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石之学，汉魏发其端绪，宋、清两朝为盛，于清季称最。宋至清代，金石著述的纂辑方式、地位、功用发生了诸多变化。
从金石著述的纂辑方式看，其资料来源，宋代金石学者以一己之力搜访纂辑为主，而清代金石学家则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纂辑依据方面，欧阳修纂辑《集古录》时并无金石名录可依，而清代金石著述则可依先例、按图索骥。
从金石著述的地位看，“专录一地”的金石录，其先附属于方志之中，而清代的金石录则常常从方志中独立而出，成为金石专书。
从金石著述的功用看，金石文字之功用，在于研经证史；至清代，金石文字于书法艺术评赏的价值备受关注。宋、清两朝金石著述的纂辑方式、地位、功用之演进，反映出金石学成熟的历程。
来源的演进—从“单一”到“多渠道
金石之学，汉魏发其端绪。《史记·封禅书》载：“少君见上（武帝），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
可见在汉代，金石器物已进入帝王将相的视野。魏晋、六朝、隋唐间，关注金石遗文的学者，代不乏人。
洎至宋朝，金石出土愈多，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诸士大夫筚路蓝缕，著《集古录》《金石录》《舆地胜记》等金石专书，倡为斯学。元、明承极盛之余，难乎为继。
清季，随着金石考据的兴起，出土之金石器物，数量倍增于前朝，金石著述之宏富，穷一时之盛，超宋人远甚。如果说元、明两朝是金石学发展的低谷期，那么宋、清两朝则可谓是金石学的两大高峰。
于此探寻两朝金石著述的纂辑方式、地位、功用之演进，庶几有裨于明辨金石学嬗递演变之源流。
文人士夫既钟情于斯，则搜罗网至常不遗余力。两宋时期的金石学者对金石资料的搜集，起初多凭一己之力。赵明诚、李清照所著之《金石录》，是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集录考订传世钟鼎碑版铭文的金石学专著。
据李清照《后序》所载，《金石录》一书，既经多年的集腋成裘，亦多为一己之力的集大成之作。赵氏以微薄的俸禄，购求价格不菲之古玩奇器，其拳拳痴迷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有宋一朝，金石出土之数量，比之往昔，自然不可谓不多。然而，若较之清代，无疑差之远甚。
清初以来，随着金石考据风尚的日渐风靡，更多的士人学者参与到金石碑版搜访与研讨的队伍中来，出现了以幕僚为单位的大型搜访、编纂金石碑版文字活动，甚至还出现专门纂辑金石著述的政府机构——“三通馆”。
同时，随着金石家的广泛交游，友朋间书信往来，络绎不绝；谈金论石之文，尺牍连篇。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金石学者搜罗金石资料的方式，便不再局限于一己之力、一地之限，构筑起更为丰富、广阔的资料来源系统。
纂辑依据的演进—从“成书而录目”到“有目可依”
金石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备以金石碑刻名录，而后逐一搜访，著录其文，并附跋考证而汇成一书；
其二，撷取志传、金石著述之碑刻名录、撰者、刻手、立碑时间诸要素，别为一书，以存其大概。前者往往卷帙繁浩、考据精审；纂辑者或著录前人跋文，或缀以己见，或二者兼备，如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通常认为，《集古录目》是《集古录》编纂者欧阳修季子欧阳棐所作，此书即孙星衍所谓“因前人所录而存其目”者。
时下对与《集古录》相关之一系列问题，如《集古录》《集古录跋尾》《集古录目》三者的关系、《集古录》《集古录目》是否皆为欧阳修所撰等，虽未有确论，但在《集古录》与《集古录目》二者成书次序之关系问题上，却可以确定为“成书而录目”者。
《集古录目》即是在《集古录》基础上“撮其大要，别为目录”。换言之，《集古录目》的编集，必在《集古录》之后。
欧阳氏父子之所以有如此之举动，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集古录》卷帙浩繁、难以保存、不利流播；而体例简洁、言简意赅的《集古录目》，反而更容易避开兵燹等难以预测之祸——书之大略能长久流传，大抵不至枉费编集者之呕心沥血。
《集古录》作为中国金石著述之鼻祖，其在纂辑过程中自然缺乏先例可依。至清代，由于金石考据之风鼎盛，这正是孙星衍所谓“就所得打本为之考证”者，其纂辑之《寰宇访碑录》便是例证。
邵晋涵（1743—1796）曾借就职于“三通馆”、续修郑樵《金石略》一书之便，录副本赠予孙星衍。孙氏将邵氏所赠之书作为基本纲目，在此后搜访金石碑版的活动中“以目见手摸，为之增补”。
又得邢澍（1759—1819）之助——邢氏据其所藏，“补其不备，删其重复”，最终成就《寰宇访碑录》这部包举天下金石的大型金石专著。
孙星衍所谓“始于故学士邵君”，所指便是邵氏为此书纂辑提供了按图索骥的纲目。很难想象，若无邵晋涵所录副本，“九层之台”的《寰宇访碑录》，该于何处累土？
著述地位的演进—从“方志附属”到“金石专书”
金石著述之纂辑，就金石文字资料所囊括的范围而言，可分为“不限方域”与“专录一地”两种。
所谓“不限方域”，即包举天下各地之金石文字资料，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之类是也。“专录一地”者，就其所纂辑地域之大小，又有“一省”“一邑”之分。
“专录一地”的金石录，其先乃附属于方志之中，此后渐从方志中独立而出，别为金石录专书。大量的金石录专书从方志中独立出来，从外部看，是金石学发展至清代日渐昌盛之体现；从内部看，是金石著述纂辑日益成熟的必然结果。
著述功用的演进—从“研经证史”到“艺术评赏”
金石碑版文字最早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缘于其“抉剔史传”“补史之阙”“阐扬经典”之功能。赵明诚《金石录》自序曰：
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
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此言金石可订正史传之误。法式善也曾有过相关的论述，他在赵绍祖《金石文钞》序中称：“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最为著录家推重，然仅具其事而不载其文。洪适《隶释》、都穆《金薤琳琅》原文备载，可谓详明矣。
顾洪书因考隶而作，都书如以‘河南偃师’为‘河浦退师’、‘任城亢父’为‘俟成交父’，有识者讥之。盖世所重于金石文字者，非独以其有益于小学也，史家纪载所未及详，或其沿传闻之误者，博学之士每取资于金石，以为考正。
虽不必其果当，然其当者，往往有之。故余尝谓金石文字足以备读史者之採择，此其功较专论小学者为更大也。”除正史之误外，金石碑版文字亦能裨补史志之阙。
赵绍祖《金石文钞》自序云：史有略而独详，史有阙而可补，史有记载失实而可参考以传信者，莫金石若矣。顾独惜其散逸于山颠水涯、荒村邃谷、破冢颓垣之下而莫可收拾。
即幸而树之学宫、藏之梵宇、嵌之宫厅，可以搨而得者，而学士多喜为词章之学，朝夕吚唔，握三寸管，制艺八韵诗。方揣摩不暇，又孰肯审视其文于风霜剥蚀之馀，而探索之书史中哉？
经学研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正统而处于主导地位，清初中期以前的学者，大都推重以金石碑版文字研经证史。
有关金石碑版文字研经证史之功能的论述，可谓不胜枚举：金石文字之学，欧赵以来，至国朝而大盛。亭林、竹垞扬镳于前，嘉定青浦接响于后。考经订史，剖析六书，旁通二氏，美矣，富矣。
结语
朱士端、罗列更为详备。其言曰：“金石之功大矣！可以考经籍史传，可以溯古籀篆隶，可以识冠服器用，可以推年月支干，可以访山川地舆，可以稽礼仪兵制，可以存遗编剩稿，可以博佛书释典……。”
综观前人著述，世人对金石碑版文字研经证史之功能，一向深信不疑。
在陆增祥看来，提倡金石之艺术功用，而弃其研经证史之功能于不顾者，无疑是在避重就轻，弃难从易。当然，对于金石碑版文字在经史与艺术两方面功用的论争，亦不乏公允者。
参考文献
《金石文钞》
《金石录》
《集古录》