确也为世界文明奠定了一个方向，一种亘古不息的思路，一种存在方式。
中国历史最辉煌（辉煌，我不在胜利、成功之类的含义上用这个词，而在对生命的解放的程度上用这个词）的时代都是思的时代。春秋（孔老庄墨荀公孙龙），汉（董仲舒、扬雄），魏晋南北朝（刘勰、《世说新语》那些人），唐（韩愈、柳宗元），宋（理学就是一场伟大的思），明（王阳明及其弟子），“五四”等等。
孔子沉思了殷周，他的结论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近思录》是朱熹、吕祖谦对宋代四位思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编选，“时则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四先生之书，条分类别，凡十四卷，名曰近思录”。《近思录集解》则是“采（叶采）年在志学，受读是书，字求其训，句探其旨，研思积久，因成《集解》。”叶采“切问近思”，阐微发隐，也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宋之所以是那样一个时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思的结果。
“五四”是一场语言革命。胡适思考了汉语：《文学改良刍议》。“必也正名乎”，他继续的其实是孔子之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清以降，中国之思停滞，八股文令汉语愈来愈僵硬、名不副实，阳奉阴违，巧言令色鲜矣仁。“五四”是一场对汉语的解放、激活。但是这场思并未深入，战争中断了思。“五四”想到了中国传统的负面，对其合法性则思之不多。
标准答案式的应试教育则难言为思。宋代的科举不像晚清那么腐朽，它是鼓励思的。策论，不思如何敢策？
“感而遂通。”（《易经》）“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程颢）中国有悠久的感性传统，但只是感性，不思，必然浅尝辄止。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它的小字部分，这是朱熹们言论的地方（引文、补充、强调、引申、定位、解构）。
大字：“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字：“理即是义，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为义。”（叶采解）朱子曰：“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则在心也。非程子一语，则后人未免有义外之见。”
“尝闻朱子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熹、吕祖谦也是一阶梯，叶采又是一阶梯。西学东渐后，当代之思，也应该是一个阶梯，不是颠覆、遗忘，而是回忆，沉思。《近思录》有些地方，我是看出了海德格尔的意思。比如朱熹说，诚，无为。这个诚很像是海德格尔讲的“存在”。
《论语》
在中国，古往今来，《论语》都是畅销书。但它也一度是禁书，在我少年时期，这本书是不存在的。（那些继续“反传统”的人们故意忘记这一点。）
图为孔子塑像。 （ICphoto/图）
《论语》是讲如何做人、如何在世、如何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书。《论语》可以说是对语言的讨论，这个“语言”不是语法、修辞，而是“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是一种关系，或者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圣经》也一样，教你如何在世，如何准备着弃世，去往天堂。《圣经》是圣人、先知的指示，不容置疑。《论语》是一位老师和学生的讨论、思索、思路、在路上，“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讨论惊世骇俗，圣人不是少数几个，得道成圣这条路对每个人敞开。
《论语》是在场的，而不是高阁的，一旦束之高阁，《论语》就死。
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书都不教你如何做人。励志、战斗、竞争、算计、考试、求职、积极进取、上进、唯我独尊，推销各种各样如何成功的书浩如烟海，很少有书教你做人的基本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现在社会，为了利用，匿怨而友，何其普遍！
读书其实从哪本书开始都可以。但是，要思。读书就是去思，读书是学习，思考。“学而不思则罔”。《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不是告诉我们必须如何如何，孔子的语气永远是：我是这么做的，这么思考的，你看着办吧。《论语》不辩论，不结论，不指示，不居高临下、“比你较为神圣”地“启蒙”。《论语》是讨论、陈述，是对思的启发，对经验的唤醒。思，温故知新。读《论语》要思，要体会。真理在思的过程中敞开，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挖矿，忽然，蹦出一颗宝石。
正是那种谦卑低调的语感，经验之思、之谈，令《论语》成为一部伟大的指示，千百年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道一以贯之”“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圣经》也有这些意思。现在有一种世俗化的后现代氛围，解构，调侃，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玩世不恭，“我是流氓我怕谁”已成为日常风气，甚至习俗，“新就是好”，蔑视传统、经验已经成为地方性的小常识。《论语》失位已经一个世纪，它本来是汉语的最高之书，现在随便就可以调侃、否定、不敬。孔老二、丧家犬，从一个教授的嘴里说出来，咯噔都不会打一下。从前，文章里提到孔子，似乎还要像信众提到耶稣那样画个十字，即刻“正色道”。耶稣释氏从来没有被这样不敬过，否定耶稣释氏大有人在，但是不会轻浮地调侃。就是批判，也是基于敬畏（比如尼采）。
《论语》在中国文明中，曾经像《圣经》一样有着崇高地位：“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了。《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遗书》卷十八）这种崇高地位也令《论语》成为令人窒息的教条。所以鲁迅激愤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个世纪过去，在读书上，“拿来主义”已经相当媚俗，看看中国的书架就知道。窃以为，“温故知新”，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回到希腊去找思想资源，越来越显得先锋起来了。
读《论语》并非复古。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中庸第二十八章》）“他所宣教的，并非模仿古代，而是再度实践‘永恒的理想’。他研究古代，只是因为永恒的观念在古代明显可辨。孔子身处于一个黑暗时代，他矢志要使这些永恒观念重新展示光辉。他率先要做的，是自己身体力行。相信永恒的终极真理，将使我们接续传统，其中孕育着能动性，始终向前推进，不会终止。这不仅不是守旧，反而正是创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伟大哲学家指出：在永恒真理的基源上，新事物与传统并行不悖，进而成为吾人存在之实体。这种看似保守的生命形态，借由开放的自由心灵，始终健动不已，持续发展。”雅斯贝尔斯说。
可以读《论语》了，这是一部“黑暗”之书。
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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